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神功元年（697），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叛唐，武后派建安王武攸宜率军征讨。陈子昂随军出征，在军幕任参谋。
从征契丹的情况很不好：他不但没有机会好好报效国家，而且受到降职处分。这一严重的打击使他丧尽了政治方面的任何信念。北征旋师的翌年，他即以父老解官回乡。那年是武后圣历元年（698）。再下一年（圣历二年），他父亲死了，他居丧悲伤得很厉害，身体更不好了，又受到地方酷吏的迫害，不久即冤死狱中。卢藏用《陈氏别传》记其事云：
及军罢（案指征契丹事），以父老，表乞罢职归侍。……钟文林府君忧……子昂性至孝，哀号柴毁，气息不逮。属本县令段简，贪暴残忍，闻其家有财，乃附会文法，将欲害之。子昂荒惧，使家人纳钱二十万。而简意未已，数舆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毁，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气力，恐不能全。因命蓍自筮，卦成，仰而号曰：“天命不？，吾其死矣。”于是遂绝，年四十二。
《新唐书》本传所记相同。于此，我们会发生疑问：一个县令如何能这样胁迫“带官取给而归”的中朝谏官呢？岑仲勉先生在《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辅仁学志》第十四卷第一二合期）一文中曾有如下的怀疑：
《陈氏别传》叙子昂之死，虽若甚详细，而疑问滋多。按《新书》二○九《来俊臣传》，“始王庆诜女适段简而美，俊臣矫诏强娶之。……妻亦惭，自杀。简有妾美，俊臣遣人示风旨，简惧，以妾归之。”则简直一无气骨人。以武后、周、来之淫威，子昂未之惧，何独畏夫县令段简，可疑一。子昂居朝，尝陷狱年馀（参罗谱），铁窗风味，固饱尝之，何竟对一县令而自馁若此，可疑二。子昂虽退居林下，犹是省官，唐人重内职，固足与县令对抗，何以急须纳贿，且贿纳廿万，数不为少，何以仍敢诛求无已，可疑三。
这看法是很合情理的。案唐沈亚之《上九江郑使君书》中有一段文字谈及子昂之死，极堪注意：
乔（知之）死于谗，陈死于枉，皆由武三思嫉怒于一时之情，致力？害。一则夺其妓妾以加憾；一则疑其摈排以为累，阴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于非命。
考《旧唐书？乔知之传》云：“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丽善歌舞，为武承嗣所夺。知之怨惜，因作《绿珠篇》以寄情，密送与婢。婢感愤自杀。承嗣大怒，因讽酷吏罗织诛之。”（《新唐书？武承嗣传》同）三思是承嗣的从弟，两人在武后朝同时把持政治大权，狼狈为奸。杀害乔知之一节，三思当预其谋。《旧唐书？武承嗣传》说：“承嗣尝讽则天革命，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承嗣从父弟三思，又盛赞其计。天下于今冤之。”可见两人的关系。
《新唐书？武三思传》说他“忌阻正人特甚。尝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唯与我者殆是哉。’……凡构大狱，污点善良，破坏其宗，天下为荡然”《旧唐书？武三思传》略同）。像子昂这样持身正直而坚决反对淫刑的人物，恐怕是早被武三思认作眼中钉的（前此子昂曾坐逆党下狱，可能即出于武三思这类人的陷害），只是到这时才有机会假手段简来致害罢了。承嗣、三思兄弟杀害乔知之和子昂，都假手于酷吏，这是他俩陷害人的一贯伎俩。
又考沈亚之尝为秘书省正字。而子昂在武后朝曾为麟台正字多年，麟台即秘书省，武后时改名。亚之既与子昂职务相同，对于前代同僚的事迹，自必较为熟悉，所言子昂冤死因由一节，必定是有所根据的。撰《陈氏别传》的卢藏用，《旧唐书》本传称他“及登朝，趑趄诡佞，专事权贵，奢靡淫纵，以此获讥于世”。子昂跟卢藏用是好友，我们推想卢藏用很可能知道子昂真正致死之因，只因他害怕权贵，所以没有将这段事情的真相写在《陈氏别传》里。
考明了子昂冤死的因由，我们对子昂的为人，可以获得进一步的了解。
195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