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学史上，民间文学有着辉煌灿烂的成就，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优秀的艺术成就，对各个时代的作家作品经常发生巨大的启发和滋养作用。尤其是民歌，影响更为显著，正像周扬同志所说：“民歌是文学的源头，它像深山的泉水一样静静地、无穷无尽地流着，赋予了各个时代的诗歌以新的生命，哺育了历代的杰出诗人。”（《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本文试从乐府民歌和作家作品的关系，来简单地谈谈这个问题。
在汉魏六朝时代，民间诗歌有非常突出的成绩。其中许多优秀作品，曾经被当时中央政府的乐府机关采集起来，配乐演唱，所以我们称之为乐府民歌。按照风格的不同，乐府民歌可以区分为汉代和南北朝两个时期。下面分别谈它们的特色和影响。
汉乐府民歌大抵保存在乐府“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和“鼓吹曲辞”中间。据《宋书？乐志》记载，这些歌辞都是“汉世街陌谣讴”。现存数量并不很多，不过五六十首，但内容却非常丰富广阔，有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和穷兵黩武的揭露和鞭挞，对封建家长的残暴自私的控诉，对无家可归的战士的关怀，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民的悲悯，对被压迫、被蹂躏的孤儿弃妇的同情，对坚贞爱情的歌颂和向往，等等。通过这些，充分暴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表现了人民的苦难和争取美好生活的愿望。《汉书？艺文志》称它们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说明它们绝不无病呻吟，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了深切的感受，不能不形诸歌咏。这是汉乐府民歌所以具有高度现实性的重要原因。
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技巧也很卓越。它在表现上有抒情、说理、叙事各种方式，而以叙事诗一类最为精彩动人。如《陌上桑》、《东门行》、《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孤儿行》、《妇病行》、《陇西行》等篇，都能做到写人物则形象鲜明突出，写事件则情节生动感人。在写人写事时，它们往往能够避免用作者的口吻来作平板的枯燥的叙述，而是直接描绘人物的话语和行动，通过这些来展开情节，因此描写显得活泼生动。另外，对所要表现的事件，往往不作全面的头尾漫长的叙述，而是挑选足以充分显示出生活的矛盾和斗争的一两个侧面，加以集中描绘，因此篇幅虽不长，给读者的印象却异常鲜明深刻。至于长诗《孔雀东南飞》，更是一篇罕见的叙事诗杰作，不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高度成就，这是大家所熟悉的，毋需细说。《诗经？国风》中的民间歌谣，有很巨大的成就，但绝大部分是抒情诗，叙事诗极少；汉乐府民歌中的叙事诗作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因此在文学史上焕发异彩，为诗歌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康庄大道。还有，汉代民歌的句式虽有多种多样，但多数是五言，通篇五言的更不少。在《诗经》、《楚辞》以后，五言诗是一种新样式，后来文人们的五言诗就是从此渊源的。
汉代民歌由于通过乐府机关的演唱传播，逐渐对文人发生影响。东汉时代，已经有一些文人，写出富有民歌风味的诗作，例如辛延年的《羽林郎》和《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部分诗篇。到汉末建安和三国时代，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和建安七子等作家，由于生逢乱世，通过自身的不安定的生活，体会到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苦难，学习民歌，用乐府体裁写下了若干反映时代面貌的优秀诗作，使建安诗歌在文学史上地位突出。曹操的《薤露歌》、《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璃的《驾出北郭门行》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另一方面，这些作家后期聚集在曹氏父子周围，生活安逸，因此也写下了不少“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篇）的比较平庸的作品。
两晋南北朝时期，不少文人写了许多模仿汉乐府的拟古乐府。由于他们大都生活空虚，又缺乏先进的理想，只是沿袭汉乐府的题材，在语言上尽力雕琢，冀求华美，因此难得产生优秀诗篇，而充斥着庸俗无聊的作品。我们只要打开郭茂倩《乐府诗集》看看，便可知道。到了唐代，六朝形式主义的诗风被逐步清除。伟大的诗人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趋衰的转折时期，目击唐玄宗及其臣下的荒淫误国，亲经安史之乱，饱尝颠沛流离之苦，跟人民进一步靠拢。他以乐府叙事体，朴素生动的语言，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等反映现实生活的不朽杰作。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高度艺术技巧，在杜甫手里得到充分发扬。
伟大的诗人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代，他热爱人民，关心国家命运，决心以诗歌为工具来推动君主改革政治。他继承了杜甫诗的优秀传统，不沿袭古乐府旧题目，自创新题，更自由地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和人民的灾难。他把这些诗称为新乐府。他的诗友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和他同声相应，也以乐府诗体写了不少反映现实的佳作。这群诗人在中唐时代的诗坛成为最重要的一个流派，有些文学史把他们的创作活动称为新乐府运动。这个流派直到晚唐还保持相当强大的力量。白居易是这个流派中最杰出的歌手。他的《新乐府》五十首，是一组很有系统的以叙事体为主的诗，是深刻写照中唐社会面貌的画廊。其中《新丰折臂翁》、《卖炭翁》、《缚戎人》、《上阳白发人》、《杜陵叟》等诗作，艺术描写尤为深入细致，比汉乐府民歌和杜甫的诗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很可惜，白居易后期在黑暗政治的高压下，丧失了壮年时代的战斗性，不再以诗歌为战斗工具，不再从人民群众的创作中汲取营养，因此后期的诗歌创作就黯然失色。
汉乐府民歌的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建安和中唐两个时期，表现在不少作家以乐府诗体（主要是叙事体）反映现实生活。
乐府民歌的另一个产生时期是南北朝。南朝民歌大抵保存在乐府“清商曲辞”中间，北朝民歌保存在“鼓角横吹曲辞”中间。由于整个社会环境、人民风尚的不同，南、北两朝的民歌风格也不同：南朝民歌比较温柔婉转，北朝民歌比较雄浑刚健。
南朝乐府民歌现存数量很多，有400多首。它们几乎全部是情歌，生动地表现了少年男女爱情生活的各个方面：彼此间真诚的爱慕，会面的愉快，离别的哀伤，别后的忆念等等。在封建社会及其礼教的阻挠和迫害下，爱情常得不到满足，甚至产生悲剧。妇女们更是可怜，常受负心男子玩弄。诗歌在这些方面表现了封建社会的不合理和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民歌产生于长江、汉水流域商业繁盛的大城市，有许多作品出于市民之手，因此在描写爱情方面有时呈现出庸俗的不健康的色情成分（其中还有文人的做作搀杂在内）。北朝民歌数量不多，约60首，内容却相当广泛，反映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战争的频繁，北方人民的艰苦生活、豪迈性格和英勇行为。长篇《木兰诗》塑造了女英雄的光辉形象，尤为杰出。
除《木兰诗》外，南、北两朝乐府民歌的篇幅都很短小，大部分是五言四句的抒情小诗。它们以朴素自然的语言生动地表现了人民真挚明朗的感情，显得天真可爱。在修辞上常常使用比喻和夸张，把思想感情刻画得更突出。另一方面，我们感到它们有时候写得还比较粗糙或过于单纯，不及汉乐府民歌细致动人。
南北朝的乐府民歌对唐诗发生很大的影响。唐代的许多诗人，在学习南、北两朝民歌的基础上，创作了不少优美动人的小诗――绝句，其风格兼有南朝民歌温柔婉转和北方民歌刚健雄浑之长。我们念崔颢的《长干行》，崔国辅的小乐府，不能不想到南朝表情缠绵婉转的《子夜歌》、《读曲歌》；念王昌龄、岑参的写边塞生活的绝句，也很容易想起北朝民歌。念李白的名作“床前明月光”（《静夜思》），我们仿佛从南朝《子夜秋歌》中找到它的血亲：
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扬。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
唐代的绝句非常发达，宋代洪迈编有《唐人万首绝句》，足以见其数量之多。我们念唐人绝句，常常感到它们语言自然真率，表情真挚委婉，具有深入浅出的妙处。应当说，这种优点主要是从民歌学习得来的。从唐人绝句的辉煌成就上看，南北朝的乐府民歌可说起开了一代诗风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感到唐人绝句在南北朝民歌的基础上更有所提高，内容更丰富，表情更深入曲折，语言更精练，令人一唱三叹，体会无穷。比起南北朝民歌来，我们体会到由粗到精、由野到文的过程。
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唐代绝句的发达上。
根据上面粗略的论述，对汉魏到唐代这一阶段民歌与作家作品的关系，在理论上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1）人民群众的艺术创造力量是巨大的，乐府民歌的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优秀的艺术技巧是生动的证明。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乐府民歌对作家作品都发生巨大的影响，有时甚至促成了文学上的重要流派（唐代的新乐府运动），开一代诗风（南北朝民歌对唐人绝句）。
（2）民间文学不是完美无缺的。由于各种原因，乐府民歌有时在内容上还带有不健康因素（例如南朝民歌），有时艺术上还比较单纯、粗糙。优秀的作家作品是尽可能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有所提高的，事实也证明是这样。文学史的主流和正宗应当包括思想内容进步、艺术技巧优秀的作家作品在内，仅仅说民间文学是文学史的主流和正宗是不妥当的。
（3）伟大的或者杰出的作家的优秀作品，常常受到民间文学的哺育和滋养。当作家具有进步的人生观、在生活上接近人民时，他们就容易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向它们学习，写出优秀的作品（例如建安、中唐时代的诗人）。反之，当作家没有进步的理想，生活在个人狭窄的小圈子中时，他在艺术创作上就会远离人民（例如建安作家和白居易后期的一些作品）。这时候即使他们表面上也向民间文学学习，事实上只能剽袭一些题材和形式，貌合神离，不可能创造出有生命的东西来（例如两晋南北朝的许多拟古乐府）。
195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