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的设立，始自汉武帝。《汉书？礼乐志》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颜师古于“乃立乐府”句下注云：“始置之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哀帝时罢之。”班书颜注说得都很清楚，似乎不容有疑问。
但问题来了，《史记》、《汉书》在武帝以前，已有乐府这名目的记载。《史记？乐书》云：“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旧而已。”《汉书？礼乐志》云：“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武帝以前既有乐府及乐府令的记载，那么说乐府始自武帝，不是很可疑吗？尤其是《汉书》，同是《礼乐志》一篇，上边说“乐府令夏侯宽”，下边说武帝“乃立乐府”，不是如顾炎武所讥“两收而未贯通”（《日知录》卷二六）吗？
宋代的王应麟，根据《汉书》记载的自相矛盾，疑“乐府似非始于武帝”（《汉书艺文志考证》八，又《玉海》一？六），后人赞同这说法的很多。然而，班固说武帝创立乐府，实不止《礼乐志》一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云：“自汉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班氏《两都赋序》也说：“至武帝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与《礼乐志》可互相参证。假如武帝之前，已有乐府，良史如班固，决不至说得这样凿凿的。故此说我不敢赞同。
武帝以前已有乐府之说，既不可信，那么只有假定武帝始立乐府了。但对《汉书？礼乐志》记载的矛盾，将如何解释呢？沈钦韩《汉书疏证》谓《汉书？礼乐志》“乐府令夏侯宽”云云，“此以后制追述前事”；何焯《义门读书记》则以为此“乐府令疑作太乐令”（俱见《汉书补注》引）。两说都不无理由，但毕竟难尽惬人意。我们要问：《史记？乐书》的乐府，难道也是“以后制追述前事”，或者“乐府疑作太乐”吗？――事情怕没有这么凑巧的。
我以为《史记？乐书》的“乐府”，《汉书？礼乐志》的“乐府令”，都是泛称，实际即指“太乐”和“太乐令”。考西汉乐官，分为太乐和乐府二署。《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奉常（即太常），掌宗庙礼仪，属官有太乐令丞。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属官有乐府令丞。”隶属少府的乐府，系武帝所创立；隶属奉常的太乐，则汉初早已设立。但古籍中往往有将太乐泛称为乐府的例子，举数例以明之。
（1）《续汉书？律历志》：“郎中京房，知五声之音，六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韦玄成、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于乐府。”按《汉书？律历志上》说：“五声八音十二律，职在太乐，太常掌之。”可知《续汉书》的乐府即是太乐官署。
（2）蔡邕《叙乐》说：“世祖（明帝）追修前业，采谶纬之文，曰太予乐府，曰黄门鼓吹。”（孔广陶校注本《北堂书钞》卷九六《谶部》引）。后汉的太予乐府即前汉的太乐官署。《后汉书？明帝纪》云：“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太乐为太予乐。”
（3）《后汉书？桓谭传》：“谭父，成帝时为大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哀平间位不过郎。”按桓谭《新论》云：“昔余在孝成帝时为乐府令，凡所典领倡优伎乐，盖有千人之多也。”（《北堂书钞》卷五五引）以本传校《新论》，知《新论》“昔余”二字下脱一“父”字，《新论》的“乐府令”实即太乐令。据《后汉书？桓谭传》，谭未尝为乐府令。
（4）释智匠《古今乐录》：“《估客乐》，齐武帝之所制也。……使乐府令刘瑶管弦被之。”（《乐府诗集》卷四八引）乐府令，《通典？乐典》、《旧唐书？音乐志》、《通志？乐略》俱作太乐令。《古今乐录》又云：“梁天监中，斯宣达为乐府令。”（《乐府诗集》卷廿九《王明君》题注引）此乐府令也当为太乐令，因为梁代乐官同萧齐一样，仅有太乐令而无乐府令。《古今乐录》所称的乐府令，并非误文，当时人是习惯于称太乐为乐府的。
由上面诸例，可知汉魏六朝人的记载，往往把太乐官署简称为乐府，因而又称太乐令为乐府令。《史记》、《汉书》所载武帝以前的“乐府”和“乐府令”，实指“太乐”和“太乐令”。
195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