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个民族，由于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等等条件不同，其文化往往各具特色。中国古代文论也具有它的特色，我们研究时须细心加以整理归纳，阐明其特色所在，而不宜移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框架、术语等，加以比附。
这里举一个例子。中国古代的诗文理论，在讨论作品的艺术性时，首先注意的常是作品的语言之美。这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尤为显著。《文心雕龙》在这方面谈得很多，指出语言之美表现在形态色彩和声韵两个方面。《附会》篇说，文章必以“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意思即是说文辞色彩和宫商声韵是作品艺术形式的主体，犹如人体表现于外部的肌肤、声气那样。《文心雕龙》下半部有不少篇章专门研讨语言的运用，《声律》篇专论声韵，《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诸篇，分别论述骈偶、比喻、夸张、用典、字形、含蓄和警句等修辞手段，都属于形态色彩范围。于此可见刘勰对语言的高度重视。上文提到，刘勰、钟嵘评价作品，都强调风骨和文采相结合，这虽是从作品整体风貌上提出要求，但仍以语言为基础。因为风骨是指以质朴劲健语言为基干的爽朗刚健的风格，文采则指美丽和谐的语言色彩和声韵。萧统《文选序》指出《文选》选录史书中的一些赞、论、序、述，是由于它们富有“辞采”、“文华”、“翰藻”，也即是富有语言之美，这实际是《文选》考虑作品艺术性的首要标准。到唐宋古文兴盛而骈文势力渐衰，文人虽然不像过去那样强调语言的对偶和艳丽，但仍然从不同角度重视语言之美。例如韩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柳宗元说：“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也是从言辞、文辞着眼立论。直到清代古文家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提出衡量文章艺术性的八个字“神、理、气、味、声、色、格、律”，主要也是从风格、语言着眼。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文论家对作品的艺术性首先注意的是语言之美。此外，他们也重视抒情的真挚深入，写景状物的具体生动，到唐宋时代，论诗者更进一步要求情、景二者的配合交融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古代诗文批评长期来不重视人物形象的描绘问题。先秦两汉时代的某些史传文学作品，像《左传》、《史记》、《汉书》中的一部分篇章，刻画人物形象颇为生动突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志人小说颇为流行，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的人物描写。可是，南朝文论家大抵把史传、小说归入无韵之笔，认为它们缺乏骈体文学所崇尚的语言之美和诗赋等韵文所具有的抒情性，因而缺乏文学作品的艺术美。范晔写作《后汉书》，其中有的人物传记描绘也颇生动，可是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自诩传记前后的序、论、赞等写得好，而只字不提传记。后来《文选》于史书即仅选赞、论、序、述而不选传记，并在序言中提出“综缉辞采”等重视骈体文学语言美的选录标准。《文心雕龙》论述作品，于诗，《乐府》篇不提以叙事写人见长的汉乐府《陌上桑》、《焦仲卿妻》、《东门行》等篇章；于文，《史传》篇不提《左传》、《史记》等书描绘人物的成就，它赞美《汉书》“赞序弘丽”，与范晔、萧统的观点相通。对志怪志人等小说，《文心雕龙》全书也是只字不提。《文心》下半部《？裁》以下十来篇，评论写作方法和技巧，偏重在用词造句、结构剪裁方面；《比兴》、《夸饰》、《物色》诸篇，谈到自然景色和宫殿等外界事物的刻画，仍然没有涉及人物描写。只有徐陵《玉台新咏》，选录了少量描写人物的乐府民歌和许多描写妇女体态的宫体诗，但这种选诗倾向，基本上没有体现到当时的理论批评中来。到了唐代，文人爱写新乐府诗反映社会现实，重视学习《史记》写人物传记，二者都注意到人物描绘，但在理论批评中间仍没有获得鲜明的反映。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的诗文理论批评，在谈论作品的艺术性时，长期来着重点在于语言之美和情景交融等方面，而不重视人物形象描写，直到明清时代戏曲、小说创作大量涌现，过去长期不重视人物形象的理论批评，才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可说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特色。因此，我们今天研究、总结古代文论，就要从实际出发，着重总结这类特色，而不宜生硬地搬用外来的文学理论框架。同时，对某些古代文学作品（例如论说文），也要结合当时文人对文学特征的认识和品评标准，注意从语言美的角度来理解它们的艺术成就，而不宜因为它们缺少形象特别是人物形象，把它们摈斥于文学作品之外。
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