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宗教来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历代帝王先后对有利于自己统治的各种宗教发布过不少崇教、护教的圣谕，有些被刊刻成碑保存下来。
著名的佛教圣旨敕谕碑刻如：
青海省乐都县城南20公里处的瞿昙寺，是一座由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御赐寺名的喇嘛庙（“瞿昙”即藏语“角康”，即“乔达摩”之意，乔达摩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姓氏和尊称）。原是一座小佛刹，因洪武年间该寺主持三罗藏曾帮助朱元璋平定西北边境，有大功于明朝，故明朝历代皇帝屡加封赐修建，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寺内碑亭内竖有明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十五日明仁宗所立《御制瞿昙寺碑》和明宣德二年（1427年）二月初九日明宣宗立的《御制瞿昙寺后殿碑》，两碑均为螭首须弥座，通高5米，重达百吨，为青海省内罕见的巨碑。两碑内容记述了瞿昙寺修建的经过，并阐明了明代统治者对佛教竭力推崇、保护的态度和政策，为研究瞿昙寺史和明代佛教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中明仁宗的《御制瞿昙寺碑》尤有史料价值。其碑文云：
联惟佛氏之道广大崇深、圆融明净、至神至妙。所谓先天不见其始，后天地不见其终，德被万有，利兼显幽。以善感无弗应，以诚求者无弗遂，故自其法入中国以来，历代崇仰，无间贵贱小大旨恃之为济涉之慈航。启迷之慧炬。而其功之大者，密运化权、阴翊皇度，有不可名言者也，所以有道之主成秉信，向之诚。我国家自太祖高皇帝躬膺天命、抚育万邦，功高百代、道济天下，无有远迩，或囿于春风化育之中矣；而圣仁之心不自满足，又崇奖佛，设置官府，于中外专理教事，而官其徒之良者又颁布教条，俾率其众于善。盖欲广佛之急，利于生民者也。又念远迩郡县靡不建置寺宇，以严崇奉，而西宁接攘天竺，乃佛所以入中国者也，而独寥寥希阔焉，岂称崇奖之意？于是命官相土审位面势，简材饬工，肇作兰若，高闳壮丽，赐名瞿昙。自是中国之人往使西域及西域之人入朝中国者，至此而欲摅诚徼福有归依之地焉……
喇嘛教是佛教的重要一支，北京的雍和宫是北京最大的喇嘛寺庙，也是全国最著名的喇嘛庙之一。雍和宫内，存有3块清乾隆时代刻立的记载寺史的御碑。两块在天王殿前东西两侧八角亭内，所刻内容相同，记述了将雍和宫由原清雍正皇帝的行宫改为喇嘛寺的原因。东碑用汉、满两种文字镌刻，西碑用蒙、藏两种文字镌刻，两碑碑文均撰书于乾隆九年（1744年）冬。另一座名为《喇嘛说》的御碑矗立在雍和宫殿与天王殿之间的四方亭中。碑为四方形柱体，碑首有精雕大宝盖，坐落在一方形须弥座上，高约6米。碑四面刻文，南面刻满文碑文，西面刻藏文碑文，东面刻蒙古文碑文，北面刻乾隆皇帝御笔汉文碑文。碑文题为《喇嘛说》，系乾隆皇帝写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文加夹注共计2678字。碑文解释了“喇嘛”二字的含义（“喇嘛”为藏语，是“上师”之意），介绍了喇嘛教的起源、沿革，回顾阐述了元、明及清代先帝对喇嘛教的态度，例举了元、明各朝及清先帝册封若干喇嘛教高僧为帝师、国师之事，进而乾隆皇帝又阐明他本人对喇嘛教所持的保护态度，云：“盖中外黄教（指喇嘛教中的格鲁派）总司以此二人（指班禅和达赖），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碑文总结了乾隆皇帝执政50余年管理喇嘛事务的经验，明确了中央政府在对待喇嘛教问题上的原则，规定今后凡再遇喇嘛活佛“转世”，必须经过“金瓶掣签”认定“转世灵童”，规定御制两个“金奔巴瓶”，一个置于西藏大昭寺，一个放在北京雍和宫，用于掣签认定活佛的转世灵童，以消除此前在活佛转世问题上曾经出现过的多位活佛出自同一家族之弊端。“金瓶制签”制度的确立，对于稳定西藏的局势和加强中央朝廷对西藏的管理具有重要作用，此碑是研究中国喇嘛教史的极其重要的实物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在河北省赵州的柏林寺内，1994年底出土了一块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刻立的元代皇帝保护佛教的圣旨碑。碑上镌刻了元代几世皇帝为保护“古佛道场”、“畿内名刹”的赵州柏林寺，而于1281年至1288年的8年内先后下达的3道圣旨。第一道圣旨为“蛇儿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成吉思汗皇帝”颁发；第二道圣旨为“猴儿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成吉思汗皇帝、月阔台女皇、薛禅皇帝”颁发：第三道圣旨为“鼠儿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成吉思汗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笃皇帝”颁发。碑文主要内容为：元代皇帝对佛教的政策；对住锡于赵州柏林寺的园明月溪禅师的褒奖；对赵州柏林寺的设施、财产、寺庙及僧侣等发布的保护命令。
昆明市西北12公里玉案山上的筇竹寺，始建于唐贞观十二年（638年），是中原佛教禅宗传入云南的第一寺，为滇中著名古刹。现寺中大雄宝殿西侧，存有刻立于元延祜三年（1316年）的汉、蒙文白话圣旨碑，碑阳刻汉文，碑阴刻蒙文。碑文为元仁宗颁发的一道圣旨，内容为敕封筇竹寺住持和尚玄坚为“头和尚”，并御《大藏经》一部，允许寺庙拥有土地、人口、马匹、店铺等，令地方官府保护寺产，豁免徭役，不征赋税等。此碑虽书法、镌刻都并不佳，但其内容对于研究云南历史和宗教、文化、语言等问题，都是珍贵的重要资料。
位于西藏雅鲁藏布江北岸的一个三面环山开阔之地的桑耶寺，是西藏第五代赞普、文治武功都足以与松赞干布相比拟的赤松德赞即位（750年）后亲自建立的，是西藏第一座符合佛教仪轨的寺庙。现庙内乌策大殿正门南侧存有赤松德赞为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确保僧尼的权益而刻立的《桑耶兴佛证盟碑》。碑文规定：臣民对寺院要保持足够的奉献，子孙后代不得减少，不得更改。
关于道教的圣旨敕谕碑刻主要有：
山东崂山太清宫三皇殿门外东西两侧墙上，刻有成吉思汗给元代道教国师邱处机的两道护教圣旨碑及成吉思汗所颁的金虎符文。在碑文中，成吉思汗将邱处机尊为“真人”、“神仙”，足见对其十分敬重。在著名的道教名山武当山建于明永乐年间的紫霄宫的龟碑亭内，立有明成祖朱棣关于保护武当山宫观和道教的圣旨碑。四川都江堰市道教名山青城山常道观（天师洞）三皇殿，立有《大唐开元神武皇帝书碑》，碑高1.4米、宽0.7米、厚0.1米，碑文是唐玄宗为解决青城山佛道之争而下的一道诏书。据说，唐开元年间，青城山下飞赴寺的和尚强夺了山上道观，山上道人便状告山下僧人，官司最后打到唐玄宗那里。唐玄宗便在开元十三年（724年）批下诏书，敕令“观还道家，寺依山外旧所”，并特命内品官毛怀景、道士王仙卿从长安到青城山作处理。处置妥当后，由常道观主持甘遗荣书写，吴光逵刻石，立碑于山上常道观中，成为山上道士的世代镇山之宝。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鹤鸣山相传是道教最早的发源地，山上的八卦台相传当年为道教祖师张三丰观易处，在八卦台的八方大亭的一侧，存有明成祖朱棣迎请三丰真人回朝的圣旨碑。在河南嵩山南岳殿台立有元代猪儿年（元惠宗元统三年，公元1335年）刻立的元惠宗口述圣旨碑，碑文要求军官、军人对中岳庙一草一木严加爱护，不得损坏。湖北武当山玉虚宫存有两块明代皇帝保护道教的圣旨碑：一块在宫门内，刻有明成祖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为保护武当山而下的一道圣旨；一块在宫门外，刻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明世宗为重修太和山道观而下的一道圣旨。武当山紫霄宫十方堂的碑亭内，也立有一块明代圣旨碑，碑上刊刻永乐年间明成祖为修大岳太和山道观而下的圣旨。
关于伊斯兰教的圣谕碑刻主要有：
比佛、道教少，但明清时屡有所立。陕西西安大学习巷礼拜寺，存有明永乐三年（1405年）二月初四刻立的圣旨碑，碑文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三月十四日明太祖为保护伊斯兰教而下的一道圣旨。在我国伊斯兰教的四大古寺之一福建泉州清净寺的北围墙上，嵌有明成祖的圣旨碑，碑文所刻为明永乐五年（1417年）为保护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而下的一道《敕谕》，其主要内容为：规定一切官员军民人等，不得欺侮穆斯林，违者严加治罪。明成祖的这一《敕谕》碑，在泉州清真寺和苏州惠敏清真寺也都有。北京著名的清真寺牛街礼拜寺，立有康熙圣旨碑，碑上刊刻了康熙三十三年六月康熙皇帝为保护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而下的一道圣旨。
关于基督教的圣旨圣谕碑刻，这在已提及的北京行政学院校园一隅的基督教教士纪念碑林中可以见到，在各位外国教士的碑上，都刻有在他们去世后当时的中国皇帝所下的表彰和哀悼纪念他们的“圣谕”。如在葡萄牙教士安文思的碑上，刻有皇帝“朕心伤闵”的圣谕；在比利时教士安多的碑上，刻有皇帝“深为轸恻”的圣谕；在德国教士汤若望和比利时教士南怀仁的碑上，刻有满文书写的清朝皇帝的圣谕，汤若望碑上所刻的圣谕为：“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如有知，尚克歆享”。从这些“圣谕”中可以看出，明清时封建统治者对基督教及其传教士是十分尊重的。南京石鼓路天主教堂内，存有清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初六刻立的《内阁奉上谕碑》，碑呈十字形，通高1.85米，中段宽0.94米，上段刻云鹤，下段刻牡丹，中间所刻“上谕”为“奏请饬地方官于交涉教民事件迅速持平办理”。南京石鼓路天主教堂内，还存有两块官府保护基督教的文告碑，一块为《两江总督马新贻、安徽巡抚英翰布告碑》，另一块为《江宁府正堂涂布告碑》。
诸如此类的帝王崇教、护教圣旨、敕谕碑和政府护教文告碑，为我们研究历代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具有重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