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至清则无徒，水至清则无鱼。”这句古语形象地道出一个道理，人必须要有藏污纳垢的雅量，这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生存能力。
曾经有一只鹦鹉与一只乌鸦一起，被关在一个鸟笼里。鹦鹉觉得自己很委曲，竟和这么一个黑毛怪物在一起。“多么黑多么丑啊！多难看的样子，多呆板的面部表情啊！如果谁在早晨看它一眼，这一天都会倒霉的。再没有比它在一起更令人讨厌的了。”同样奇怪的是，乌鸦和鹦鹉在一起，也感到不愉快。乌鸦抱怨自己时乖命蹇，竟和这么一只令人难受的花毛家伙在一起，乌鸦感到伤心和压抑。“我的运气为什么如此糟糕？为什么我命运之星总是抛弃我？为什么我总过这种倒霉的日子？我要能和其他乌鸦一起在花园的墙头上，享受我们都有的东西，该有多快活啊！”于是，在各自的心中，乌鸦和鹦鹉就都成了悲剧性的人物，作为禽类，本是同根而且还身处困境，却一定要显得高人一等地自怜不已。这是何等的愚不可及。
“举世皆浊我独清”，那是一个人的自身修养问题。个人可以“独清”，但是人类作为群居动物，却不可因此而没有朋友。别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处世方式与原则，我们没有必要用严苛光来要求社会和朋友。
在中国，鲁迅是个大家，这一点很少人有意见。但对于林的评价，却纷纷扬扬了好长一阵，有些人至今还在那里大摇，说：“林语堂么，鲁迅早就说过啦……”其意不言自明。说话的人当然不知道林语堂的几十部英文著作，不知道他曾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更不会知道鲁迅还说过：“语堂是我的友。”
鲁迅和林语堂还真是老朋友。北大早年，谁不知道周氏与“现代评论”派曾经争论得热火朝天，而林语堂就是周氏语丝派的一员干将，北洋军阀枪杀刘和珍、杨德群后，林和鲁迅并肩战斗，一起写下了激扬的文字，向当局抗议，为此，讲们都被当局列入当时京城50名最激进教授的黑名单。
林语堂受聘厦门大学做了官，没有忘记他的难兄难弟，经绍，鲁迅也做了厦门大学的教授。鲁迅在那里受到排挤，使搬三次家，林语堂不安得很，鲁迅却一点怨气都没有。
后来到了上海，他们之间出现了小小的摩擦。一位作家书店，请鲁迅、林语堂、郁达夫等人吃饭，想获得他们的支持。谁料到，桌上的鲁迅先生和林先生起了口角，鲁迅先生说林先讥刺他，林先生却说鲁迅先生是神经过敏，各不相让。老朋间闹点小冲突本是喝稀饭一样的平常事儿，哪会知道后来有许多大冲突。
林语堂在上海创办了《论语》、《人世间》、《宇宙风》几个，很受欢迎。林语堂一度成为了中国的幽默大师。原因就林语堂在刊物上提倡“幽默”，主张“闲适”，好发“性灵”。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哪里知道，那时候正是左翼文坛独领风骚的好时光，林语堂和他的小品就显得格格不人了。鲁迅就写了一封信给林语堂，让他放弃这些无聊玩意儿，别去钻牛角尖了，多翻译英美名著，因为林语堂是教会大学出身，留学德美的。林语堂回信说：翻译之事，要到他老了后再说。鲁迅看了，勃然大怒。为什么？鲁迅当时比林语堂大14岁，并且很被推崇翻译之功。林语堂的话不是讽刺他吗？好心没得好报，鲁迅从此不理林语堂。
这一件事看来有些令人感到悲哀。仔细一想·，也很平常。不是有很多人说鲁迅多疑吗？这里面可能含有偏见，但鲁迅的敏感与率直却是明显的。而林语堂的放荡不拘和孩子一般的顽性，也是积习难改。这两种人性碰在一起，久了，难免有火花出现。闹点口角不算什么，但文艺上的观念就不太好调和了。
宋朝的范仲淹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他在用人的时候，主要是取人的气节不计较人的细微不足。范仲淹做元帅的时候，招纳的幕僚，有些是犯了罪过被朝廷贬官的，有的是因为犯了罪被流放的，这些人被任用后，不少人不理解，产生了疑惑。范仲淹则认为：“有才能没有过错的人，朝廷自然要重用他们。但世界上没有完人，如果有人确实是有用人才，仅仅因为他的一点小毛病，或是因为做官议论朝政而遭祸，不看其主要方面，不靠一些特殊手段起用他们，他们就成了废人了。”尽管有些人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范仲淹只看其主流，他所使用的人大多是有用之才。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道德修养的人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有过能改，不再犯错。所以用人，用有过错之人也是常事，应该看到他的过错只不过是偶然的，他的大人格，大品德，大方向是好的。《尚书·伊训》中有“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的话，是说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不要求全责备，如果检查一下自己，也许还不如别人。要求别人怎么去做的时候，应该首先问一下自己能否做到。推己及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才能够团结起能够团结的人，共同做好工作，一味地苛求，就什么事情也办不好。
《苟子·非相》中说：“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而用。度己以绳，故是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以地，故能宽容，固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是说人应该以道德为准绳来衡量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语言，对待别人就要像船工拽船那样接引乘客登舟。严己宽人，才能成大事。如果一旦发现别人有过失就死咬不放，而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到头来只能孤立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