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人热爱中原诗词音乐，宋朝的官员在西夏境内见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永）词”。西夏的石窟壁画、岩画中也都有许多反映西夏音乐文化的画面。今天，当我们踏上西进的旅途，到达古代文化宝地——甘肃敦煌时，就会发现在敦煌莫高窟的77个西夏窟中已知的有乐伎图的洞窟就有11个，其中有伎乐图的壁画17幅。安西榆林西夏窟中有伎乐图的洞窟为2个，其中有伎乐图的壁画2幅。这些都是一部活生生的西夏音乐文化史、乐器史，是党项羌族人民真实生活中的音乐在艺术中的体现。西夏党项羌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素有爱好音乐的传统，西夏的音乐受党项羌族的民族性格、传统观念、传统习俗、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音乐本身融汇在党项羌族人们的战争生活、民俗生活、宗教生活的诸多方面，成为党项羌族人民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统一斗志的重要手段之一。李元昊身边就常带《野战歌》，西夏宗室子嵬名仁忠、西夏遗民察罕等都是善歌咏的人。在西夏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杂字》等作品中都有较多记载西夏音乐和乐器的语言，如“取乐饮酒”“教动乐”“乐人打诨”“吹笛击鼓”“曲破”“龙笛”“凤管”，等等，这都表现了西夏党项羌族在生活中善音乐歌舞。能歌善舞的党项羌族，早期的民族音乐纯朴、粗犷、强劲，他们使用的乐器较为简单，很长时期内，只有琵琶、箫、笛等。到唐宋之际，党项羌族人的音乐开始受到中原音乐的影响，正如党项羌族人民所唱：“一意治国学尧舜，一心治民循汤武。忠诚封侯最为珍，任人唯贤言守信。”李元昊立国后，西夏的音乐有了很大发展。立国后，西夏有了乐舞机构（蕃汉乐人院），以专门管理与音乐有关的事宜，也有宫廷的专业乐人、艺人、舞人，为西夏的贵族服务。此时西夏的音乐已比较完善，有乐舞八佾（古代天子专用的乐舞）、柘枝，有大曲之曲破，有音乐表演散唱，有宫调音乐理论，有70余种145乐器，有乐队排列法与编制，有戏剧音乐、佛教音乐、道教音乐、多神教音乐等。李元昊下令“革乐之五音为一音”，是西夏的第一次音乐改革。到仁孝时期，西夏再一次发生了音乐变革，这一时期的西夏音乐吸收了吐蕃、回鹘、辽、金等其他国家和民族音乐的养料，从形式到内容都更加丰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据史载，“元丰六年（1083年）五月召见米脂砦所降戎乐四十二人，奏乐于崇政殿……所奏皆夷乐也。”这说明西夏的音乐不仅在本国内广为流传，也通过官方或通过丝绸之路的商贾、贡使、战争等途径传入中原等地区，影响四周邻国。另外，西夏的音乐对元代音乐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西夏的音乐除了宫庭音乐之外，还有用于祝寿的音乐，如“元昊庆历四年（1044年）初，曩霄奉酒为寿，大合乐”；用于祭祀的音乐，如“德明以乐迎至柩前”，西夏人火葬中“柩行时，鸣一切乐器”，等等。
“相关链接”柘枝，一种胡人的舞蹈，史籍中有“唐明皇时那胡《柘枝》，众人莫不称善”的记载。曲名中杂曲有《柘枝引》，大曲有《柘枝》。卢肇《湖南观双柘枝舞赋》说：“古也郅支之会伎，今也《柘枝》其名”，“佛菻妖姿，西河别部”。这里提到的“郅支”是匈奴的名号，可见这种舞出自西域，又从西域经河西一带传入中原。在唐朝，软舞的《柘枝》是一种十分流行的舞蹈，著名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都曾描述过它。《乐府诗集》引《乐苑》中讲到，这种舞“用二女童，鲜衣帽，帽施金铃，抃转有声。其来也，于二莲花之中藏之，花坼而后见，舞中之雅妙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