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思想者，踯躅在某个地方，抑或静坐下来，突然灵光乍现，犹如醍醐灌顶。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精灵！
眼球经济与色情经济
都知道时下是眼球经济时代。战国时代的商鞅，为了表示政府变革与取信于民的决心，还硬是在秦国首府栎阳导演了一出戏：先在南门立了一根木柱，谁要是将它拿到北门，就赏此人五十两黄金。搬根柱子事小，让老百姓知道一种态度才是目的。这件事还跟经济搭不上什么关系，但可以看出吸引眼球的重要。古时候国家有什么大事，君王一般先要诏告天下。到了市场经济时代，眼球经济开始升温乃至沸腾。酒香还怕巷子深。
但我们也注意到了，为了吸引人注意，当局者所采取的手段有时真是值得商榷。用美女吸引眼球倒还可以理解，人之于色有同嗜焉！于是乎天下选美此起彼伏。冷不防爆出个选美丑闻。选美之于老百姓可以说关系是游离的，选美很难给他们带来什么实惠，得到实惠的是主办方或名利双收的美女。可以说选美甚至会给某些人带来伤害，因为世上还有不少天生不是美人坯子的，选美活动对这些人而言是不公平的。有些人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
一旦人的廉耻和羞耻感被利欲抵消到了一定的程度，世上的现状往往会变得令人失望。据说比尔·盖茨夫妇决定去世后将全部的财产都捐献给社会；而在世界某些地方，有人为了一块钱而干出了杀人越货的勾当。这绝对是对所谓金钱社会最辛辣的讽刺。在经济的大纛下，有的人什么样的勾当都干得出来。就好比在艺术的伪装下，色情也包装成了冠冕堂皇的艺术。譬如一丝不挂的所谓人体彩绘。中国的训诂学很奇特，其臭如兰——那么臭就要理解为香。当今社会倒还真的有把臭理解为香的事情。有人为了出名，成不了最有名的正面人物，当个最臭的人物也不赖，只要能露脸，能闹得天下人人皆知。这种现象在娱坛相当普遍。娱乐娱乐先要混个脸熟，否则地球上那么多的陌生面孔，很难引人注意。寂寞不是娱坛的游戏规则。这不就有个名不见经传的女歌手，借参与名人绯闻炒作而出名。照这种形势，娱坛注定了是个鱼龙混杂的渊薮。
中国是禁止色情业的国度，但还是存在无法杜绝色情业的现实。不久就发生了日本人在9.18国耻日集体到珠海****的事件。我们在谴责日本那些人缺乏教养的同时，也不妨省视一下自身。今年年初的时候，湖南电台发生了引人争议的“罗刚事件”，最后据说查明了所谓的日本留学生竟是个中国人，但我们还是宁愿把他当成是个仇视中国人的小日本。事实上日本并不乏对中国抱有敌意的人。从9.18国耻日珠海****事件就可以看出端倪。顾客就是上帝抑或说经济发展就是一切，如果失去了前提的话，结果还是可悲的。譬如遍身绫罗绸缎的妓女或者披红挂绿的汉奸。9.18国耻日发生在珠海的闹剧，我们既要斥责日本人的无耻，还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伤痛。日本人都知道冲着****和凌辱中国而来，说明了娼妓在中国存在是不争的现实。如今许多贪官只要一落马，往往要抖出些****的丑闻。李****的******利用暗示的心理作用害了不少人。现在的娱乐业也总是在用暗示的作用去催促本行业的发展。似乎不开点色情的荤就激不起顾客消费的热情，换言之，很多回头客是冲着色情刺激而来的。如果说色情也成为了一种经济的要素的话，就好比巨人身上的毒瘤，总是不健康的，色情经济不要也罢。
我曾经有过荒唐的想法，觉得妓女就是在劫富济贫。因为既为妓女，一般是出生在贫寒的家庭或有说不出来的苦节。有个女人，丈夫死后，她一个人无力维持子女的生活，不得已沦落风尘。但是再多的理由还是不足以用来宽恕其所犯下的错误。如果一个社会都沦陷了，屈辱存在的意义就很菲薄！救穷济贫还要想其他的法子。只要整个社会还认为诲淫诲盗是可耻的，说明它不符合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
“岳飞，一个不受节制的军阀”
——民族英雄头上的一道道紧箍咒
《联合早报》曾有“岳飞、文天祥还是不是民族英雄”的讨论——即近年来一度甚嚣尘上的岳飞、文天祥还是不是民族英雄的讨论。本来理不辩不明，有讨论总比像岳飞那样的历史人物由某个权威擅自臧否来得好，用发展的眼光看来，正如没有永远的真理，逝者如江川流水，但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从纷纭的讨论里头，我们还是嗅到了杂陈的五味。如果超然局外，常常会察觉到某些议论中一孔之见的狭窄。譬如有的就抱住岳武穆的愚忠不放，并由此讥诮他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孝子贤孙。殊不知人生在世，做入世的事业，难免与当时的社会纠缠在一起，舍此而言超脱，则孔夫子也不再是圣贤，而我们的眼里总能目空一切。千年之后我们实在不可预测所谓的英雄应该是何种面目？因为人们的英雄观是如此容易松动如此脆弱！而且不能以宽容的眼光去包容它。发展的英雄观与宽容之间难道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所有的这种讨论中，其实最敏感的问题在于，它或许会触动我们的大民族团结。既然这个问题不至于避而不谈，最好的结果却只有是不了了之，暂且还是要将那顶“民族英雄”的桂冠庋藏起来。
中华民族是由众多民族融合而成，华夏文明在几千前的历史风雨中不断消长，才有了当今的规模。在这样曲折的过程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而且纵观人类历史，其他的几大古文明都不具备中华文明这样的连贯性。华夏民族的融汇从夏朝起就在进行了，柏杨说“华”就是美好的意思，“中华”指的也就是美好的地方。因为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自己生活的中心才是文明的中心，依次铺开的是蛮夷戎狄的化外之邦。潘东篱写的通俗历史演义中有一句：华夏本非特别名贵，说的却是各民族原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总的说来还是不能忽略了中华民族在渐进过程中，各兄弟民族之间发生的龃龉乃至流血冲突。人的手臂尚且有不听使唤的时刻，况且是由不同思想的人组成的族群？有人怕说岳飞是民族英雄的原因在于，岳飞是哪个民族的民族英雄？在这点上我们没有美利坚的洒脱，他们没有过于沉重的民族包袱，也没有将爱国写进教科书，但并不等于没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们的可观之处在于能够超脱狭隘的民族观，（当然个中还是颇费周折）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民族观——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包容的民族。有人认为中华民族得以不断繁衍的原因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农本思想，他不让自己在过度的弱肉强食的角斗中稍纵即逝，也不像古罗马帝国一样以侵略为理所当然的事业。中华民族的地大物博和先进的文明令其不容易因外来侵略而败亡，亦使各民族人民相互影响不断融合。有人考证说河南开封在历史上曾经有个犹太人社区，现在却消失了，唯一能解释的是他们也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在历史上，周朝据说也是异族入主中原，孔夫子偏偏对周礼赞不绝口，闻韶则三月不知肉味。秦和唐的开国者不是汉人血统，其后北魏金元清也是异族入主中原。客观的说这里头是有过民族压迫的，诸如元时的等级制度，即使是民族政策相对宽容的清朝，还有过留发不留头、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的血腥。但到如今用发展的民族观便说不上谁征服谁，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民族都在为民族的大融合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固然不能将兄弟犄墙的矛盾放大去看，但还是可以说在漫长融汇的历史过程中，还是有彼时的功过是非的。就好比说在我们的先人当中，也一定有败类和歹徒。否认这点等于将自己置于真空的历史环境中。岳飞不是当代的民族英雄，而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这样说应该是无可厚非的。在历史上岳飞抗金，出于金是发动不正义战争的一方，从这点上说岳飞抗金是正义之举。以是非论英雄，岳飞还是无愧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这一称号。人类的精英总应该在璀璨的星空中找到他们的位置。
至于岳飞的愚忠，汪精卫说过一句值得玩味的话，认为岳飞是个不受节制的军阀（他在年轻时曾越职进谏）。一日之内十二道金牌，岳飞焉得不走进历史为他安排的归宿？如果我们的文化还有宽容精神的话，就不必苛求一个在旧时代坚守着自己可贵信念的人，能超前于他们的时代。如果容许作这样一个假设，若干年后，全球会出现政治经济等方面更加密切的一体化的话，当代人也无法放言自己如何的超前，现在还是要珍惜国家观念的时候。李贽的《藏书》中评点岳飞，在“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的话后一连批了几个“是”，可见他对岳飞还是无限推崇的。其实从岳飞这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历史局限下英雄的悲剧。
感恩的心
有一对夫妇，含辛茹苦地抚养着一个女儿，和所有的独生子女家庭一样，在他们的家庭中，女儿就像掌上明珠。父亲的能力有限，从事着卑微的职业，可是在生活上，他还是再苦不能苦孩子，竭尽全力地满足女儿的要求。女儿一天天地长大了，父亲的能力渐渐地满足不了女儿的物质要求，于是女儿觉得父亲很窝囊，不但经常对父亲骂骂咧咧的，有一天，竟然拿菜刀悍然将父亲砍伤，还离家出走。这件事情经媒体曝光之后，父亲说他不怪女儿，只要女儿能回家。
还是一件是发生在深圳的真实事儿。一对夫妇于上个世纪末到深圳来务工，他们从很低的位置做起，经过多年的打拼，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有了一些成绩，都做到了中层管理的位置。他们的独生子一直在老家由老人带，为了不落下孩子的教育，他们就将孩子接到了深圳上学。他们拼命地挣钱，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孰料孩子不是一门子心思地放在学习上，而是跟周围的同学攀比起花钱来，这一比，孩子的心态失衡了，父母以孩子为荣，孩子却以有那样的父母为耻。许多同学上学，都是小车接进接出，相比之下，自己的父母多么无能！孩子的态度不禁让夫妇俩伤心欲绝。
还有比这更让为人父母者伤心的事儿。央视法制频道的“道德观察”栏目，播出了一段带子：当着记者的摄像镜头，一个不孝子将自己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打倒在地，老母亲在地上痛楚地哭喊了起来。儿子却无耻地说，母亲没有受伤，她是佯装出来的，她要的就是那种效果，以博取别人的同情。事情的缘由是儿子不愿供养老母亲，老母亲求告无门，只得走法律渠道。法院工作人员上门来调解，母子之争的焦点最后落在了赡养费上，母亲要求儿子每月给二十元零花钱，儿子坚持只给五元，迫于众人的压力，儿子最后才答应每月给十元。
美国有一位总统曾经说过，不要问美国给了你什么，而要问你给美国贡献了什么。用那样高的道德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人，显然勉为其难，何况有的人连父母的养育之恩也忘得一干二净。有学者认为，相对于西方的“罪”感文化；日本是一种“耻”感文化。无疑中国人所奉行的是仁与宽容。众所周知，中华文化是以博大精深著称的。传统观念中，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不尽孝道，其他的品德就没有保障。然而曾几何时，孝在许多人的观念中淡薄下去，厚重起来的，是对物质和金钱的追求。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不知这是一种进化还是一种退化？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生活，感谢父母无私的付出！也只有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的人生追求才会更有意义！
扣问伟大者的人格魅力
伟大的人物不一定等同于世俗所认可的学习榜样，恰恰相反，许多伟大者生前几乎就是庸俗世界的认为的“坏蛋”或“魔鬼”。也正是有鉴于此，摩罗取了笔名以魔界中人自居。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真正的人类精英往往向隅而去，生活在另类的生活中。顺着这样的视线我们瞥见斯宾若莎在窄小的阁楼上打磨镜片，一个伟大的灵魂用最卑微的方式为维持生物意义上的肉体存在而提供养料和动力，而外面的世界对他而言却意味着匕首和唾沫，连他的同胞也唾弃他，谁让他跟那个时代的思想格格不入？
拜伦在一首诗《塔索的哀怨》中写道：“……我/把现在的囚室变成未来的神殿/各国的人都将因为我而前来瞻仰/而你，费拉拉，公爵去后，人去楼空/你将倾圮坍塌/破碎中只见你空寂的厅堂——诗人的花环将是你惟一的点缀/你将因一个诗人的囚室四海名扬”，这首诗写的是文艺复兴时的杰出诗人塔索。他的一生都在起伏波折中度过，不安分的本性既酝酿了诗歌，也不断地结出苦难之果，有一段时间他几乎都是在天南地北的颠簸中，隔不了几个月就换一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他在一个地方呆得最长的记录就要算得上在他的赞助人——费拉拉的公爵的囚室里。富有的人赞助艺术家和学者，是文艺复兴的一种时尚，有人也称之为有闲阶级的美德，如果有闲阶级有条件而不堕落，当然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生活姿态，较之自己是哈巴狗一样活着且豢养着哈巴狗的人而言，还是有明显的畛域。根据某些人的乌托邦思想，人的理想生活是用少时间做生存所需的工作，花很多的时间在娱乐上，不过是不是娱乐即等于无聊？还有待将来有幸生活在乌托邦的人们去甄别。人文学者与其赞助人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处理，才不至于生活在他人的屋檐下，又有不仰人鼻息的尊严？譬如陈寅恪，解放后北京方面曾力邀其北上效力，但他坚决要求领袖首肯学术自由。不幸的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许多文人学者和其赞助人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塔索就是其中之一。他与公爵的龃龉导致了最后被关进疯人院七年。我们总是发现，不幸与许多伟大的人物总是如影随形。贝多芬是作曲家偏偏最后饱受失聪之疾，只能调侃地将不幸说成是幸运，因为他再也听不到听众雷鸣般的掌声，而任其沉浸于自己的艺术海洋。米开朗琪罗与他的雇主——当时的教皇关系很紧张，仅仅从打工的角度去看，这个伟大的雕刻家实在没有必要为他的老板做事，教皇比那些准时兑现薪水的老板的觉悟差多了，或者说潜意识里雕刻家只是他的奴仆，而他是上帝在人世的代言人。与普通人不同的是，米开朗琪罗终身娶了艺术为妻，只因为在艺术的绥靖之下，他才在教皇手下一忍再忍，干着超负荷的艺术创作和体力劳动。
在中国也有个值得一提的人即明季的李贽，他是生在传统阵垒的人，凡人在那个时代所努力履行着的生活足迹，他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只是从中年之后才看淡了官场。因为他所理解的人生意义的危机迫在眉睫，生命将与野草同归，那是他所不堪的事情。剩下的仿佛只有一条路——折腾，好歹也要留名世上几百年。至于方式是痛楚还是耻辱就不在自己的考虑中。从这个层面上讲，他是思想世界的荆轲。他的人生末年在常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抛家弃女寄寓他乡，他成了当时权臣耿定向的红安老家的客人，耿家成了他的生活之源。问题在于他跟耿某及其乡亲们的关系并不和谐，几乎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但他的不羁的思想照样天马行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更有可能成为千古流芳的思想家。伟大人物一般都具有争议，因为那些争议的焦点较之发生在凡人身上更有争议的意义。还因为人们对伟人有一种寻求完美的情结，最后那些追逐所谓完美的人就很有被自己俘虏的可能，崇拜伟人在历史上不乏将之奉上神坛，惟其马首是瞻，并将思想和自由言说的权利一并贡上，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这样一厢情愿或两相情愿的典型事例如孔子、华盛顿、******等，在现实中结出的果实也不尽相同。但是身世悲凄的伟大者也不在少数，如屈原、卢梭等。
我想伟人之所以为伟人，是因为他们能够发现自己身上之所长，并用以一贯之的精神，决不彷徨狼狈，可以拿生命和认定的真理划等号。前者仿佛有冥冥中不可确知的因素，后者却往往被人看做人格之魅力。鲁迅有一句诗“我以我血荐轩辕”，我觉得“轩辕”不妨理解成真理或爱，爱之深恨之切，那也是他激愤不已之所系。
真实的存在
蚂蚁会放牧，会培育真菌；蜜蜂们各司其职，有独特的表情达意的方式，这就是自然形态的社会。人类的文明则不同，好比在生物界犁出沟壑，而后标上“人类文明”的字眼。有些人，甚至某些民族，宁可以不断迁徙的方式，去找寻未经人类文明开垦的处女地。有人说美国作家梭罗隐居瓦尔登湖畔之举是矫情的，只能说世上的真真假假常常处于倒错的位置。我想梭罗只是要体验人类其实可以过一种比较简单的生活，而不是让繁复的文明使人类的心灵从此密不透风。最近，我还能听到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说到底不过是极端理性思想的余音。正如同计划经济，好像一切都是可以通过人类精致的头脑去控制的，但人类实在不能控制自然界和宇宙中种种不确定的因素的影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极度聪明等于愚蠢。而人类的机智正可能通过谦虚（而不是七宗罪之首的狂妄）表现出来的。当亚历山大知道自己成为了人类最伟大的征服者之一，就走进了自我为中心的囚笼，于是封神封帝，可是他并不能拯救自己三十三岁时的生命。
细细地一想，就会觉得，所谓的文明就意味着生命有了更多的伪饰，包括我们为这林林总总的伪饰所献上的种种美妙的说辞。文明就是春蚕作茧，一边吐丝一边说这丝多好呀！从此便有了茧。但是你能说穿衣服不好吗？文明是人类生活的梦想，在这过程中人类会享受着文明带来的种种好处，也会不断地受到文明带来的伤害。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因为相互依存，就愿意献出部分的权利给有德行的人。中国人理想中的统治者是哲人王式的，应该是有德行的，否则弑纣不过是诛杀一****而已。文化会生病，历史经常会被扭曲，正像电视剧中的对白，谄媚者对皇帝说，历史只是陛下写的，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文明也经常会被扭曲。看起来是让人无比敬仰的字眼，还有多么细节值人慎思！没有人能全盘否定文明，人类不能面对的只是被玷污的理想而已。
真实还在那里？有真实的历史吗？往事已经成为过眼云烟，我们所说的真实的历史，不过是自以为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再也不会重演，也不会自动开口说话。于是便有了庄子的濠梁之说，惠施说你真的能知道鱼儿的快乐吗？你又不是鱼？生命真的不简单，不只是物质本身，而且存乎心灵。鱼儿的快乐可以通过心灵去体会。当然也少不了有对心灵的误读。耶稣是宽容的，宽容就成了我们生存下去的理由，不然，虽然我们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去误读对方，还得以面无愧色地生活下去，这本身就需要一定的对廉耻的免疫力。感恩节不只是感谢那顿雪中送炭的火鸡盛宴，而是要感谢彼此能够和谐相处。
每个人都可以说要做精彩的自己真实的自己，这真是世上最难做的事情。譬如《论语》中所说的君子所不会去做的——匿怨而友人，人世像一个个的官场，真实的情绪常常躲藏在一团和气的背后。地球上的生命都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生命力，这就是权力意志。就人类作为物质的身体而言，在这世界上来说是很脆弱的。人类的优势全在于人具有超强的思维和学习能力。但是人类的聪明才智也有可能使人类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有人说，真实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真实也许意味着人世的失败。顾城写过一句诗“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们在中间，需要休息”。尽管真实可能是人类所不堪承受的，但是“真”还是可以和“善”“美”一起作为人类的普世价值的。只有“真”才能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是真的存在着，不是佛家所说的虚妄的幻象。可以说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一个“真”字，生命体验是个体的，每个人都会有与众不同的人生。难怪武则天只给自己立一块无字碑，不知道写什么才好。我们总是记起什么，哦！我还拥有什么？只是常常忘记了我是什么？我是谁？
一千年后的回眸
柏杨跟一位外国学者谈中国的历史，问那位学者最想生活在中国过往历史的哪个朝代？答案是唐朝，那时有开元盛世，有包容的环境，那个时代的统治者有国际视野和开阔的胸怀。那个时代是可圈可点的，有辉煌的唐诗，有垂范后世的大国风范，有梨园祖师的皇家倜傥。也有人说他愿意生活在宋朝，那是个弱质文彬的时代，有烛照了那个时代的宋词，有文人的写意生活。过往的历史成了独语式的意境。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他向往的生活时代。但我想，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一千年后的人怎样看待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看看这最近的一百年，历史走了太多的羊肠小道，有波澜壮阔也有沧海桑田的悲怆；由极度的鄙视财富到极端的崇拜财富；由高唱集体主义到更多时候的特立独行的彷徨；历史是这样的可歌可泣又可笑可叹！有人问余秋雨怎么看待人们忙于创造物质财富，而疏于追求精神生活？余先生的回答无疑是圆润的，那就是把追求精神生活的主动权的赋予后来人，忙于追求物质生活的这一代人莫名其妙的就成了垫脚石。因为余先生说由追求物质生活到追求精神生活，这个历程是曲折的，也是一个正面的转变过程。精神生活附丽于物质生活，等到物质生活好起来了，也会反过来滋润精神生活。这就是人类的奉献精神？有时候我也看到了奉献精神的荒谬，就好比不能成材的上一代人，只有心急火燎的将成材的压力全部推卸给下一代人，于是才有了许多媒体所报道的，学生不堪望子成龙的家庭高压离家出走。上一代人先假设自己是苦行者，然后将自己承受着的无力抗拒的苦行当成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常见的所谓的美德。基于这种一厢情愿，我经常想起了克尔凯戈尔的个体偶在的体验。每个有自主意识的人都有责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奉献精神的历史是通过了首先追求自身幸福的思维方式的积累，人类的现状也许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人类具备了真正意义的奉献精神，地球的现状也不会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事实只能说明了人类是自私的。回首一看就不忍卒读的人类历史，战争从来没有停歇的影子，有限的资源被挥霍和滥用，众所周知温室气体效应是地球变暖的罪魁祸首之一。每一个时代所留给人的印象是急功近利的开发，和适者生存的张狂。
一位旅行者到欧洲某个国家，看到那里的人们悠闲地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或者在咖啡馆一坐就是一天，心里感到很好奇，于是上前去问一个人，说你们这样过不觉得无聊吗？那个人反问道，那你觉得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呢？是往前面走吗？前面是无穷无尽的，哪一天才能找到真正的意义呢？好比是有人要问南极的南极是什么？这明显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差异。譬如说在日本，大多数人都把工作当成人生的意义所在，另一方面，他们又为自己设置了很多的节日，难免有位中国学者说，日本人几乎每天都是节日，每天都能为自己找到庆祝的理由，也许只有那样，才能在工作之余排遣工作带来的压力。
一个让人向往的时代，绝不是一个以被奴役为乐，以当牛作马为乐的时代。人们能够按自己的意愿生活，而表达思想时不为那个时代的语境所矫饰；当人们在生活中不再让“无奈”这样的字眼纠缠着，正视自己的幸福所在并拥有主导权的时候，就离所向往的时代更近了。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劳动上升到道德的层面，而追求精神生活才是日常生活的主要情节。在陶渊明的桃花源里，人们的生活也少了尔虞我诈，少了纷争。
如果一千年后的某一个人，回眸过往的历史时，问自己最想生活在哪一个时代？无疑，当人们刚刚沉浸在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层面，财富作为一种矜持，权势当成一种表演，战争此起彼伏，环境气候正急剧恶化。那样的时代会首先落选。
大汉奸小女人
一部《色戒》引得众说纷纭，有的人觉得这个李安怎么了？拍汉奸还有这样的拍法，让梁朝伟来扮演汉奸本身就是对汉奸的美化。梁朝伟是个美男子，与大众意念中的汉奸有很大差距。人们所熟知的汉奸，要么留着个小分头，抑或是阴阳头。说白了，就是将人物脸谱化，还是停驻在现在人们心头的旧观念。也有的人觉得李安被误会了，《色戒》并没有美化汉奸，而是把一个无辜女人的为爱所累，都归因于汉奸的阴险。
很显然，要是就易先生值不值得人去爱？开个讨论会，十有八九的人会说，易先生其实不值得女人爱，且不说他是个民族败类，单说他对待感情上来说，其实跟韦小宝差不多，是个阅人无数的情场老手。像那种男人，除了让一个女情场老手能跟他进行一番公平的较量之外，其他的女人都注定了成为被他玩弄的角色。
在一刹那间，一颗六克拉的钻石戒指打动着一个女人的心，于是她想，他是真的爱上了自己。王佳芝并不知道，那只是像易先生那样有本钱的情场高手的惯用伎俩。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李安真的想到了美化汉奸，那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布什向世界说出了这样的话，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站在恐怖主义的一边；之后将几个国家列为邪恶轴心国。简单地将人物按好坏脸谱化，最容易接受布什的单边主义的思维方式。但凡稍有点常识的人，就不会同意说，所谓的邪恶轴心国的人都是妖魔鬼怪。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恶，未必就是一个真正的大恶人；真正的大坏人，总是在经过抽丝剥茧之后，才得以现身于天下。
梁朝伟自己都说，他演汉奸易先生，几乎要得精神分裂症。在《色戒》中，他不但要经常骂人，还要很凶残地打人、踢人，我们总不至于说，梁朝伟会刻意将汉奸演成一个可爱的人。命运往往是抽象的，特别是当一个作家将自己的复杂感情溶入笔下。有人说，《色戒》有张爱玲悲剧命运的影子，所谓遇人不淑。在现在中，爱情也往往是难以言喻的。爱情没有脸谱化，像秦香莲与陈世美，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爱情里甚至没有是非，在《色戒》中，王佳芝爱上了汉奸，不过是一个小女人与大汉奸的爱情悲剧，甚至连爱情也只沾上点边。王佳芝是锄奸行动的不当的牺牲品，也由一个承担着正义责任的巾帼须眉还原成一个平凡的美人。结果还应验了另外一个江湖规则：做杀手是不能有爱情的。
存在：笑对科学带来的虚无
在过去的几年里，有过许多矛盾的思考，有时候挤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一直到最近，许多疑问才在心头逐渐冰释。有关生命的意义和形而上的思考，是到了该告一个段落的时候。
我们从何而来？从宗教的层面来说，我们都是神的后代，抑或杰作，是上帝的影子在人世间的投射。从艺术的角度来说，人，诗意的栖居！从科学的方面来说，有关生命的起源，还有许多疑问有待破解，因为科学讲求的是精确。但是人们都已经明白，生命由简单走向复杂，生命的姿态演绎到如今，可谓千变万化。今天的我，是宇宙生命经历了漫长演变之后的，一枚精彩的果实。从基因遗传的意义上来说，在几十万年的过程中，任何一个意外，都可能导致基因遗传的中断，这个世界上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人。身体肤发，受之父母，生命本身就是一段传奇。
有人发现，在历史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擅长归纳法，而不擅于缜密的推理。也就是说过去中国人不擅长于问“为什么”，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人们从很小就往大脑里输灌了许多的伦理道德。但我在读了许多书后，有一天豁然开朗，觉得老庄有关于“无”的哲学，正好暗合了宇宙的起源。福柯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个世界上的科学总是相对的。在当今世界，人们都认为，宇宙起源于大爆炸。既然有个宇宙起源的问题，那么，在宇宙还没有形成之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生命和物质是四维的，甚至更多维度的。譬如说去年的你跟今天的你是不同的，在不同时间，我们的生命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在宇宙没有形成之前，是无所谓时间的概念的，那时候相对于现在而言，就是“无”，也就是生命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们要去追问，在“无”之前是什么，就好比问南极的南极是什么地方。那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了？或者说已经超出了人的智力范围。宇宙学家认为，在宇宙的深处，隐藏着看不见的黑洞和许许多多的暗物质。黑洞的密度是难以想象的，整个地球可以浓缩到一粒花生米那么大小，任何东西靠近黑洞，就会被它吞噬；连光和时间靠近它，也会被它捕获。再联想到中国古代哲学意义上的“无”，就有一种拈花微笑般的感悟。“无”对于一个唯物主义者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关键在于，对“无”之前的追问，已经显得不重要了。维特根斯坦说，此刻活着，就是永恒！我觉得就是最好的诠释。如果永恒是不能用时间概念去权衡的，那么，活着也就是相对的永恒了。生命是从“无”开始，经历几千万年的演变而来的。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生命的机会，比中了六合彩的几率还要低得多。生命是如此的矜贵，在我看来，选择非正常死亡的人，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睿智者，这不是五十年和一百年相对于人生意义的问题，是一种勇气。如果活着是可怕的事情，死亡只是一种逃避，自杀显然才是真正懦夫的行为。如果真正连死都不怕的人，不妨用面对死亡的勇气，去直面人生，足足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珍惜生命的人，才是对宇宙的思考通透了的人。死亡不是生命里的事情。虽然生命是从虚无中演化而来的，但生命既然存在了，就不再是一种虚无。即便是一种虚无，活着也是从虚无中开出的最美的花。
我读《万物简史》，也突然有拈花微笑的感觉。中国过去的民间社会，是相信神灵和轮回的。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生命固然是不能轮回的，譬如说前世的你，和今生的你。但是构成我们生命的原子们，在我们死后，会继续重组，也许是一枚草，一朵花，甚至会存在于狗的身上。所以说，天人合一，也是一种有一点科学的说法。阿尔贝·雅卡尔在《“有限世界”时代的来临》中写道：“当美洲的印第安人听到白人提议购买他们的土地时，他们很惊讶，‘清新的空气和清澈的流水并不属于我们，你们怎会向我们购买它们呢？我们属于土地的一部分，它也属于我们的一部分’。”令人遗憾的是，即使到了科学昌明的当今社会，绝对理性主义的思想还时时抬头，好像人们总是有足够的能力去掌握生命和自然。有一种说法真是振聋发聩，声称纳粹灭绝犹太人的尝试划“对社会进行理性管理的一次演练”。也可以理解为在极端理性主义思维的怂恿下所犯下的一桩罪恶。
存在是不虚无的，这不是一句矛盾的话，因为有些人会质疑生命存在的极终意义。其实生命没有所谓的意义，还没有上升到“意义”的层面。活着本身就是奇迹，活着本身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而死亡不是生活中的一件事情。活着不需要为它画上多么美妙的图景，而后标题为“人生的意义”。那只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心理，从本质上来说，生命无所谓意义，我们可以去观察一只鸟，它在林中整天忙个不停，从来没时间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也无所谓善恶。到了人类幸福的能思考这样的问题了，原来这个问题的解答就在它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