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的边缘
日前偶然读过一篇网文，是作者回忆英年早逝的女大学生的，她的理想就是做一名学者。因为她觉得在当今时代，也许只有书斋，才算得上是一块生存的净土了。蒙田也做过两任波尔多市市长，但他卸任之后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学者的象牙塔生活。可见做学问也是逃避世俗追杀的生活方式。
但做学者也有做学者的难处，特别是在当今社会。像文化学者余秋雨，好像应该隐身在学问的背后，譬如一本写得特好的书，作者却隐身其后。但余老师没有做到，山居也好，苦旅也罢，他还是潇潇洒洒地走到了前台。有人鼓掌也有人哂笑。这就是现实给予学者的双重回报。人们心目中的学者形象大概是这样子：长衫长袖，深度眼镜，或如罗丹的《思想者》，高深莫测。
学者首先是读书人，中国的传统读书人又跟平头百姓不同。至少在潜意识里比三流九教高级，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不善营生潦倒得不成样子，还硬是裹着又臭又破的书生行头。吴奇隆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学子们清一色的儒服，读起书来摇头晃脑，正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给人一种浪漫的遐想。自从统治者以学而优则仕开科取士以来，读书就成了普罗大众晋身“人上人”为数不多的捷径之一。中国就似乎有着崇尚读书的良好动力和氛围。其实也不然，因为旧社会有着荼毒人心的等级观念，读书和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纠缠在一起，如果只从这样的出发点来看，读书实在是被一种畸形理念扭曲了。再就是精忠报国，像岳武穆，又难免不陷入愚忠的窠臼，一连十二道金牌，让十余年苦心经营的抗金大业灰飞烟灭。到现在，岳飞连“民族英雄”也做不成了，因为有争议说当今中国是个百族共和的国家，汉族只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支。但在一个封建体制中，想不做到愚忠的份上，的确是打灯笼难找的事。因为最大的是皇帝，而不是老百姓。所以说首先被颠倒的是谁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常常为执法者含糊不清，表现在用纳税人的钱，却做着伤害纳税人的事情。一位相声泰斗侯宝林说过这样一句动情的话，观众就是他的衣食父母。假如这是出自肺腑的话，对待观众不虔诚也难！
传统读书人的身份和潜在地位是他们矜持的坐标。这也成了旧戏剧中经典的内容。譬如书生开始一文不名，爱上了大家闺秀，当然门不当户不对，总是为对方的家长所不容，这种厄境便由科举考试变成转折点。从这种意义上说，是科举成全了那个社会的自由恋爱。也可以说科举是等级社会的等级交换器。但这并不能稀释传统读书人的悲剧命运，因为科举通向的依然不是一条尊严之路。如果说卑贱是那个时代人们的普遍遭遇，读书人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阿Q而已，尊严等于梦想。正像乾隆斥骂纪晓岚所说的，看你有些才华，权且当条狗豢养着，莫不要不识抬举，动辄放言国事。
在一个没有尊严的社会里，做学问成了最后的桃花源。读书人的清高也只能作为一种自恋情结。即使如屈原的清高，也难免不是一种失意后的愤世嫉俗。不苟活的下场只有死，抑或如魏晋的高士们，在山林和诗酒间找寻乱世的最后自由和人格尊严。这样一想，中国的读书人真是太苦了！要么做跟屁虫，要么佯颠佯狂。
到了当代，文化人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和尊敬，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文化人意味着远名利。一旦在公众场合露脸多了，难免招惹异议。况且做学问写文章，难免不出缺漏，等于把自己的缺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实究其当初，名利本来就是读书人所趋的。一开始，名利就深入读书人的骨子里，读书就是为求名利而来的。但读书人的伪清高，又决定了他们会把大张旗鼓的求名求利看成是可耻的。名利是读书人心头的隐痛。有个学生这样疑问：我们好像都是为了小我而读书的，而小时候书本上总教育我们要为大我而读书，这是不是自相矛盾的？当然不矛盾，大我可能遮蔽小我，小我却可以彰显大我，所以为小我而读书没有什么不好。
现在的文化人没有必要再背着沉重的名利的包袱了。适当的显名得利未尝不是有益的。只要名利不会蒙蔽文化人的真知灼见，只要名利不会腐蚀超凡的大脑。有个科学家有很多钱，但他对钱并没有具体的认知，金钱对他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到了那种境界不可谓不是他的福祉。
行走文字如此鲜美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日，希腊雅典，夜宿Herodien旅馆”。
“……夜宿纳夫里亚的King－Minos旅馆”“……夜宿Europa旅馆”。
这只是随便从余秋雨的《千年一叹》里面抄摘的几个夜宿的记录。九泉之下的徐霞客是欣慰的。因为他的后人能将步履迈得更大，去的地方更远，远足的意义却决不菲薄。时代为行万里路提供了诸多便利。特别是在观念上，“父母在不远游”的历史已经一去不返。当今就是一个鼓励迁徙，一个能令诗人纵情行吟的时代。众所周知的文学的日益边缘化也不再是可怕的事情，“大隐隐于市”，总还会有人在万丈红尘里收获文学的果实。随着国际间交流的频繁和密切，和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法制的不断完善，所有困囿人们自由流动的障碍都将被质疑和推翻。然而在当今社会，远足的意义依然是如此重大，因为多数人都义无反顾地将光阴虚掷在物质的创造和攫取上。有时竟不能求全责备！
行走文学抑或肢体写作在当代有着更大的空间。甚至有许多学者也不再局限于斗室内的“天问”，而是勇敢抑或不失时机的读万卷书后再行万里路，张五常在三十岁之前反刍了很多书，而立之后只是专注于做学问和学术交流。行走与思维的结合，让思想纷呈立体化，展现出更大的魅力。这些都是时下行走文字、肢体写作火爆一时的原因。文学并不是命中注定了属于寂寞，否则不会有洛阳纸贵之说。一门寂寞的学问往往摆脱不了曲高和寡的嫌疑，除非是哲事的苦思，如斯宾诺莎不得已的阁楼人生。生命注定了是短暂的，在有限的光阴里，让视野尽可能地宽阔一点不能不说是幸福的。这个世界最不缺少的就是将生命纠缠在物质渊薮里的人。余秋雨的《千年一叹》固然有粗糙和生硬的地方，然而我还是喜欢他那若有所思的微笑。
我不觉得行走文字和肢体写作有什么不好！恰恰相反，一看到如“伊斯兰堡，夜宿Marriott旅馆”之类的字眼，总是报以由衷的向往。特别羡慕那样的人：以美食家之名吃遍天下，靠一支笔周游世界。
智者不乱仁者无惧
我的另一半源源不断地用电子邮件发过来许多与“非典”有关的信息，同时少不了嘱咐，如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要多喝橙汁啦。电视报纸上也是铺天盖地的“非典”报道。余秋雨、陈逸飞等文化名人联手拍抗非典的的公益广告片，名为《智者不乱仁者无惧》云：“人类的净化，大半来自病疫，人类的相助，大半来自危急，人类的高贵，大半来自灾难”。
早晨我去上班的时候，经过几家工厂，厂门口都排着长长的一溜上班的队伍，门口有专人为工人量体温。我做事的公司也贴出了通知，要求在外住宿的人员近期需回厂住宿，连买东西也只能由人代劳，闲杂人等不得随进随出。上网一看最新疫情公报，说是本月五六日间有一个非法的河南某歌舞团来表演过，该团有多人被诊断患上了非典，团近某个工厂已有几个人因怀疑患上了非典而留医。一时如临大敌，草木皆兵，杯弓蛇影。前些日子，伊拉克战争被炒得沸沸扬扬，想不到萨达姆到底只是只病虎，仗才打了不到一个月，萨氏政权便土崩瓦解，集体消失。而非典肆虐了差不多半年之久，还是搞得人心惶惶，谈“非”色变，说明了当今世界上，还有比战争更可怕的梦魇。不久前，在土耳其某地，一地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在夜幕的笼罩下掳去了一百多个豆蔻年华的学生的生命；在尼伯尔，脑膜炎也掠去了五百生灵。总之，新世纪的开端几年，人类是多灾多难的，并没有跟愿望里的一样美好。
去年的时候，看过一部以狼为体裁的电影，说的是智慧程度比人还高的狼群，它们隐身在城市里，像幽魂亦似神灵，扮演着城市清道夫的角色，专门收拾在狼看来肮脏的人，同时它们也有剽别人类的本领。惊险、刺激、出其不意。它们杀人，杀的却是人群里的败类。
人类一方面从来没有停止进取的脚步，一方面是不是也应该审视自己在地球上的所作所为，是不是经常逾越了良知和伦常的底线；一方面需要秩序来维系生存，一方面在胜利面前骄纵无度。而且最可怕之处在于，人类有一张能够颠覆黑白的嘴，可以信口雌黄。有人就怀疑所谓上帝都只是人类创造出来为自己谋福利的，这样他们可以肆地忌惮冠冕堂皇地虐杀别类。换个角度，如某些影视剧情，人类成了被主宰者，那样人类一样成了玩物。人们常常因为感恩戴德，就说来世做牛做马以报，就是换个角度的比喻。
世界呼唤智者和仁者，可惜事实证明了他们要么多但无能为力，要么少而力量不济，要不然天灾固然不怪，人祸依然横行。设若说他们是多数的话，也不过是自私自利的，又算得上是什么智者仁者。所以美国可以说打张三就打张三，掴李四就掴李四，今天又喝住王五说，你给我站住！他们的法宝就是举着“自由”的大纛，乘机四出处摇晃；趁着天下大乱的当儿，到处出售自己克隆的锋牙利爪；看见有利可图，就旗子往人家的地盘上一插，还理直气壮地说，咱送自由来了。这样我们就想起在报纸上刊登的，美国军嫂对出征伊拉克的丈夫的思念、对丈夫的理解，因为她也要人云亦云地说，丈夫是光荣的解放者。文明有时候就这样让人又爱又恨。像美国的思想者梭罗，两百多年前，干脆放着工程师的领袖不当，跑到瓦尔登湖畔做个简单生活的体验者。
我还想起刚到南方来的时候，特怕治安员，看见穿着那身“虎皮”的，心里就发虚，而且真的劳驾他们遣送过两次。像咱这些外出谋生的哪有功夫跟他们蛮缠，他们吃的可就是拿起鸟枪当大炮的饭。有人说他们中的某些人像旧社会的家丁，我只笑！前些日子，就有个报道，大学生孙志刚到广州寻工不久的，偶然外出因无暂住证而被抓去又遭毒打，据说人很书生意气，好端端的一个人竟不明不白的客死他乡，真不知道那些耗着纳税人钱财的人在干着些什么。文明当然意味着秩序，但文明的初衷不应只是赤裸裸的作茧自缚，否则你问任何人，他们都会说不如做山中野人爽快。
但我还是愿意做文明社会里的一员，因为我知道个人力量的势单力薄。在非典横行的日子，我们要向那些战斗在抗典前线的医务工作者。其实智者仁人可能就是那些普通人，他们有血有肉有爱，无私识大体。智者仁人多多益善，智者不乱仁者无惧这个世界才充满希望！
两枚不合时宜的李子
“张国荣是因得了艾滋病而跳楼自杀的”，敢放此言的人叫李敖。
如果问五百年间中国最彰显个性的两个文化人是谁？李贽和李敖当之无愧矣！
这两个人都姓李，但老家一个在东南沿海的泉州一个则在东北哈尔滨。李敖认为自己骨子里是东北人，百年后当归于昆仑之巅。
李贽死后176年才有了法国的卢梭出生，人生而自由，早就被李贽说过。李贽是那个时代不合时宜的“自由”的吹鼓手。二十六岁中了举人，五十一岁混了个姚安知府。但李贽在五十四岁时任满即挂冠而去，对自己在体制内的发展彻底的失望了。他要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选择一个有利的位置，以自由的身份真实地活着。他身份游离，说是儒家弟子却终日薄圣非孔；叫他李和尚，辄自言不过是以方外之身，争取多一点的言论自由而已。他不善营生，垂老之年还要寄人篱下，而且偏偏和篱上主人有着无法调和的龃龉。喷玉唾珠算是投错了时代。要是在当代，他也可以和李敖比肩，比谁能将牢底坐穿，比谁更风光一时。可是李贽死得很惨，剃刀割喉。
333年后才有了名震海内外的李敖，一个自以为最了解女人的情场高手。李贽善骂，李敖更是后来者居上。当权者都被他骂了个够呛，用他自己的话说，凡与之有隙则生者骂臭死者鞭尸，比伍子胥还伍子胥。李敖的一生就是被诉讼和女人包围。要是当权者烦腻，就让李敖进牢狱休息十几年，十几年后李敖还本性不改，依然故我的骂人。因为颇有资财，李敖骂人时可以不看人脸色，可以纵情地泡妞，在这一点上，李贽是莫能相俦。两人最大的共通之处就是求真和有着自由的喉咙。
奇怪的是最有个性的文化人，并不在年少时即以神童的面目示人。爱因斯坦两岁时还不会说话，但当今的“儿童作家”、“少年文豪”却不乏其人，是否我们得相信有个天才进化论，即后来的天才比从前的天才更天才？
猴年吃猴子
在某报做的与食人狂有关的专题里，悲哀地看到几个关键词：性食人狂、侵略食人狂、精神分裂症。据专家考证人食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在初民的陶器里曾发现人肉纤维。其实不要追究精神分裂症的因素，某些人在私欲和功利的怂恿下，并不见得比鳄鱼和狼豺更仁慈。诸如活熊取胆，吃猴脑，总之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符合自然的规律。人类通常震惊于同类间的猎杀，而漠视着对异类的血腥屠戮。
网易上有一组文章，追问“2004中国文坛红得起来吗”？里面有对去年中国文坛喧哗不绝地回顾。第一盏热闹的灯火骇然是：大家都来“吃”巴金。因为有人敏锐地嗅出了以各种形式为巴老祝寿的名目中，有太多“作秀”的成分。歌德在耗六十年心血写就《浮士德》后长舒了一口气说，从此他生命中的一切，都算是上帝的馈赠了。巴金在做气管插管手术时，沉重地说：“从今天起，我为你们活着”。接下来的灯火也就交相辉映，如：金庸“华山论剑”、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木子美现象、余秋雨VS金文明、“美男作家”葛红兵等。也就是说文坛泡沫的成分多于实在的内涵。
古时候，没有现代意义的传媒，文人之间的唱和集会总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一首好诗就能折腾得洛阳纸贵。一直到了十七八世纪法国沙龙的兴起，还要归功于传媒的落后。现代传媒在功不可没的同时，也好比一柄双刃剑，不断地为浮华的世界帮腔造势，搞不好也能“吃”人。
好在，中国地大物博，可食者甚蕃。有独特的生肖文化，十二生肖轮番为人们换口味。开年以来，猴子又被大大地捧热了一把。六小龄童一边忙着出书，一边叫嚷着寻找徒弟，像为****大师寻找转世灵童；猴体裁的邮票也升值数倍。今年的中国文坛拿什么去火，我们拭目以待，反正国人已尝了一口猴肉味！
文化棋局
据报道地球上有上百万物种将在未来数十年内濒临灭绝，看来连卢梭说的，上帝只关注物类而忽略个体的说法，还是过于乐观的。金庸作过题为“中华文明不断消长”的演讲，其实在不断消失的岂止是人类的文明。
但是这些年来，有关文化的声音太吵了，而且从现在看来，这些喧嚣正方兴未艾。王小波已逝世七年了，他生前就注意到文化乱热得不亦乐乎的现象。总的说来有装腔作势之嫌，随便揪出什么都不妨扣上文化帽子。久而久之，好像我们的生活已经文化得登峰造极了。一方面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我们把文化折腾得有模有样，整个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旺盛态势。如果扣除我们误以为荣的文化水分，还有在不断流失的有益的文化养分，结果就不得而知了。春节回到乡下，耳闻目睹就令人倍感惆怅。请看看年节文化剥离得还剩下些什么？龙灯花灯不见踪影，拜年也使上了现代工具的便利。功利时代的一大弊病就是使原汁原味的文化精髓逐渐淡出。难怪有人说现在没有真正意义的科学，即科学的宝贵精神在向功用主义屈尊迂贵。
说当今缺乏文化人——多数人会不同意。余秋雨先生说追求物质是不必诟病的，因为物质可以曲线地转化为文化向心力。想想几个饿肚子的人能捣鼓出什么？但余先生的道理是有前提的，即追逐物质的一代以自身疏离文化为代价。理想的展望是下一代或再下一代人不至于像我们，为了物质的丰阜而活得太累。他们应该有条件思考有关人生幸福的真谛。
有研究者认为全球的下一场竞争将是文化的竞争，当然他指的是大语境下的文化竞争。应当认识到本民族文化中趋避什么。如果我们民族的文化没有特色，或者不能坚持特立独行，请问在下一场竞争中使我们立足于不败之地的希望又在哪里？
作家触电不足惊
前些年看见电影院的海报，有一部电影由作家苏童担纲主演，当时想要观看的欲望就特别强。说起来，在我们这个东方大国，一个名人的行当跨度太大了，有时的确让人觉得很新鲜。譬如贾平凹，众所周知是个大作家，偏偏间或画画儿，还有模有样地出了本画册，他的“文人画”经常上杂志的内页。对有能力跨行当的人而言，也不失是一种诗意的栖居。唐玄宗就常常到梨园客串角色，因为头衔最高，也就被奉为“梨园祖师爷”。
在当今社会，作家同时也做生意人，做成功企业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梁晓声说过一句令文人大受鼓舞的话，说作家都不是傻子，只要专注做某件事情，就没有做不成的道理。你说在历史上，作家往往是穷得一塌糊涂的人，我不反对；但你若说作家就注定了受穷，只有受穷才成得了大作家，我是持有异议的。就拿鲁迅来说，他写文章加上做政府公务员，年收入足以让他稳居中产阶级之列。李敖也欣慰地说，幸亏自己颇有资财，免却了看别人的脸色生活，可以纵情写作。还是梁晓声的说法，在如今作家只要勤奋当不至于太穷。
一个人实在没有必要在哪一行做得出色了，就铁板钉钉。梭罗年青时研发了生产铅笔的新技术，可是申请专利之后，他就对这项可以生财的发明不闻不问，原来对他而言，发明是一个愉快的过程，过程结束了，也就不再值得关注。真让人大跌眼镜！
就历史而言，老子是个图书管理员、孔子是个“跑江湖”的、庄子是个漆园小吏、苏格拉底是个街头的伊索，沙漠枭雄萨达姆据说也写过几部小说。在当代，比如作家刘恒拍了部商业片《少年天子》，应该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据九丹说她一年写小说可赚个几百万，养得起男人，听来真解气！跨行当的底线是不堕落。诗人阿橹成了杀人犯，这样的蜕变世人当引以为戒！
可怜的文艺男青年
在《网易》上看到署名蝴蝶的一篇奇文《千万不要嫁给文艺男青年》，读来触目惊心，但所说的道理不见得条条大道通罗马。大概作者本身是女人，才可以肆无忌惮地耍弄性别歧视：好像文艺男青年不可嫁，而文艺女青年就可以百无顾忌地迎娶了？大概文艺一旦归之于女人就必然是锦上添花。女人写文章写出了点小名气，人如果长得不丑的话，包装的时候就美其名曰“美女作家”，好比“酷男歌星”。有人戏之曰“下体写作”。李敖说妓女不可交的原因是形而上不能聊形而下不能搞。可见文艺之于女人是相得益彰的。一个从来不读书的女人，要探求其气质的所在时就只能说是与生俱来。然而与生俱来的毕竟会有流水落花、鹤发鸡皮的那一天，再加上世俗生活的反复濡染，气质危机势在难免。
在蝴蝶看来，男人是断不该为文艺的，否则就要枷上诸多不可嫁的理由：泛酸、自恋、极度好色、早死、穷酸、不良生活习惯、戏剧人生，总之一个男人倘若有了这些劣性，活着的确是一种罪过。如果生在秦始皇时代，干脆将这样的文艺男青年坑埋掉算了，免得惹蝴蝶愤慨和难受；如果生在古罗马，这样的文艺男青年也最好扔下悬崖，以免遗患社会。况且顺着蝴蝶的激扬指点，纵目古今中外的男性文艺人，还真的不乏她所说的有那些劣性的男人。女人骂男人，本来像是情理中的事情，好端端的男人还要被唱成是“十个男人九个傻”，想来是要将文艺男青年清洗掉，来一次文艺男青年大革命，慈悲一点，将他们统统赶到偏远的农村劳改。为博红颜一笑，从此让天下的文艺男青年不文艺了。
不过关上了蝴蝶的窗口，还是纳闷得很。如果天下的女子都响应她的号召，天下文艺男青年从此皆无妻，敢再文艺的男青年恐怕要绝种。那么文艺前辈中以后也只有女性独步天下了。忌不寂寥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