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尚书令左雄，因见梁冀辞爵，宋娥独不让封，乃复借着地震山崩的变异，再上封章，略云：
先帝封野王君，汉阳地震，今封山阳君，而京城复震，专政在阴，其灾尤大。臣前后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财，不可以官，宜还阿母之封，以塞灾异。今冀已高让，山阳君亦宜崇其本节，毋蹈愆尤，则所保者大，国安而山阳君亦安矣。
宋娥闻得左雄再三谏诤，亦有畏心，乃向顺帝辞还封号；偏顺帝专徇私恩，不肯照准，于是山阳君封号如故，左雄所言依然无效，但雄名由此益著。雄尝因州郡荐举类多失实，特奏请察举孝廉，必年满四十，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乃得应选；若有茂才异行如颜渊、子奇方可不拘年齿。顺帝依议，颁诏州郡。会广陵郡有孝廉徐淑应举入都，年未四十，台郎以违格，淑答说道：“诏书有如颜渊、子奇，不拘年齿，故本郡以臣充选！”郎官无言可驳，转告左雄，雄召淑入见，莞尔与语道：“昔颜渊闻一知十，孝廉能闻一知几呢？”说得淑无从对答，默然退归。尚书仆射胡广曾与雄议不合，出为济阴太守，所举数人并皆失当，坐是免官。此外尚有牧守滥举亦遭罢黜。惟汝南人陈蕃、颍川人李膺、下邳人陈球等三十余人才足应选，得拜郎中。安丘人郎□，素有声誉，由顺帝特征入阙，面问灾异，□详上条陈，大要在修德禳灾，且荐举议郎黄琼、茂才李固。顺帝命□为郎中，颧辞病不就，飘然竟去。
忽由洛阳令奏报宣德亭边平地无故自裂，阔约八十五丈，顺帝乃令公卿所举各士人，入朝对策。峨峨髦士，发挥己见。就中名士颇多，如扶风人马融、南阳人张衡，亦俱在列。所上策文，由顺帝亲自展览，内有一篇佳作，系详言时政得失，不涉虚浮，当即拔为第一。看官欲赏识此文，由小子抄录如下：
臣闻王者父天母地，宝有山川，王道得，则阴阳和穆；政化乖，则崩震为灾，斯皆关诸天心，效于成事者也。夫化以职成，官由能理。古之进者，有德有命；今之进者，唯财与力。伏闻诏书务求宽博，嫉恶严暴，而今长吏多杀伐致声名者，必加迁赏，其存宽和无党援者，辄见斥逐，是以淳厚之风不宣，雕薄之俗未革。虽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变乱旧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丰之徒，乘权放恣，侵夺主威，改乱嫡嗣，至令圣躬狼狈，亲遇其艰。既拔自困殆，龙兴即位，天下喁喁，属望风政。积敝之后，易致中兴，诚当沛然，思惟善道，而论者犹云方今之事，复同于前。臣伏从山草，痛心伤臆！诚以汉兴以来，三百余年，贤圣相继，十有八主，岂无阿乳之恩？岂忘爵赏之宠？然上畏天威，俯案经典，知义不可，故不封也。勤谨之德，但加赏赐，足以酬其劳苦；至于裂土开国，实乖旧典。闻阿母体性谦虚，必有逊让，陛下宜许其辞国之高，使成万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岂天性当然？但以爵禄尊显，专总权柄，天道恶盈，不知自损，故至颠仆。先帝宠遇阎氏，位号太疾，故其受祸曾不旋时。老子曰：“其进锐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为椒房，礼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从，荣显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诸侍中还居黄门之官，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岂不休乎？
又，诏书所以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权、容请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任，曾无限极，虽外托谦默，不干州郡，而谄伪之徒，望风进举。今可为设常禁，同之中臣。昔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赐钱千万，所以轻厚赐、重薄位者，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窃闻长水司马武宣、开阳城门侯羊迪等，无他功德，初拜便真，此虽小失，而渐坏旧章。先圣法度，所宜坚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复。《诗》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刺周王变祖法度，故使下民将尽病也。今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也。斗为天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乎四时；尚书出纳王命，敷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若不平心，灾眚必至，诚宜审择其人，以辅圣政。今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则公卿尚书，内则常侍黄门，譬犹一门之内，一家之事，安则共其福庆，危则通其祸败。刺史二千石，外统职事，内受法则。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洁，犹叩树本而百枝皆动也。《周颂》曰：“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此言动之于内，而应之于外也。由此言之，本朝号令，岂可蹉跌？间隙一开，则邪人动心；利竞暂启，则仁义道塞。刑罚不能复禁，化导以之寝坏。此天下之纪纲，当今之急务。陛下宜开石室，陈图书，招会群儒，引问得失，指摘变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时施行，显拔其人。以表能者，则圣听日有所闻，忠臣尽其所知。又宜罢退宦官，去其权重，第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智闲雅者，给事殿中。如此则论者厌塞，升平可致也。
臣所以敢陈愚瞽、冒昧自闻者，倘或皇天欲令微臣觉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怜赦臣死。臣言有尽而意不尽，伏惟垂鉴。
看官道这篇策文是何人所作？原来就是南郑人李固，即故司徒李郃的令子。固五察孝廉，再举茂才，皆不应召，至是为卫尉贾建所举，乃诣阙献词。顺帝特加鉴赏，置诸高第。即日令乳母宋娥出居外舍，并责诸常侍干预政权。诸常侍悉叩头谢罪，朝廷肃然，因拜固为议郎。马融前曾为校书郎中，因上《广成颂》，隐寓讥刺，忤旨被黜，及此次对策，乃复使与固同官。张衡南阳人，表字平子，素善机巧，更研精天文阴阳历算，尝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造候风地动仪，为前人所未有。当时已为太史令，衡不慕荣利，故累年不迁，好几载才得为侍中。这都由阉人当道，排摈清流，虽有名士，终致沉抑下僚，不获大用。浮阳侯孙程等就国年余，仍复召还京师，命与王道、李元同拜骑都尉。嗣复迁程为奉车都尉，程竟病死，追赠车骑将军印绶，赐谥“刚侯”。程临终遗言，愿将封邑传与弟美，顺帝将封邑中分一半畀孙美承受，一半使程养子寿袭封，这也是汉朝特别的创格。到了阳嘉四年，居然垂为定例，诏令宦官养子俱得为嗣，承袭封爵。御史张纲就是司空张皓子，皓为留侯张良六世孙，居官正直，至阳嘉元年病殁。纲少通经学，砥砺廉隅，既受任为御史，目睹顺帝宠遇宦官，引为己忧，慨然叹息道：“秽恶满朝，不能致身事君，扫清宫禁，虽得幸生，也非我所愿哩！”当下缮就奏折，入朝进呈，奏中说是：
《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溯自大汉初隆，及中兴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观其理为易循易见，但恭俭守节，约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过两人，近幸尝赐，裁满数金，惜费重民，故家给人足。夷狄闻中国优富，任信道德，所以奸谋自消，而和气盛应。顷者以来，不遵旧典，无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骄之，而复害之，非爱人重器承天顺道者也！伏愿陛下少留圣恩，割损左右，以奉天下，则治道其庶几矣！
书入不报。是时三公已换易数人，太傅桓焉、太尉朱宠、司徒许敬皆相继罢去；用大鸿胪庞参为太尉，录尚书事，宗正刘崎为司徒，又因司空张皓出缺，进太常王龚为司空。太傅本非常职，暂从缓设。太尉庞参就职至三年有余，最号忠直，内侍等不便舞弊，屡加谮毁，司隶亦党同阉竖，上书纠弹，独广汉郡上计掾段恭，力为庞参洗刷，请顺帝专心委任，顺帝乃任参如故。不料参后妻嫉妒，竟将前妻子推入井中，猝遭溺死，洛阳令祝良与参有隙，当即入太尉府查勘属实，立时报闻，参因坐免，改任大鸿胪施延为太尉。越二年，施延免职，又起参为太尉。参年老多病，逾年寿终，司空张龚继参后任。太常孔扶迁官司空，未几又改用光禄勋王卓。司徒刘崎亦坐事免官，特擢大司农黄尚为司徒。惟梁后父执金吾梁商奉命为大将军，独不愿就任，托疾固辞，顺帝使太常奉策，就第册拜，商不得已诣阙受命。汉阳人巨览、上党人陈龟并有才行，当由商辟为掾属；李固、周举亦由商特召，入为从事中郎。固见商谦和有余，刚断不足，乃上笺讽商道：
昔《春秋》褒仪父以闭利门；夫义路闭则利门开，利门开则义路闭也。前孝安皇帝，内任伯荣、樊丰之属，外委周广、谢恽之徒，开门受赂，署用非次，天下纷然，怨声满道。今上初立，颇存清静，未能逾年，稍复堕损，左右党进者，日有迁拜；守死善道者，滞涸穷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来，十有余年，圣嗣未立，群下系望。可令中宫博简嫔媵，兼采微贱宜子之人，进御至尊，顺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养，无委保妾医巫，以致飞燕之祸。明将军望尊位显，当以天下为忧，崇尚谦省，垂则万方，而新营祠堂，费工亿计，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俭。自数年以来，灾怪屡见，近无雨润，而沉阴郁泱，宫省之内，容有阴谋。孔子曰：“智者见变思形，愚者睹怪讳名。”天道无亲，可为祗畏。如近者月食既于端门之侧，既尽也。月者大臣之体也，夫穷高则危，太满则溢，月盈则缺，日中则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数也。天地之心，福谦忌盛，是以贤达功遂身退，全名养寿，无有怵迫之忧。诚令王纲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誉，岂与此外戚凡辈，耽荣好位者，同日而论哉？固狂夫下愚，不达大体，窃感故人一饭之报，况受顾遇而可不尽言乎？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幸赐裁览！
梁商亦知固效忠，但素性优柔，终不能用。宦官十九侯中，孙程早死，王康、王国、彭恺、王成、赵封、魏猛等亦陆续病亡，惟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汎、王道、李元、李刚九人与乳母宋娥，交相蛊蔽，贿赂公行。太尉王龚每恨宦官揽权，志在匡正，因极陈诸阉过恶，请即放斥。阉党不免惊惶，各使宾客诬奏龚罪，顺帝竟偏听谗言，命龚自白。李固闻知，即进告梁商，为龚辩诬，且谓三公望重，不应赴廷对簿，请即代为表明，毋令王公蒙冤。商乃入白顺帝，才得无事。商子冀鸢肩豺耳，两眼直视，口吃不能明言，少时游荡无行，酒色自娱，凡博奕蹴鞠诸技却是般般精通，又喜臂鹰走狗，骋马斗鸡，此外却无甚材能，不过略通书计。为了椒房贵戚得列显阶，初为黄门侍郎，转迁侍中虎贲中郎将及越骑步兵各校尉，至父商为大将军，冀竟代任执金吾。阳嘉五年，改号永元，调冀为河南尹。冀居职暴恣，多为不道。洛阳令吕放进见梁商，偶然谈及冀过，商当然责冀，冀恨放多嘴，竟遣人伏候道旁，俟经过时把他刺死。且恐乃父察悉，伪言放为仇家所刺，请使放弟禹为洛阳令，严行捕讯。禹接任后，总道是与冀无干，但将宗亲宾佐逐加拷问，冤冤枉枉死了一百多人。梁商尚被冀瞒过，顺帝更不必说了。
是年，武陵蛮叛乱，幸得新任太守李进领兵讨平，且简选良吏，抚循蛮夷，郡境乃安。过了一年，象林蛮区怜等，纠众为乱，攻县廨，戕长吏，骚扰的了不得。交阯刺史樊演发交阯、九真兵二万余人，往救象林，兵士不愿远行，倒戈返攻，还亏樊演乘城拒守，觑隙出击，得将叛兵驱散，城郭无恙。但叛兵投入蛮帐，蛮众益盛。适侍御史贾昌出使日南，闻得叛蛮猖獗，亟与州郡官吏，并力合讨，怎奈岭路崎岖，蛮众负嵎自固，官兵不能与敌，战辄失利，反为所围。贾昌等飞书乞援，诏令公卿百官，会议方略，群臣等请特简元戎，大发荆扬兖豫兵马，往讨叛蛮；独大将军属下从事中郎李固力驳众议，独献良谟，大致说云：
蛮荒辽远，用兵最艰，若荆扬无事，发之可也。今二州盗贼，盘结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辑，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乱，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猝被征发，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远涉万里，士卒疲劳，及至岭南，不堪复斗，其不可四也。军行日三十里，而兖豫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粟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军之所在，死亡必众，不足御敌，当复更发，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民，犹且不堪，何况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其不可七也。
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间，破殄寇虏。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裂土之赏。前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决；又南阳张乔，前在益州，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加魏尚为云中守，哀帝即拜龚舍为泰山太守，今宜师其遗意，拜良等便道之官，则不待劳师，自可收效，而蛮疆之绥辑不难矣。
这议一创，公卿等却多以为然，不复坚持成见。于是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阯刺史，即日就道，同赴岭南。乔至交阯，开示恩信，解散胁从，叛众或降或归，不复生乱。良到九真，单车入蛮穴中，晓谕祸福，示以至诚，蛮众亦俯首帖耳，愿遵约束，投降至数万人，俱为良筑造府舍，仍复前观，岭外复平。
朝廷未接捷音，尚使公卿等各举猛士，选为将帅。尚书令左雄时已调任司隶校尉，独将前冀州刺史冯直保举上去。偏尚书周举谓冯直尝坐赃免官，如何得列入荐牍？因此劾雄所举非人，免不得有阿私情弊。雄以周举得为尚书，也由自己推荐，此次恩将仇报，太觉不情，当下往诘周举道：“我素重君才，故敢进言，谁知反害及自身！”举慨然答道：“昔赵宣子任韩厥为司马，厥反戮宣子仆，宣子语诸大夫道：‘可以贺我！’今君不以举为不才，谬升诸朝，举不敢向君阿谀，致贻君羞。不料君意与古人不同，举始自知得罪了！”雄听了举言，忙改容称谢道：“吾过，吾过！幸勿介意！”遂拱手别归。时人称举为善规，雄为善改，统是当时贤士，名不虚传。还有一班窃权揽势的宦官，乘机举用私人，竞卖恩势。独大长秋良贺清俭退厚，一无所举，顺帝暗暗诧异，召问原因，贺直答道：“臣生自草莽，长居宫禁，天下人才，臣未知悉，又与士类素乏交游，怎敢滥举？昔卫鞅因景监介绍，得见秦王，智士已料他不终，若使臣妄举数人，恐士人不以为荣，反且因此见辱了！”顺帝闻言，也为叹息不置。但内侍如贺，实是不可多得。此外多招权纳贿，往往酿成祸阶，永和四年元月，中常侍张逵竟矫诏捕人，险些儿构兴大狱，连累无辜。小子有诗叹道：
刑余腐竖总难容，蟠踞宫廷定兆凶；
亦有驯良堪任使，古今能有几人逢？
欲知张逵矫诏情事，容至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