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吧，叶是谦虚地垂着绿荫的。”
——泰戈尔
1983年冬末的一天深夜，天空缀满了宝石般的繁星。
医院手术室的门，轻轻地开了。两位白衣姑娘用担架抬着一个病人，缓缓地走进了九号病房。人们心中悬挂的石头落地了。校长、教师和一些闻讯赶来的人，望着他那苍白的脸庞、萎缩的腮帮和深深陷下去的眼窝，都难过的禁不住流下了泪水……
他叫刘仰德，是海原中学副校长兼教务主任。这已是他第四次动手术了。人们平时谈论他时，总是怜悯地说：“唉！刘老师瘦得能被风吹倒……”可是在这位“能被风吹倒”的人的心里，却燃烧着一团忠于人民教育事业的熊熊火焰。他蔑视“死神”，与癌症拼搏了整整九年，奏出了一首催人泪下、令人奋进的强者进行曲。
1968年秋，“**********”仍处于狂热时期。宁夏大学大红楼三楼里，几个青年正贴在窗前，透过玻璃，俯视着街头。下面有一列游行队伍通过，一伙“走资派”走在最前面，戴着尖纸帽，挂着黑牌子，在人们高举的拳头下，艰难地行进着。几位青年大学生怅然若失，心事重重地回到桌前，重又埋头书本，希望从对知识的追求中得到心灵的慰藉。其中一位高挑个儿的学生，却并没有很快把视线放在书本上。他凝视着窗外铅色的天空，眼神里充满了郁悒，他就是刘仰德。他和几位同学开始也曾被这“浪潮”卷了进去，天真地认为这场“大革命”真的可以“反修防修”，可是他们看到了什么呢？轰轰烈烈一阵子后，文明被毁坏了，图书被焚烧了，本来都是同学、同志、朋友，这时候却互相展开了无休止的血腥派仗。他们厌恶了，于是悄悄离开了那狂热的“队列”，躲进了这间房屋，开始寻觅知识之食了。眼下，读书是头脑清醒的青年们对“大革命”最有效的无声的反抗。
同年9月，刘仰德被统一分配到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不管怎样，总算离开了势不两立的派性战场，离开了战云密布的武斗校园。
农场，另是一番天地。这里没有雷声隆隆的游行示威，没有令人厌烦的争论、辩论、批判、打倒……起初，倒也觉得清静。可是，这里也有不幸，严禁学生钻研业务知识，只许吃苦耐劳，埋头“劳动锻炼”。他踽踽独行，赶着羊群上山、下山，熬过了一天又一天……
1970年2月，他从部队农场调到海原县城工作。同期毕业的同学中，一部分搞了农业技术工作，一部分则从事行政工作。出人意料的是，他却选择了“娃娃王”的职业。一些大学的挚友们闻讯后纷纷写来了“劝告信”：“……你太单纯了，竟然引火烧身……”，“当今的教师是政治运动的第一个牺牲品，可你……”他放下信，轻轻地摇头，接着便毅然提起笔来咬着嘴唇复信了：“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
他的回信竟是这样特别，摘录了马克思中学毕业作文中的一段话。
有人说他傻，可他分明是聪慧的，他的选择如此准确，因为那正是山区人民最关切最需要的工作啊！
三月，春光明媚，万物复苏。他拎着洗脸盆，背着被褥，踏上了通往树台学校的坎坷山路……
树台，孤独地坐落在南华山与西华山之间。到这里，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光秃秃的山峦和衣着褴褛的人群。那低矮的窑洞里，点着一盏盏昏暗的煤油灯。学校只有几间简陋的土房，几孔窑洞和一些破桌旧凳。这里初办中学困难成堆，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和封建迷信、宗教势力的束缚，很多孩子，特别是回族儿童被关在了校门之外。要在这个偏僻而落后的角落撒下知识的种子，开出知识的花朵，谈何容易？可是，面对这情景，那颗跃跃欲试的心仿佛要跳出胸膛！旧中国因生活所迫，人民饱尝了没有文化的苦汁，解放都20多年了，难道我们还能让新一代做没有文化的睁眼瞎子吗？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带领下，他和老师们走村串户，对适龄儿童和因“**********”而辍学的一些学生，挨个儿进行动员。那一座座山岭，一道道沟壑，留下了他们的身影，洒下了他们辛勤的汗水……
久久关闭的心灵，终于被知识的春风吹开。偏僻的树台学校，第一次办起了有50多名学生的两个初中班。刘仰德一人就带了初中化学、物理和一个班的语文，每学期都担负班主任工作，担子是十分沉重的。
学校缺宿舍，他只好住在五里外的岳父家中，可是他从来没有迟到过。每天，报晓的雄鸡刚刚开始啼鸣，他便背上一捆学生作业顶着晨星启程了……
在那过去的岁月里，他对自己学生的爱，像春雨绵绵不绝。瘦弱、矮小的学生范有邦，因家庭出身不好，许多同学都不理睬他，他寡言少语，如同长空里的一只孤雁，曾先后四次弃学，刘老师就前后四次动员他继续入学。有一年冬天，范有邦因患中毒性痢疾，拖下了一个星期的课程。刘老师便带着水果，揣着课本，冒着风雪来到他的炕前，嘘寒问暖，帮他补课。这个失去母爱八年，时常受到冷遇的孩子，忍不住低声哭泣了。是啊！在这位热情的老师面前，他真正感到了人间的温暖，感到自己也享有被爱的权利，他怎能不哭呢？谁知，这件事却引起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非议。
“哼！关心地主儿子，是什么立场？”
好心的同事劝告他：“刘老师，你要注意些，不要无故招惹是非……”
他的心微微颤抖了：“实行人道主义，是我们民族的美德。我做这点小事，也属于人之常情，难道能让无辜的孩子因他们父辈的罪过也戴上‘紧箍咒’吗？”他愤懑地凝视着荒凉的南华山头的残雪……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祖先的这句至理名言也终于在刘老师他们的辛勤耕耘中应验了。
就是在这种残酷的气候中，刘老师和其他老师用爱的甘露，浇灌着棵棵桃李，片片花圃。这所偏僻的农村中学越办越红火。招生制度改革后，有18人考上了大学，20多人考上了中专，一部分人经考试进了工厂、企事业单位工作，贫瘠的山沟里，第一次“炸了窝”。当年那个被人歧视的范有邦，已从中等专业学校毕业，也走上了教育岗位。刘老师播下的种子，如今在山区的各个角落里发芽开花了。他对山区教育的激情，又在他的学生中开始延伸……
1973年初秋，刘仰德被调到县教研室工作。他，要走了。
那天，东方还未破晓，一群群朴实可爱的农村孩子，已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校门口。他们怀里揣着妈妈煮熟的鸡蛋，久久地等待着……刘老师来了，他望着这些憨厚的山里娃，不由鼻腔酸了。是啊！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他已深深爱上了这些淳朴好学的山里孩子！
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他的背影渐渐模糊了，但孩子们仍在深情地凝望着、凝望着……
学生对于老师的爱戴和怀念，是一个教师最高的荣誉。然而，这荣誉却不是每一个教师都可以轻易获得的。
生活，仿佛是一个万花筒，丰富而又多变。1974年春季，因工作急需，组织上又派刘仰德到海原中学任教。于是，他又重新开始了教学生涯。每天从晨光熹微到夜幕降临，从早操、上课、自习到课外活动，常常一天到黑泡在学生之中。他在宿舍，要求解答疑难的学生围住了他；他在校园，身边求教新知识的学生还是接连不断……
那些春去冬来的岁月里，世态炎凉，教书危险，然而刘老师却没有冷漠，没有消沉，没有心灰意懒。也许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学生中感受着童稚的天真吧！他爱他们，一如既往，深厚、灼热。当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这个时刻，死神，已偷偷地向他袭来。
那是同年腊月的一天，他鼻咽部分泌物满是血丝血块，头似炸裂般疼痛，两耳如雷声隆隆，被某医院误诊为鼻甲肥大，并做了切除手术。手术后，鼻孔流血不止，上颚肿胞脱下，他白皙的脸色变得蜡黄。他，勉强休息了一个月后又走进了教室。他背过同事、学生，默默地将呕吐的血迹用脚擦去。不久，他的病情严重恶化。肿瘤堵塞了鼻咽部，头痛、大量吐血。一天晚上，清冷的月光刚刚爬上窗棂，一位来学校看望他的大夫，望着他那能被风吹倒的身材和苍白的面孔，关切地说：“刘老师，您这病实在不能再扛了，赶快去大医院治疗吧！”他点了点头。可是第二天，当他看到学生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时，远诊的念头烟消云散了，手抚着胸部走进了课堂。一天，又一天……
他，哪里知道病魔的冷酷！不到一个星期，他便再也爬不起来了。组织上立即派人将他送往银川一家医院治疗，最后确诊为鼻咽癌。当时，护送人员就被这不幸的消息震惊了，而他却用力咬了咬干裂的嘴唇，深沉地说：“既然是癌症，就送我回学校吧！”年近花甲的大夫透过高度近视眼镜，久久地注视他，最后抱歉地对他说：“您的病很重，但我们设备差，爱莫能助啊！您还是到大城市治治，也许还有些希望……”
他被送到了兰州，但未能住进医院。后来，隆隆的列车把他载到了古都西安。在西安市中心医院，经过三个月的放射治疗，肿瘤基本消失了。可他因射线刺激，腮腺萎缩，口干舌燥，只能吃流食，体重也由病前的130多斤减少到105斤。
寂寞而痛苦的治疗终于结束了。当他看到出院证书上“建议全休”四个字后，整个神情都呆滞了。他啜泣道：“全休比癌症更可怕，如果全休，我不就是死了的活人吗？”他在家只待了20多天，就不顾妻子儿女的苦苦劝阻，毅然返校了。
当时，他家在农村，生活非常困苦。5个孩子小的不到一岁，和他一起生活的年过七旬的岳母瘫痪在床，妻妹在水库因塌方左腿打成粉碎性骨折。一家老小九口人，住在三孔窑洞里，欠生产队口粮款400多元……生活的重担，疾病的折磨，似乎要把他压垮，然而他却像山涧的小溪，在深沟暗壑中不声不响地积蓄着力量。
他瘦得好像能被风吹倒。到校后，他要求工作，老校长于心不忍地直摆手，同事们也心疼地劝他休息。他却苦苦要求道：“唉，谁知道我还能在讲台上站几天呢？”在他的一再恳求下，校长咬着牙，违心地满足了他的要求。于是，他又担负起了高中二年级两个班的化学教学工作。静静的教室里，又有了他温厚的声音，简陋的化学实验室里，又有了他瘦弱的身影。
一次，他正给高二（2）班学生上课，因过度劳累，他的声音变得干涩沙哑。突然，他觉得天旋地转，眼冒金星，一米八四的高个儿直接从讲台上栽了下来，顿时额头鲜血直冒。学生们吓呆了，趴在他的身旁，痛哭失声：“刘老师，刘老师……”悲恸的哭声惊动了学校的师生员工，人们将他抬回宿舍。望着他那惨白的面孔，学生流泪，校长同事心中默默地流着血……以后，他上课时，学生总是提前在讲台上放把椅子，让他坐着传授知识。多么可爱、聪明的孩子！
春意盎然的1978年，教育这块“重灾区”彻底复苏了。他精神倍增，昼夜工作。过度的疲惫，致使他大量吐血，体质衰弱得连步行都很艰难。为此，组织部门和学校终于硬行“罢”了他的教学工作，但他却并未因此而放弃努力。当时，全国教材尚未统一，面对山区教材缺乏的实际困难，他按照教育部颁发的高考大纲，翻阅了大量资料和书籍，用生命的余光搞起了高中化学教材的编纂工作。他安于斗室，勤于笔耕，昼夜奋战了几个月，自编自刻搞出了一本占高中部化学课程四分之三的教材，解决了高中师生手头缺教材的难题，为海原中学1979年在自治区中学生化学竞赛中取得第一、第二、第十五等三个名次的好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病休期间，他还义务为准备高考的100多名社会青年辅导了一个多月的化学课程。
1979年初春，他又以饱满的热情踏上了讲台，担起了高中两个班的教学任务。同时，利用星期天和休息时间，先后38次奔走在县人民政府、医院、粮食局、油面厂和邮电局等单位，为工农兵大学生和上述单位的职工补习化学课程。
几年来，在他和几名化学教师的共同努力下，海原中学大中专考生的化学考分，一直在固原山区名列前茅。
刘老师对教育事业的爱是执着的、无私的。自从他患病后，许多人都劝他改行。不少人为他改行四处奔走，他却说：“改行这事嘛，我根本没有考虑过……”有人讥笑他“傻”，他也不解释，只是默默地书写了泰戈尔的一首诗：“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吧，叶是谦虚地垂着绿荫的。”并将这段话贴在他的案头上。
1983年，许多在海原山区工作的外籍同志陆续调离，只一年时间，教育界外流骨干教师就达70余人，仅海原中学就有10多人。本校唯一的一名生物专业教师也走了，高中生物被迫停了几个月。刘老师得知后，在已担任的高中二年级3个班化学教学的重担上，又主动加上了这3个班生物教学的“砝码”。
刘仰德同志是固原地区化学学会理事、海原县化学学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先后两次参加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中专招生考试的化学命题工作，多次参加大中专招生阅卷工作。每次动身之前，总有一些人围住他请求“泄露秘密”“帮帮忙”。他呢，不论上级、同事、朋友或者学生，总是心平气和地说：“国家挑选人才，事关重大，怎能营私舞弊，即使杀头我也不能做那种事！”这些人听了他中肯的话语，都羞愧地走了。
十几年过去了，他呕心沥血，对党的教育事业赤胆忠心。他前后做过鼻甲切除、恶性肿瘤切除和阑尾切除4次手术。这期间只要能行走他总是走向讲台。他教过初、高中的语文、化学、物理、生物、体育等课程，教一门，爱一门，精一门，学生学得好，记得牢，懂得深。
他祖籍甘肃，但他在第二故乡宁夏海原山区已深深扎下了根，他爱这里的一草一木。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川区农垦部门政治处，来函商调他去一个条件很好的机械化农场中学工作，并以解决全家人的商品粮和保证子女就业为条件。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良机”啊！当时，海原正值荒年，十分艰苦，他却未加思索，一口谢绝：“海原的困难是暂时的，我在困难的时刻走了，意味着什么呢？”
刘仰德同志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工作，赢得了党组织和山区人民的高度评价和关怀。1982年，有关部门解决了他家属的城市户口问题。1983年深秋的一天，金色的阳光普照着大地，丰收的硕果散发出阵阵芬芳，沁人心脾。海原县人民政府任命他为海原中学副校长兼教务主任。他接过重担，清癯的脸上更加显得严肃，步伐更加坚定了。
在困难面前，刘仰德同志从来没有叹息过，死神接二连三地侵袭他，他也从来没有屈服过，似乎他的眼泪比珍珠还宝贵。可是这一天——1984年7月1日，他这个硬汉子，站在中国共产党庄严的党旗下宣誓的时刻，却再也忍不住了，他成了泪人。
生活，像大海里的航船，闯过一个难关又会遇到新的险滩。最近，他爱人又患病卧床不起，上班时忙个不停，下班后他又得抹锅洗碗，伺候病人。他却乐呵呵地说：“劳累忙碌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没有坚强的信念。”啊！刘老师，死神没有夺走您的生命，狂风也未能吹倒您瘦弱的身躯，您真是一位强者啊！
（发表于1987年《六盘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