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坐落在干渴的穷山沟里。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在那块小天地里，进修了饥饿，品尝了寒冷，领教了贫困。
记得有一年冬天，终日操劳的奶奶不幸患上了肺癌。大人们顶着怒吼的寒风，翻山越岭用架子车把奶奶拉到了县医院。医生摇头摆手地说：“晚期了，准备后事吧，想吃啥你们就让吃点啥。”父辈们心底流淌着血，个个唉声叹气。年幼的孩子们仿佛瞬间懂事了，我们再也不和奶奶顶嘴，用尽好言好语安慰奶奶，并且和大人们一道严守着病情的“秘密”。那段时间，病痛折磨得奶奶坐卧不宁，一个劲地呻吟着“疼”“疼哟”“疼死咧”……
一天深夜，满脸滚动着黄豆般汗珠的奶奶反复唠叨：“嘴里苦呀，想吃点清口的东西。”大千世界，清口的东西何其多？香甜的水果、新鲜的蔬菜，可这些东西都得用钱去换啊！可怜的父辈们个个囊中羞涩，干着急也没办法。无奈之下，父亲揣了一个缸子说去找点浆水帮奶奶清口，可跑遍了全村也没有讨到。这种东西，只有夏季乡亲们才会酿制，数九寒天哪里有呢！
这个时候的姐姐已经是十六岁的少女，她看到这酸心的场景，不禁泪盈满眶。姐姐留着两条又黑又粗的辫子，那是她从小就非常珍爱的，是一个农村少女唯一的财富，是那个年代全家人的骄傲。第二天清晨，姐姐背着家里人，偷偷地在磨坊里把辫子剪掉了，双手捧着它向村外十几里之遥的供销社收购站跑去……
一颗纯真善良的少女之心，换回了两瓶苹果罐头。最终，姐姐的孝心还是没能留住奶奶的生命，她在绝望和病痛中归土了。然而，姐姐的行动在我和家人的心头落下了深深的烙印。
1975年初冬，我在辍学多年后重新走进了中学课堂。可是，贫寒的家境使我没有条件住校上灶，只好每天在蜿蜒崎岖的十几里山路上来回奔波。一天放学后，一场雨雪铺天盖地迎面袭来，我艰难地踩着泥泞往回赶，走进家门后，浑身落满了雪花，两只鞋子里全是泥水。母亲急忙拔掉刚刚做完晚饭的铁锅，把我那双湿淋淋的布鞋放在灶膛里烘烤，并再三叮嘱我照看，干了及时取出。结果，我忘到了脑后。第二天清晨，鹅毛大雪仍在飞扬。当我诚惶诚恐拔锅取鞋时，母亲耗费数月时间和心血纳制的千层布鞋已不复存在了，只有燃烧成灰的鞋模样。惊恐万分的我不知所措，脑袋嗡嗡作响。姐姐看出了我的窘况，拿出了她心爱的一双红绒鞋，让我穿上去上学。犹豫再三，为了抵御寒冷，我硬着头皮穿上了它。
红色的鞋子在那白色的世界里分外耀眼。快要走进学校时，我深深意识到，这双红绒鞋会给我带来羞辱和嘲弄。为了避免同学们的讥笑，我把姐姐最喜欢的红绒鞋埋在了雪地里，并做了标记，以防丢失。谁知大雪一直未停，放学后我在茫茫雪海里不停地扒寻，最终也未能找到它。当我忐忑不安地打着寒战回到家中时，姐姐望着赤脚进门的我，一切都明白了。她一边用雪擦洗我红肿的双脚，一边平静地说，丢了就丢了吧。其实，这双鞋在姐姐眼里，犹如芭蕾舞演员珍爱的红舞鞋一样，只有在最庄重、最神圣的时刻才穿上它。
后来，我走出了山沟，告别了故乡，跟姐姐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可是，姐姐的那两条黑辫子和那双红绒鞋却不时在我眼前晃动。每当我浮躁不安时，就会想起姐姐的辫子和红鞋，它提醒我不要在茫茫的人海里沉沦，激励我不要在人生的山冈上堕落。
（发表于1997年7月5日《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