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为倪维达先生九年祭
无子无女，无身外钱财，毫无私心点滴；有仁有德，有心中蜡炬，终有众口成碑。
倪维达先生仙逝已有9个年头了。在这9年间，每值清明时节，我都会来到位于九龙湖畔的先生坟头，献上一束他生前喜欢的百合花，焚烧一副寄托怀念的挽联，这是用他临终前送给我的那方老砚台磨制的浓墨写成的。
我是在当知青时认识倪维达先生的。1970年初，我被抽调到庄市公社土地测绘队参与全公社的土地测绘。一天，去测量后倪四队的地亩。中午休息辰光，我们坐在“敦厚堂”的石门槛上，说起下午测量还缺两根标杆。这时，站在旁边一直听我们讲话的一个瘦小老头说他去想想法子。我们听了也不在意，不料刚要出门工作时，他手里拿着两根缠有一环环红色布条的晾衣竹竿过来，递给我们，说是让我们试着用。
事后我得知，竿上缠着的红布条，竟是这位独居老人拆下被面子而制成的，心里不由得对这位伛偻着腰的老人产生敬意。
接下去的几天，每天中午休息，尽管有人说他成分有“问题”，我还是忍不住钻进他的那间小屋里去坐坐。
他房间的床上放着一本历书，里面印有农业“八字宪法”、“24节气与农事”，页面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了心得体会。那一手漂亮的小楷，直让我赞叹不已。床脚下叠放着一堆书籍，其中竟有《列宁选集》、《联共（布）党史》，这不免使我感到惊奇。他饭后总不闲着，坐在砖头搁起的床上，用针线补着生产队的破麻袋。
测绘工作结束后，我已成了这间小屋里的常客，经常与倪维达先生促膝相谈至深夜。后来得知，先生曾就读于中兴义庄学堂，与包玉刚、包玉书为同窗好友。他一生坎坷，终身未娶。然而，即便在艰难困窘的境遇里，他还是时时心念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家乡子弟的教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环境日趋宽松。在教育重新复苏的春天里，倪维达先生竭尽全力利用海外关系为重建中兴校友会、中兴复校出谋划策，四处奔走，牵线搭桥，联系海内外中兴校友为家乡作贡献。但此时他的出门“行头”仍旧是一身打补丁的衣裤。
我想起，鲁迅先生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因“行头”问题，遭遇过管电梯的把他视作“下等人”的尴尬。说起来无独有偶，维达先生同样也因“行头”的不体面，在1987年中兴中学落成庆典时，被门卫拒之门外。幸好后来一位著名老校友见到他，握着他的手亲切地交谈，拉着他一起进校门，直让门卫瞠目结舌。
对自己生活十分“抠门”的维达先生，却舍得把钱用在刀口上。1988年，他把自家居住多年的小屋卖掉，所得7000元钱赠予中兴中学作智达奖学基金。当年庄市老街的那位弹棉花老师傅，总能记起有这样一位后倪村的老人，每年八九月份间，总是要来弹几条新被絮。先生再去买来新被面、被里，请人缝制成一条条新棉被，伛偻着背驮起上路。
村里人知道，他笑眯眯地送新棉被上门去的那家，准有孩子中了状元（考上大学）。熟人有时要跟他开个玩笑说：“丁九老倪（村人给他的绰号，源于他办事丁是丁卯是卯，从不含糊），你自己为何不弹一条？等做新郎官时好派用场。”先生遇到开心时，也会幽上一默：“省下做老婆钿吧，等我找到了像英格丽窑褒曼一样的意中人，也为时不晚。”
我与先生相交30多年，只见他掉过一次泪。这便是我向他讲述在余秋雨的讲座上听来的一则小故事：有一群作家，在长白山上潇洒地丢弃着果皮、包装袋，一个来自美国的少年，拎着个塑料袋一路捡过来。有位游客问：“干吗替别人收垃圾？”少年平静地回答：“就因为我爱这美丽的长白山。”又有人问：“长白山是中国的呀？”少年平静地回答：“美丽的地方，要全世界的人都来爱护。”这些作家听了，一路缄默至上车，片刻，车内有人又习惯性地将一香蕉皮从车窗扔将出来。这时，车内爆发出愤怒的吼声：“你还算是人吗？”
先生听到这里，嗫嚅着瘪瘪的嘴唇：“够了，这就够了。”随即，大滴的泪从他那饱经沧桑、布满皱纹的眼角涌了出来。开始我对他老泪纵横所想表达的感情有些困惑不解，直到他去世后，我在他的一本日记中看到他写的几行字，方才有点明白：我能力有限，学雷锋是适合我的，从点点滴滴，去做一些好事……
1987年，我得知他四处联系有关部门，决定身后要捐献自己遗体，很不理解。那时，捐献遗体的举动，在民间颇有些惊世骇俗的，甚至没有部门管这种事。后来他几经努力与一家医院签了捐献遗体的合同。他说：“我没有什么遗产，死后只有身体上的器官还可以做些贡献，比如我的眼睛很好，这么大年纪不近视也不老花，角膜可以移植给需要的人看书、学习。”
现在回想起来，先生的爱博大无私，山高水长。
在绵绵的春雨中，我久久地伫立在先生坟前，不尽的思念汇于心中，随着热泪一涌而出：
维系桑梓丝不尽，
达济学子蜡炬心，
化作春泥泪始干，
喜看中兴响钟声……
写于戊子清明后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