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过于谦虚等于骄傲，太积极就成了假认真。谦虚与积极都要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这才是做人做事的精明之道。
无论客观世界还是主观世界，都保持一个质量的界限，也就是度……超过者或者不及者，都会使事物的本质发生变化。度的存在，要求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有个量的分析，做到“胸中有数。”
适可而止，就是要你在做人做事的过程中，时时注意和自身相符合的量的界限，绝不过度，绝不使事情发展到反面，阻碍你的发展。
魏晋时期的大军事家曹操，深知适可而止之道，《三国演义》讲到，曹操攻下张鲁的巢穴——南郑，取得重大胜利。这时，谋士们纷纷进见，劝曹操乘胜进军，直取益州。主簿司马懿认为，刘备刚刚灭了刘璋的力量，但全蜀上下并未归心。益州一胜，乘势进兵，刘备之军势必瓦解。如此天赐良机，不可失去。
谋士刘晔也认为，一旦错过战机，刘备安定蜀民，据守关隘，恐怕难再消灭他。
但曹操并不赞成。他认为夺取益州的时机还不成熟，应适可而止，“按兵不动”。因为刘备虽然刚刚夺取成都。但军力旺盛，士气很高。另外，尽管孙刘两家矛盾不断激化，但一旦自己的拳头伸得过长，后方空虚，那么，坐山观虎斗的孙权绝不会袖手旁观，错失良机。他们很可能绕过荆州直取许昌。为此，不能头脑发热，图一时痛快，而应该审时度势，既不逞一时之勇也不毁一时之气，后来事态的发展，也正是如此。因为有了曹操的正确预见和决策，魏军才没有吃亏上当。
和曹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备的冒进。
东吴计杀关羽夺取荆州之后，刘备怒而出兵，发动伐吴之战。虽然这场战争的发动是不谨慎的，但在战役之初，刘备凭借优势兵力，有利地势，以及在报仇雪恨思想影响下一时激起的高昂士气，攻城夺地，捷报频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赢得了不少主动。在杀气冲天的蜀军进攻之下，吴方被迫再次求和，提出把范疆、张达二人和张飞首级一并送还，交还荆州，送归夫人，重修旧好，一同灭魏。
应该说，东吴的条件对于蜀国而言，已经是求之不得的了。试想，即使战争胜利，还能彻底消灭东吴么？假如刘备头脑冷静，见好就收，既在一定程度上出了心中的怒气，又收回荆州重建吴蜀联盟，从而使战争挽回一个较好的结局。但是，刘备被初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战争发展的最佳结局心中无底，盲目坚持率军长驱直入，企图消灭东吴。结果大军攻到虢亭便成了强弩之末，非但没能灭吴，反被人家一把火烧得大败而逃。
还有两个在进退问题上形成鲜明对照的人物，那就是关羽和诸葛亮。
三国时期，荆州的归属，一直是吴蜀双方争夺不休的问题。
赤壁之战后，刘备占领了荆州。对于刘备说来，荆州不能没有，因为这是向西川发展的基地，失去荆州，就失去了三分天下、进而统一中国的条件。但是，荆州也是东吴的门户，要统一长江以南，发展自己，也必须夺取荆州。为此，赤壁大战后，孙权便派鲁肃前往索取荆州。
按理说，赤壁之战是孙刘联合的胜利，荆州作为从曹操手中夺取的战果，归刘备所有，名正言顺。况且，刘备漂泊半生，连个立身之处都没有，占有荆州也没什么不可，完全可以讲出一些理直气壮的理由来。但诸葛亮对鲁肃说的却不是这样的话，而是提出暂“借”荆州。
一个“借”字，体现了诸葛亮办事适可而止、恰到好处的精神。当时的刘备，和曹操、孙权比较，力量还很弱小，必须和孙权结盟，共拒曹操，方能站稳脚跟，发展壮大，以图大举。假如提出占领荆州，激化吴蜀的矛盾，就会破坏吴蜀联盟，打破既定的政治战略，造成全局被动。而用一个“借”字，就避免了这一危险，就是说：“借”荆州，既保证了刘备的可靠后方根据地，又维护了孙刘双方的同盟关系，不过不及，恰到好处。
但关羽这个人却不能理解诸葛亮的这番苦心。诸葛亮离开荆州之前，曾告诉关羽八个字“北拒曹操，东和孙权”。但他一直没把“东和孙权”放在心上。在与东吴的多次外交斗争中，凭着一身虎胆、好马快刀，从不把东吴人包括孙权放在眼里，不但公开提出荆州应为我们所得，还对孙权等人进行人格污辱，称其子为“犬子”，使吴蜀关系不断恶化，最后，东吴一个偷袭，使关羽地失人亡，悲惨至极。虽然，关羽的失败不能全部归结于他处理与东吴关系时的不谨慎，但至少他的过激行为，加剧了吴蜀联盟的破裂，使东吴痛下决心，以武力收复荆州。
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的所作所为，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适可而止，见好就收，确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处事心术。
中国人生性比较谦虚，在过分谦虚方面，中国人是经常吃亏的。比如有一个俄国学者和一个中国学者，两人都是研究敦煌学的，两人都写了一本书，俄国学者的书名简单明了，就叫《敦煌学》，而中国学者比较含蓄，不敢起这样权威的书名，而是按照汉语的习惯，起了一个比较谦虚的书名《敦煌学导论》，结果欧美学者看到这两本书之后，自然认为前者是一本专业性著作，而后者可能是一本普及性读物，因而选择了前者作为学生的教材。
如何恰当地做事呢？就心智高低的区别而言，从一定意义说，不在于你能做什么事，而在于你能否做应该做的事，怎么去做应该做的事。不该做的事，你做了，即使很巧妙，也只能证明你心智不高，不该做的事，你坚决不做，即使显得无所作为，也是心智高超。就像谦虚与积极一样，不该谦虚时你谦虚了，只能证明你信心不够；不该积极时你积极了，只能证明你虚伪，惟有在谦虚与积极面前，清楚地知道应该取之有度，用之有限，把握自己的行为，方为智者。荀子曾说过：“所为知其所不为，则天地官而物役也。”老子也说过：“无为而不为。”讲得都是做事要适可而止的道理。在做人做事方面欲有所提高的人不能不对此有所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