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社会，一种文化，都有其占支配地位的价值标准，决定着人们的崇尚，指引着全社会的行为取向。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都并非完全由个人的好恶所选择，而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
在阶级和等级社会中，富贵是社会上普遍追求的目标，尊富贱贫、尊贵贱贱，也是普遍的价值观念。富和贵，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也并不相同。所谓富，就是拥有较多的财产——动产和不动产，土地、房屋等，是最重要的不动产，货币，是最重要的动产。古时说到富人，总会以范、白为例（范是春秋时期的范蠡，他原是辅助越王勾践的政治家，后来经商，取得成功，成为巨富；白是战国时期大商人白圭，极善经营，家累万金）。所谓贵，就是在等级制度下，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在专制统治确立后，皇帝就是全国最大的贵族，以下则有亲王、公、侯等，都是社会上的贵者。再有官僚系统，也有品级等第之分，高者相对低者为贵。书生应试及第，中进士者较举人为贵，而众进士中，又以状元为最贵。总之，贵是相对而言的，是一个越往上越小的宝塔尖。
取富贵可以多端，而商鞅使之简化和一元化了。他所确定的原则是“富贵之门必出于兵”，这就等于说，要富贵，须从军作战，也只有从军作战，才能获取富贵。
只有参军参战，在战争中奋勇杀敌，才是无尚光荣的，不战而荣的人，被他列入奸民，应当受到全社会的鄙夷。商鞅就这样，主要靠政策导向，确立了秦国的最高价值标准，并且使之得到了秦国上下的公认。这一点，对于秦国军事上的强大，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商鞅把战争看成是一切政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他的言论，很少离开过“农”“战”二字，而农也是为了战，是为战服务的。
自从商鞅到了秦国，成了秦国的灵魂后，他就把秦国置于战时状态之下，他也做起了秦国的战时宰相。在他治理下的秦国境内，一切都服从战争这一最高目的，谁也不能反对和违抗。
变法是为了强国，国力的强大要靠战争来显示。强国是为了争霸，霸权又要靠战争来谋取，因此，商鞅谈什么都离不开战。
一个国家，要旷日持久地进行战争，并非易事。但在当时的时势下，这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甚至还有来自各方面的推动和支持。
商鞅对秦国进行了充分的改造，他使秦国变成了一架战争机器，战争成了秦国的头等大事，也成了秦国上下的热门话题。就是商鞅本人思想、理论的焦点，也完全是在这个话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