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先生不弃，拟将胡适之先生《朋友》一诗，代为删改，果然改得好，胡先生一定投过门生帖子来。无如“双蝶”、“凌霄”，恐怕有些接不上，便算接得上了，把那首神气极活泼的原诗，改成了“双蝶凌霄，底事……”的“乌龟大翻身”模样，也未必是“青出于蓝”罢！又胡先生之《他》均以“他”字上一字押韵，沈尹默先生之《月夜》均以“着”字上一字押韵，先生误以为以“他”、“着”押韵，不知是粗心浮气，没有看出来呢，还是从前没有见识过这种诗体呢？“二者必居其一”，还请先生自己回答。至于半农的《相隔一层纸》以“老爷”二字入诗，先生骂为“异想天开，取旧文学中绝无者而强以凑入”，不知中国古代韵文，如《三百篇》，如《离骚》，如汉、魏古诗，如宋、元词曲，所用方言、白话，触目皆是，先生既然研究旧文学，难道平时读书竟没有留意及此么？且就“老爷”二字本身而论，《元史》上有过“我董老爷也”一句话，宋徐梦莘所做的《三朝北盟会编》也有“鱼磨山寨军乱，杀其统领官马老爷”两句话。这一部正史，一部在历史上极有价值的私家著作，尚把“老爷”二字用入，半农岂有不能用入诗中之理？半农要说句俏皮话：先生说半农是“前无古人”，半农要说先生是“前不见古人”。所谓“不见古人”者，未见古人之书也！
第五段（原文“贵报之文，什九皆嵌入西洋字句……亦觉内疚神明否耶？”）文字是一种表示思想学术的符号，是世界的公器，并没有国籍，也决不能彼此互分界限，——这话太高了，恐怕先生更不明白。——所以作文的时候，但求行文之便与不便，适当之与不适当，不能限定只用那一种文字。如文章的本体是汉文，讲到法国的东西，非用法文不能解说明白，便尽可把法文嵌进去，其余英文、俄文、日文之类，亦是如此。
哼！这一节要用严厉面目教训你了！你也配说“研究‘小学’”，“颜之厚矣”，不怕记者等笑歪嘴巴么？中国文字在制作上自有可以研究之处。然“人”字篆文作“”，是个象形字，《说文》说他是“像臂胫之形”，极为明白；先生把他改作会意字，又扭扭捏捏说出许多可笑的理由，把这一个“人”，说成了个两性兼具的“雌雄人”，这种以楷书解说形体的方法，真可谓五千年来文字学中的大发明了。“暑”字篆文作“”，是个形声字，《说文》说他“从日，者声”。凡从“者”声的字，古音都在“模”韵，就是罗马字母中“U”的一个母音。如“渚”、“楮”、“煮”、“豬”四字，是从“水”、“木”、“火”、“豕”四个偏旁上取的形与义，从“者”字上取的声。即“者”字本身，古音也是读作“Tu”字的音，因为“者”字的篆文作“”，从“乣”、“”声；“乣”同“自”，“”即古“旅”字。所以先生硬把“暑”字的形声字改作会意字，在楷书上是可以说得过去，若依照篆文，把他分作“日”、“旅”、“自”三字，先生便再去拜了一万个“拆字先生”做老师，还是不行、不行、又不行。
文字这样东西，以适于实用为唯一要义，并不是专讲美观的陈设品。我们中国的文字，语尾不能变化，调转又不灵便，要把这种极简单的文字，应付今后的科学世界之种种实用，已觉左支右绌，万分为难；推求其故，总是单音字的制作不好。先生既不知今后的世界是怎么样一个世界，那里再配把“今后世界中应用何种文字？”一个问题来同你讨论。
至于赋、颂、箴、铭、楹联、挽联之类，在先生则视为“中国国粹之美者”，在记者等却看得半钱不值。因为，这些东西都在字面上用功夫，骨子里半点好处没有，若把他用来敷陈独夫民贼的功德，或把胁肩谄笑的功夫用到死人的枯骨上去，“是乃荡妇所为”，本志早已结结实实的骂过几次了。西文中并无楹联，先生说他“未能逮我”，想来已经研究过，比较过。这种全世界博物院里搜罗不到的奇物，还请先生不吝赐教，录示一二，使记者等可以广广眼界，增些见识！
先生摇头叹曰：“嗟夫！论文学而以小说为正宗，……”是先生对于小说已抱了“一网打颈的观念，一般反对小说的狗头道学家“固应感激”先生“矣”，“特未识”先生对于大捧特捧的林先生，“扪心自问，亦觉内疚神明否耶”？
第六段（原文“今请正告诸子……恐是夫子自道耳！”）敝志反对“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已将他们的弊病逐次披露，先生还要无理取闹，剌剌不休，似乎不必仔细申辨。
今且把这两种人所闹的笑话，说几种给先生听听。《文逊上有四句话说：“胡广累世农夫，伯始致位卿相，黄宪牛医之子，叔度名动京师”。这可谓不通已极。又《颜氏家训》上说：“陈思王《武帝诔》，‘遂深永蛰之思’；潘岳《悼亡赋》，‘乃怆手泽之遗’，是方父于虫，匹妇于考也”。又说：“诗云：‘孔怀兄弟’。孔，甚也；怀，思也；言甚可思也。陆机《与长沙顾母书》，述从祖弟土璜死，乃言‘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既痛矣，即为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观其此意，当谓亲兄弟为‘孔怀’。诗云：‘父母孔迩’，而呼二亲为‘孔迩”，于义通乎？”此等处均是滥用典故，滥打调子的好结果。
到了后世，笑话愈闹愈多，如《谈苑》上说：“省试……‘贵老为其近于亲赋’云：‘睹兹黄者之状，类我严君之容。’试官大噱。”又《贵耳集》上说“余干有王德者，僭窃九十日为王。有一士人被执，作诏云：‘两条胫脡，马赶不前。一部髭髯，蛇钻不入。身坐银铰之椅，手执铜鎚之釢。翡翠帘前，好似汉高之祖。鸳鸯殿上，有如秦始之皇’。”又相传有两句骈文道：“我生有也晚之悲，当局有者迷之叹。”又当代名士张柏桢——此公即是自以为与康南海、徐东海并称“三海不出，如苍生何！”的“张沧海先生”——文集里有一篇文章，是送给一位朋友的祖父母的《重圆花烛序》，有两联道：“马齿长而童心犹在，徐娘老而风韵依然！”敬轩先生，你既爱骈文，请速即打起调子，吊高喉咙，把这几段妙文拜读几千百遍，如有不明白之处，尽可到“佩文韵府”上去查查。至于王渔洋的《秋柳》诗，单就文笔上说，毛病已不止胡先生所举的一端。因为他的诗，正如约翰生博士所说：“只有些饰美力与敷陈力”（见本志三卷五号《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文中），气魄既不厚，意境也不高，宛然像个涂脂抹粉、搔首弄姿的荡妇，决不能“登大雅之堂”。若说他别有用意，更不成话。我们做文人的，既要拿了笔做文章，就该有三分胆量，无论何事，敢说便说，不敢说便罢！要是心中存了个要如何如何说法的念头，笔头上是半吞半吐，请问文人的价值何在？不同那既要偷汉，又要请圣旨、竖牌坊的烂污寡妇一样么？
散体之文，如先生刻意求古，竟要摹拟周诰股盘，则虽非“孺子可教”，也还值得一辨。今先生所崇拜的至于桐城而止，所主张的至于“多作波澜，不用平笔”二语而止，记者又何必费了许多气力与你驳，只须请章实斋先生来教训教训你。他《文史通义·古文十弊》一篇里说：“……夫古人之书，今不尽传。其文见于史传评选之家，多从史传采录。而史传之例，往往删节原文，以就隐括。故于文体所具，不尽全也。评选之家，不察其故，误为原文如是，又从而为之辞焉。于引端不具，而截中径起者，诩为发轫之离奇；于刊削余文，而遽入正传者，诧为篇终之崭峭。于是好奇而寡识者，转相叹赏，刻意追摹，始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觅’矣！
有明中叶以来，一种不情不理，自命为古文者，起不知所自来，收不知所自往，专以此等出人思议，夸为奇特，于是坦荡之途生荆棘矣。……”先生！这段议论，你如果不肯领教，我便介绍一部妙书给你看看，那书唤作《别下斋丛书》。我记得他中间某书（书名已忘了）里有一封信。开场是：“某白：复何言哉！当今之世，知文者莫如足下，能文者莫如我，复何言哉！……”
这等妙文，想来是最合先生胃口的，先生快去买他一部，朝夕讽诵罢！？
第七段（原文“某意今之真能倡新文学者，……望平心思之。”）译名一事，正是现在一般学者再三讨论而不能解决的难问题，记者等对于此事，将来另有论文或谈话发表，现在暂时不与先生为理论上之研究，单就先生所举的例，略略说一说。
西洋的Logic与中国的名学，与印度的因明学，这三种学问，性质虽然相似，而范围的大小与其精神特点，各有不同之处。所以印度人既不能把L ogic攫为己有，说他是原有的因明学，中国人亦决不能把他硬当做名学。严先生译名学二字，已犯了“削趾适屦”的毛病，先生又把“名教、名分、名节”一箍脑儿拉了进去，岂非西洋所有一种纯粹学问，一到中国，便变了本万宝全书，变了个大垃圾桶么？要之，古学是古学，今学是今学，我们把他分别研究，各不相及，是可以的。分别研究之后，互相参证，互相发明，也是可以的。若并不仔细研究，只看了些皮毛，便把他附会拉拢，那便叫做“混帐”！
严先生译“中性”为“罔两”，是以“罔”字作“无”字解，“两”字指“阴阳两性”，意义甚显。先生说他“假异兽之名，以明无二之义”，是一切“中性的名词”都变做了畜牲了！先生如此附会，严先生知道了，定要从鸦片铺上一跃而起，大骂“该死”！（且“罔两”有三义：第一义是“庄子”上的“罔两问景”，言“影外微阴”也；第二义是“楚辞”上的“神罔两而无主”，言“神无依据”也；第三义是“鲁语”上的“木石之怪，曰夔，罔两，”与“魍魉”同。若先生当真要附会，似乎第二义最近一点，不知先生以为如何？）“Utopia”译为“乌托邦”，完全是译音，若照先生所说，作为“乌有寄托”解，是变作“无寄托”了。以“逻辑”译“Logic”，也完全是取的音。因为“逻”字决不能赅括演绎法，“辑”字也决不能赅括归纳法，而且既要译义，决不能把这两个连接不上的字放在一起。又“Bank”译为“板克”，也是取音。先生以“大板谓之业”来解释这“板”字，是无论那一种商店都可称“板克”，不必专指“银行”。若有一位棺材店的老板说：“小号的圆心血‘板’，也可以在‘营业上操胜算’，小号要改称‘板克’。”先生也赞成么？又严先生的“板克”似乎写作“版克”的，先生想必分外满意，因“版”是“手版”，用“手版”在“营业上操胜算”，不又是先生心中最喜欢的么？
先生对于此等问题，似乎可以“免开尊口”，庶不致“贻讥通人”。现在说了“此等笑话”，“自暴其俭学”，未免太不上算！第八段（原文“鄙人非反对新文学者，……”）先生说：“能笃于旧学者，始能兼采新知”，记者则以为处于现在的时代，非富于新知，具有远大眼光者，断断没有研究旧学的资格。否则弄得好些，也不过造就出几个“抱残守缺”的学究来，犹如乡下老妈子，死抱了一件红大布的嫁时棉袄，说他是世间最美的衣服，却没有见过绫罗锦绣的面。
请问这等陋物，有何用处？（然而已比先生高明万倍！）弄得不好，便造就出许多“胡说乱道”，“七支八搭”的“混蛋”！
把种种学问闹得非驴非马，全无进境。（先生即此等人之标本也！）此等人，钱玄同先生平时称他为“古今中外党”，半农称他为“学愿”，将来尚拟做他一篇论文，大大的抨击一下，现在且不多说。
原信“自海禁大开”以下一段，文调甚好，若用在乡试场中，大可中得“副榜”！记者对于此段，惟有浩叹之后，付之一笑！因为现在正有一班人与先生大表同情，以为外国人在科学上所得到的种种发明，种种结果，无论有怎样的真凭实据，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外国人说人吃了有毒霉菌要害病，他们偏说蚶子虾米还吃不死人，何况微菌；外国人说鼠疫要严密防御，医治极难，他们偏说这不打紧，用黄泥泡汤，一吃就好！甚至为了学习打拳，竟有那种荒谬学堂，设了托塔李天王的神位，命学生拜跪。为了讲求卫生，竟有那种谬人，打破了运动强身的精理，把道家《采补》书中所用的“丹田”、“泥丸宫”种种屁话，著书行世，到处演说。照此看来，恐怕再过几年，定有聘请拳匪中“大师兄”、“二师兄”做体育教习的学堂，定有主张定叶德辉所刊《双楳景暗丛书》为卫生教剖榈氖摈纸逃遥」？中国人在阎王簿上早就注定了千磨万劫的野蛮命，外国的科学家还居然同他以人类之礼相见，还居然遵守着“科学是世界公器”的一二句话，时时刻刻把新知识和研究的心得交付给他，这正如康有为所说：“享爱居以钟鼓，被猿猱以冠裳”了！
来信已逐句答毕，还有几句骂人话，如“见披发于伊川，知百年之将戎”等，均不必置辩。但有一语忠告先生：先生既不喜新，似乎在旧学上功夫还缺乏一点，倘能用上十年功，到《新青年》出到第二十四卷的时候，再写书信来与记者谈谈，记者一定“刮目相看”！否则记者等就要把“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八个字，送给先生，“生为考语，死作墓铭”。（这两句是南社里的出品，因为先生喜欢对句，所以特向专门制造这等对句的名厂里借来奉敬，想亦先生之所乐闻也！）又先生填了“戊午夏历新正二日”的日期，似乎不如竟写“宣统十年”还爽快些！末了那个“躬”字，孔融、曹丕及韩愈、柳宗元等人的书札里似乎未曾用过，不知当作何解？先生“居恒研究‘小学’”，知“古人造字之妙”，还请有以语我来！余不白。
记者半农，一九一八年二月一十九日。
发表于《新青年》4卷3号1918年3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