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轩先生：
来信“大放厥辞”，把记者等狠狠的教训了一顿。照先生的口气看来，幸而记者等不与先生见面，万一见了面，先生定要挥起“巨灵之掌”，把记者等一个嘴巴打得不敢开口，两个嘴巴打得牙齿缝里出血，而后快！然而记者等在逐段答复来信之前，应先向先生说声“谢谢”，这因为人类相见，照例要有一句表示敬意的话，而且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的。
以下是答复先生的话：
第一段（原信“某在辛丑壬寅之际……各是其是，亦不必置辩。”）原来先生是个留学日本速成法政的学生，又是个“遁迹黄冠”的遗老，失敬！失敬！然而《新青年》杂志社并非督抚衙门，先生把这项履历背了出来，还是在从前“听鼓省垣”，“听候差遣”时在“手版”上写惯了，流露于不知不觉呢，还是要拿出老前辈的官威来恐吓记者等呢？
先生以为“提倡新学，流弊甚多”，又如此这般的说了一大串，几乎要把“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一切罪恶，完全归到一个“新”字上。然而我要问问，“辛丑壬寅”以前，“扶持大教，昌明圣道”的那套老曲子，已唱了二千多年，始终没有什么“洋鬼子”——这个名目，是先生听了很欢喜的——的“新法”去打搅他，为什么要弄到“朝政不纲，强邻虎视”呢？
本志排斥孔丘，自有排斥孔丘的理由，先生如有正当的理由，尽可切切实实写封信来，与本志辩驳。本志果然到了理由不能存立的时候，不待先生督责，就可在《新青年》杂志社中，设起香案，供起“至圣先师大成孔子”的牌位来！如先生对于本志所登排斥孔教的议论，尚未完全读过；或读了之后，不能了解；或竟能了解了，却没有正当的理由来辩驳，只用那“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空活来搪塞，或用那“岂犹以青年之沦于夷狄为未足，必欲使之违禽兽不远乎”的村妪口吻来骂人，则本志便要把先生所说的“狂吠之谈，固无伤于日月”两句话，回敬先生了！
本志记者并非西教信徒，其所以“对于西教不加排斥”者，因西教之在中国，不若孔教之流毒无穷，在比较上，尚可暂从缓议。至于根本上，陈独秀先生早说了“以科学解决宇宙之谜”的一句话，蔡孑民先生又发表过了“以美术代宗教”的一篇文章，难道先生竟没有看见么？若要本志记者听了先生的话，替孔教徒做那“攻乎异端”的事业，哼哼！恐怕你这位“道人”也在韩愈所说的“火其书，庐其居”之列罢！
第二段（原文“惟贵报又大倡文学革命之论，……甚矣其惑也。”）浓圈密点，本科场恶习，以曾国藩之顽固，尚且知之；而先生竟认为“形式美观”，且在来信之上，大圈特圈，大点特点。想先生意中，以为“我这篇经天纬地的妙文，定能使《新青年》诸记者，拜服得五体投地”。又想先生提笔大圈大点之时，必定摇头摆脑，自以为这一句是“一唱三叹”，那一句是“弦外之音”，这一句“平平仄仄平平”，对那一句“仄仄平平仄仄”，对得极工。初不知记者等虽然主张新文学，旧派的好文章，却也读过不少，像先生这篇文章，恐怕即使起有清三百年来之主考文宗于地下，也未必能给你这么许多圈点罢！
闲话少说，句读之学，中国向来就有的，本志采用西式句读符号，是因为中国原有的符号不敷用，乐得把人家已造成的借来用用。先生不知“钩挑”有辨别句读的功用，却说他是代替圈点的。又说引号（“”）是表示“句中重要之处”，不尽号（……）是把“密点”移在“一句之后”。知识如此鄙陋，记者惟有敬请先生去读了三年外国书，再来同记者说话。
如先生以为读外国书是“工于媚外，惟强是从”，不愿下这功夫，那么，先生！便到了你“墓木拱矣”的时候，还是个不明白！
第三段（原文“贵报对于中国文豪……无乃不可乎。”）先生所说的“神圣施曹而土芥归方……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本志早将理由披露，不必再辩。至于樊、易二人，笔墨究竟是否“烂污”，且请先生看着：“……你为我喝采时，震得人耳聋；你为我站班时，羞得人脸红。不枉你风月情浓，到今朝枕衾才共。卸下了‘珍珠衫’，做一钞蝴蝶梦’；……这‘小上坟’的祭品须丰，那‘大劈棺’的斧头休纵，今日个唱一出‘游宫射雕’，明日里还接演‘游龙戏凤’，你不妨‘三谒碧游宫’，我还要‘双戏桃山洞’。我便是‘缝褡膊’的小娘，你便是‘卖胭脂’的朝奉。……”（见樊增祥所著《琴楼梦》小说。）“……一字之评不愧‘鲜’，生香活色女中仙。牡丹嫩蕊开春暮，螺碧新茶摘雨前。……玉兰片亦称珍味，不及灵芝分外鲜。……佳人上吊本非真，惹得人人思上吊！
……试听喝采万声中，中有几声呼‘要命’！两年喝采声惯听，‘要命’初听第一声。‘不啻若自其口出，’‘忽独与余兮目成！’我来喝采殊他法，但道‘丁灵芝可杀！’丧尽良心害世人，占来琐骨欺菩萨。……”（见易顺鼎《咏鲜灵芝》诗。）敬轩先生！你看这等著作怎么样？你是“扶持名教”的，却“摇身一变”，替这两个淫棍辩护起来，究竟是什么道理呢？
林琴南“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的不通，已由胡适之先生论证得很明白。先生果然要替林先生翻案，应当引出古人成句，将他证明才是。若无法证明，只把“不成音节”，“文气近懈”的话头来敷衍，是先生意中，以为文句尽可不通，音节文气，却不得不讲。请问天下有这道理没有？胡先生“历引古人之文”，正是为一般项固党说法，以为非用此“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不能折服一般老朽之心。若对略解文法之人（只须高小学生程度）说话，本不必“自贬身价”，“乞灵孔经”。不料先生连这点儿用意都不明白，胡先生唯有自叹不能做那能使“顽石点头”的生公，竟做了个“对牛弹琴”的笨伯了！
《马氏文通》一书，究竟有无价值，天下自有公论，不必多辩。唯先生引了“文成法立”，“文无定法”两句话，证明文法之不必讲求，实在是大错大错！因为我们所说的文法，是在通与不通着想的“句法”；古人所说的文法，是在文辞结构上着想的“章法”。“章法”之不应死守前人窠臼，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破除迷信”项下，已说得很明白。这章法、句法，面目之不同，有如先生之与记者。先生竟把他并作一谈一，足见昏瞆！
第四段（原文“林先生为当代文豪……恐亦非西洋所有也。”）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以看“闲书”的眼光去看他，亦尚在不必攻击之列。因为他所译的“哈氏丛书”之类，比到“眉语莺花杂志”，总还“差胜一筹”，我们何必苦苦的“凿他背皮”。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何以呢？因为他所译的书，第一是原稿选择得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真正的好著作，却未尝——或者是没有程度——过问。
先生所说的“弃周鼎而宝康瓠”，正是林先生译书的绝妙评语。
第二是谬误太多。把译本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这两句，先生看了，必说“做还做得不错，可惜太荒谬”——这大约是和林先生对译的几位朋友，外国文本不高明，把译不出的地方，或一时懒得查字典，便含糊了过去。（其中有一位，自言能口译狄更士小说者，中国只有他一人，这大约是害了神经病中的“夸大狂”了！）林先生遇到文笔蹇涩，不能达出原文精奥之处，也信笔删改，闹得笑话百出。以上两层，因为先生不懂西文，即使把原本译本写了出来，对照比较，恐怕先生还是不懂，只得“一笔表过不提”。待将来记者等有了空，另外做出一篇“林译小说正误记”来，“以为知者道”。那时先生如已翻然变计，学习了些外国文，重新取来研究研究，“方知余言之不谬”。第三层是林先生之所以能成其为“当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为他“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译外洋小说”。不知这件事，实在是林先生最大的病根。林先生译书虽多，记者等始终只承认他为“闲书”，而不承认他为有文学意味者，也便是为了这件事。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即如我国古代译学史上最有名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后秦鸠摩罗什大师的《金刚经》，一部是唐玄奘大师的《心经》。
这两人本身生在古代，若要在译文中用些晋唐文笔，眼前风光俯拾即是，岂不比林先生仿造二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折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义达出，既没有自己增损原义一字，也始终没有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打到经里去。所以直到现在，凡是读这两部经的，心目中总觉这种文章是西域来的文章，决不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的晋文，也决不是“龙嘘气成云”的唐文。此种输入外国文学使中国文学界中别辟一个新境界的能力，岂一般“没世穷年，不免为陋儒”的人所能梦见！然而鸠摩罗什大师还虚心得很，说译书像“嚼饭哺人”，转了一转手便要失去真义。所以他译了一世的经，没有自称为“文豪”，也没有自称为“译经大家”，更没有在他所译的三百多卷经论上面加上一个什么“鸠译丛经”的总名目！若……《吟边燕语》本来是部英国的戏考，林先生于“诗”、“戏”两项尚未辨明，其知识实比“不辨菽麦”高不了许多，而先生竟称之曰：“所定书名，……斟酌尽善尽美。”先生如此拥戴林先生，北京的一班“捧角家”洵视先生有愧色矣！
《香钩情眼》原书未为记者所见，所以不知道原名是什么，然就情理上推测起来，这“香钩情眼”本来是刁刘氏的伎俩，外国小说虽然也有淫荡的，恐怕还未必把这等肉麻字样来做书名。果然如此，则刁刘氏在天之灵，免不了轻展秋波，微微笑曰：“吾道其西！”况且外国女人并不缠脚，“钩”于何有，而“钩”之香与不香，尤非林先生所能知道。难道林先生之于书中人，竟实行了沈佩贞大闹醒春居时候的故事么？又先生“有句皆香”四字，似有语病，因为上面说的是书名，并没有“句”。先生要做文章，还要请在此等处注意一点。
先生所说“陀思之小说”，不知是否指敝志所登“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而言？如其然也，先生又闹了笑话了。因为陀思妥夫斯奇是此人的姓，在俄文只有一个字，并不是他尊姓是陀，雅篆是思；也不是复姓陀思，大名妥夫，表字斯奇。
照译名的通例，应该把这“陀思妥夫斯奇”的姓完全写出，或简作“陀氏”，也还勉强可以，像先生这种横路法，便是林琴南先生也未必赞成。记得从前有一部小说，说有位抚台，因为要办古巴国的交涉，命某幕友翻查约章。可笑这位“老夫子”脑筋简单，记不清“古巴”二字，却照英吉利简称曰英；法兰西简称曰法的办法，单记了一个古字。后来翻遍了衙门里所有的通商书、约章书，竟翻不出一个古国来。先生与这位老夫子可称无独有偶！然而这是无关弘旨的，不过因为记者写到此处，手已写酸，乐得“吹毛求疵”，与先生开开玩笑，然在先生，却也未始无益，这一回得了这一点知识，将来便不至于再闹第二次笑话了。（又日本之梅谦次郎，是姓梅，名谦次郎。令业师“梅谦博士”，想或另是一人。否则此四字之称谓，亦似稍欠斟酌。）先生这一段话，可分作两层解释：如先生以为陀氏的原文不好，则陀氏为近代之世界的文豪，以全世界所公认的文豪，而犹不免为先生所诟病，记者对于先生尚有何话可说？如先生以为周作人先生的译笔不好，则周先生既未自称其译笔之“必好”，本志同人亦断断不敢如先生之捧林先生，把他说得如何如何好法，然使先生以不作林先生“渊懿之古文”为周先生病，则记者等无论如何不敢领教。
周先生的文章，大约先生只看过这一篇。如先生的国文程度（此“程度”二字，是指先生所说的“渊懿”、“雅奖说，并非新文学中之所谓程度），只能以林先生的文章为文学止境，不能再看林先生以上的文章，那就不用说。万一先生在旧文学上所用的功夫较深，竟能看得比林先生分外高古的著作，那就要请先生费些功夫，把周先生十年前抱复古主义时代所译的《域外小说集》看看，看了之后，亦许先生脑筋之中，竟能放出一线灵光，自言自语道：“哦！原来如此。这位周先生，古文功夫本来是很深的，现在改做那一路新派文章，究竟为着什么呢？难道是全无意识的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