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除上海以外的沿海各省民营工业的内迁情况又如何呢？显然，当时的“最高当局”并没有内迁上海以外工厂的打算，是认为这些民营工厂太小不值得内迁呢？还是有意将这些企业留给日本人？天机难测，小民们不敢乱猜。不过像南京永利厂，东亚第一，不像是个小厂，但政府丝毫没有关心它的内迁。所以，沿海各省民营工业的内迁，只能用8个字来概括：无穷扯皮，各有千秋。
扯皮，是民间口头语，词典的解释是：“无原则的争吵，不负责任的推诿。”但现实生活中的“扯皮”，似乎要比书面诠释生动得多，试想，将一块猪皮拉来扯去，结果皮仍旧是那块皮，仍旧那么大小，多么有趣，多么精彩。在官场中，最难学的就是“扯皮”，其中应该包括：嬉皮笑脸地坚持己见，一本正经地插科打诨，假话说得比真话还真，拒绝得使对方心怀感激，说不尽的废话，踢不完的皮球……如果在太平年景，“扯皮”，有益于增添“生活乐趣”，但烽火四起，大敌当前，扯皮，就是犯罪！
以当时工业比较集中的沿海省份来说，大体情况是，江苏省措手不及，浙江省自立山头，山东省急于逃命，广东省“按兵不动”……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跟“扯皮”有关。
江苏民营工业，绝大部分集中在南京与上海之间的苏南长江三角洲地带，主要城市有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八一三”事变后，“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中有人建议，吸取上海工厂迁移太晚的教训，应从速着手内迁无锡、南通等地工厂。但直到1937年11月17日，上海沦陷前夕，才派出资源委员会的两名委员，到镇江召集苏、锡、常部分企业负责人会议，决定由工矿调整委员会拨给内迁工厂迁移补贴费20万元。其他均由江苏省自行解决。
但这已是“马后炮”。早在1937年9月，京沪铁路沿线的几个工业城市，都遭到日机轰炸，进入10月，轰炸“升级”，特别是工业集中的无锡，每天都有日机轰炸，业勤、广勤、豫康三个颇具规模的纺织厂，被全部炸毁，成为一片焦土。其中的业勤纱厂，创建于1895年，占地百亩，员工千人，是纺织行业中最早的民营工厂，结果连一个纱锭都没有能抢出来。41家丝厂9家全毁，12家损毁严重；几家大型面粉厂也遭到轰炸。就在南京的委员们到镇江开会，布置企业内迁时，无锡城正是一片火海。
此时的江苏民营工厂，都处于停工解散状态，有不少工厂已将轻便设备拆卸，分散到四围农村和苏北、皖南；有些企业主携眷逃进上海租界。如永泰丝厂老板薛寿萱将全部现金变换为外汇，携眷流亡美国。
就在镇江开会后，上海失守，败兵一溃千里，日寇长驱直入，苏、锡、常分别于11月24日、25日沦陷。结果，全江苏几百家民营工厂，只迁出9家，它们是：南京的大同五金号、永利厂、京华印书馆、美华祥印刷所，无锡的公益铁工厂、震旦机器厂、庆丰纺织厂，常州的大成纺织厂和海州的久大盐厂。这9家厂只占江苏全省民营工厂的3%，工人只占1%强。
这是当时官方统计资料，严格说，南京当时是首都，并不属于江苏省。所以江苏迁出的工厂，实际只有5家。而且在炮火下拆卸运输，能够运出的机件很少，如永利厂很大部分机件，被抛入长江；公益铁工厂从无锡至镇江，又从镇江到九江，一路被抢被炸，只有少数设备迁达重庆，未及拆迁的重型设备全被日军劫走。
浙江省拥有较大的工厂781家，南京政府的工矿调整委员会多次派人前往协商内迁，但都被浙江省政府婉言谢绝，南京政府也无可奈何。1937年11月初，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不久上海陷落，浙江省政府见势不妙，着手迁走武林、大来等5家规模较大民营机器厂，由水道向钱塘江上游撤退，这时败兵和难民蜂拥而至，争船逃命，5家工厂只运走50余箱机件。在日军的追袭下，他们连夜赶到兰溪，然后再由陆路运入浙东腹地。
与此同时，浙江省还迁走宁波城的一批工厂，他们乘人之危，在迁移途中，强行以低价收买了这批工厂。1938年春，浙江省拆迁沿海一带民营工厂，迁移了永嘉、瑞安等地17家铁厂、7家棉纺厂、33家印刷厂和20家锯木厂，对一些较大的民营工厂，浙江省政府设法予以并吞，如温州沿海一带小发电厂迁移后，就被浙江省政府收购，改办为浙东电力厂。
著名企业家刘鸿生在杭州办的光华火柴厂，内迁时只迁出全厂机器的一半和百分之六十的火柴原料，这些物资分迁浙江的桐芦、富阳和诸暨的岳驻。1940年2月，刘鸿生在重庆办火柴厂，决定将诸暨岳驻工场迁往四川。但浙江省政府因当时火柴价格飞涨，一本万利，企图将岳驻工场收归省办，因此不准这个工场内迁。刘鸿生派员交涉了几个月，一无结果，只好返回重庆。刘气愤地说：“浙江省政府为了自己的腰包，一点不顾后方的需要。”于是他亲自出马，与浙江省政府多次洽商，最后省方勉强同意将这个工场迁至省内的龙游。这正是典型的“扯皮”。
从杭州、宁波、温州等地迁移的机器厂，在大港头联合成立了“浙江省铁工厂”，职工5千余人，连同家属万人以上，穷山沟里出现了一座颇具规范的兵工厂，每月生产轻机枪60挺、步枪3千余支、手榴弹6万余枚。
1941年秋，“最高当局”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浙江铁工厂送去一卡车自制武器，当场表演，意在邀功。那位“最高当局”看后连连叫好，但马上就指出：除一些小规模的修械厂外，地方政府不能设立专门的兵工厂，武器制式要统一，不得自行其是，并派兵工署接管浙江铁工厂，企图来个“大鱼吃小鱼”——吞并。
浙江省政府无奈，只好忍痛于1942年3月先向兵工署交出3个分厂。不料到了5月，日寇大举进犯浙赣线，第三战区司令官下令炸毁铁厂。然而，日军并没有进攻大港头，浙江省政府费尽心机从民营企业主手里攫取过来一批工厂，却已自炸，化为废墟。
浙江省民营工业内迁的特点是，浙江地方政府趁火打劫，把较大的民营工厂变为官僚资本，变成为他们少数人制造财富的小金库，他们一手遮天，自立山头，但结局仍旧是：损人不利己。
山东省则更惨，全省228家民营工厂，只迁出四家半，这就是青岛的华新纱厂和冀鲁制针厂，济南的陆大铁工厂和成通纺纱厂。此外，还有枣庄中兴煤矿的720吨机件。
青岛的华新纱厂和冀鲁制针厂，在青岛沦陷前，将部分机器运往上海租界，办起新企业。济南陆大铁工厂在战火逼近济南时，拆迁机件103吨、随迁工人64名，到达汉口，“二次内迁”时又西迁重庆。成通纺纱厂内迁陕西，沿途损失严重，到1941年春才恢复生产。
山东的这几家工厂迁移，都是自发的。
早在1937年9月中旬，南京政府的战略理论家蒋百里就曾经建议，山东的潍县等地铁工厂很多，不能留给敌人，应设法迁移。但当时的政府迟迟没有办理。例如，山东潍县的华丰机器厂，是华北最大的机器厂，以制造织布机闻名，潍县一带从来有“十万大机”美称，而其中有7万部以上由华丰生产。抗战爆发，华丰厂多次申请政府拨给40节车皮，将设备抢运武汉，以免沦落敌手。但山东省政府一味敷衍，没有下文。日军于1938年1月9日占领潍县，第二天就派兵驻扎。第二年就将华丰厂的全部设备拆迁至济南，改办为日军的军工厂历山铁工厂。
当时的山东省政府对民族工业不屑一顾，山东省主席韩复渠畏敌如虎，一心急于逃跑，无暇顾及工厂内迁，民族工业只能坐以待毙。
只有青岛的做法显得很特别。当时，日本人在青岛势力很大，仅是纱厂，日商就拥有内外棉、富士、隆兴、宝来、大康、上海、同兴、丰田等9家，共有纱锭52万枚，青岛的日本侨民共1万5千余人。“七七”事变后，日方为保全在青岛的巨额资产，企图不战而占青岛。他们一面调集舰队到青岛海面炫耀武力，企图吓跑青岛当局；一面以高官厚禄引诱青岛市长沈鸿烈投降。
沈鸿烈一面与日军秘密谈判，以拖延时间；一面下令在极端机密的情况下作爆破日本纱厂的准备，他从南京领来12吨黄色炸药，当山东危急、日侨奉命撤出青岛时，他加快了爆破准备。爆破计划缜密而周详，他从军队和纱厂技术人员中抽出2千余人，组成三个破坏大队，制造人力破坏的精巧机件，规定用火力烧厂房，用炸药爆破锅炉和重型机器。破坏大队用浸汽油的棉花、布条，将机器、厂房之间连结起来，到处堆满干柴和棉花，还挖沟连通9家日本纱厂，沟内放置引火物。他们准备工作做了一个多月。
1937年12月28日下午7时，沈鸿烈一声令下，爆破行动开始，9家日本纱厂顿时成了火的海洋，爆破声震天动地，持续不断，这把大火烧得干净彻底，整整烧了半个月，9家日本纱厂没有留下半枚纱锭。沈鸿烈当时既无力抵抗日兵的进攻，又无法帮助民族工业内迁，他当时惟一能做到的，是以牙还牙。
广东省的民营工业内迁，先是来往电报，大家“踢皮球”，中央工矿调整处致电广东省府，要求将重要工厂迁往广西。1938年4月6日，广东省主席致电经济部，说汕头、顺德、新造等地遭日机轰炸，工厂损失重大，已无法继续生产，如果拆迁，则运输困难，费用浩大，要求经济部派员前来处理。意思很简单：要内迁，我干不了，你来办！次日经济部来电，仍旧是官说官话，他们通知广东省，从速内迁可以迁移的工厂，将制糖厂迁往广西、四川；造纸厂迁往湘西南；化工厂的迁移和永利化工公司的范旭东商洽合作办法；要求省政府与广东驻军联系，在重要工业区域设防空力量。
踢了一通皮球后，4月12日经济部特派员飞抵广州，和广东省的军政首领以及各大企业负责人，经过几天磋商，总算弄出一个“广东省工厂迁移办法大纲”。这个“大纲”中有几条，很使广东的官儿们寒心，例如：
工厂由广东省政府自行迁移他省或本省之安全地点者，其主权仍属于省政府。如须迁移经费，可由经济部垫支，将来由广东省政府清还（另附还款办法和利息计算条款）。
经济部垫款可作为股本投资，与广东省政府合作。
工厂由经济部迁移他省者，由该省省政府与广东省政府合资经营。广东省政府以机件的价值作为股本。
如须经济部贷给迁移及营运费用，将来如得各方同意，该项贷款可作为合资经营股本。
如广东省政府不愿合资经办，可将迁移工厂作价出让。
这个工厂迁移办法“大纲”的要点一共9条，但上面引用的5条都是讲产权的归属和权利分配，这哪像是国难当头、急于内迁工厂的应急措施，分明是一纸重新分配产权的买卖合同。广东省政府一向和南京中央政府同床异梦，矛盾重重，他们最担心的，是工厂内迁后，工矿调整处会乘虚而入，从此这些工厂不再姓“粤”。而经济部抛出这个“大纲”，证实了广东的想法并非多余。经过几天讨论，广东省政府认为，与其工厂内迁被中央吃掉，不如不迁或许能够保存下来，于是全部推翻“大纲”，决定工厂不再内迁，静观待变。
重庆政府自然不甘心让到嘴的肥肉滑掉，经济部于6月7日再度派员飞抵广州，重新协商内迁办法，但广东省政府这回却根本不理不睬。
这一年的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广东省政府经营的工业，或被炸毁，或被强占，丝织厂成了日军的军械厂，制纸厂和硫酸厂被拆运日本。在民营工业中，只有捷和钢铁厂自行迁走部分机件，运抵广西；有4家企业逃到香港，其余都被日军强占。如均和安、广同安两家规模较大的民营机器厂，被并为日军坂岛部队造船厂，东安成米机厂被占做日军蒸米工场……
一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勾心斗角，断送了一个工业大省的全部工矿企业，他们在谈判桌上为“权”和“利”争得不亦乐乎，而牺牲的却是民族工业资本家和工人多年创业的血汗！结果是，便宜了日本侵略者。
从以上4个省的内迁表明，当时是政令不行，一片混乱，各方诸侯各显“神通”，简直是一场闹剧！
重庆的衮衮诸公开口闭口都责难民族资本家“看重本身利益”、“眼光浅近”，但，真正不顾大局，招致“内迁未见大效”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历史自有定论。
所有这些，使人重新想起范成大的《初入巫峡》，肞怪石，壁立奇峰，狭窄的水道，湍急的漩涡，到处是暗礁险滩……后人评注范成大这首诗是“暗感政局国势之险恶，即景生情，触事而发”。原来，范成大是借川江的险畏，暗喻人生旅程的艰难。
经历过抗战时期企业内迁的人们，对此会有更为深切的感触。值此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逆风千里，归宿茫茫。如今，雨过云霁，花香鸟语，一切都已时过境迁，但经历过这场浩劫的人们，也许不会忘记当年的窘迫情景吧？“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第九章 伤心往事
日寇侵华，中华民族等于被血洗过了一遍。这并非夸张，950多座城市遭到蹂躏强占，中国有多少村庄，已不是1937年前的原址。
中国的民族工业，更是遭受到一场血与火的浩劫。
青年朋友们也许很难理解，为什么半个多世纪前的一场战争，至今仍常被人们旧事重提？我们是个讲“恕道”的民族，历来提倡宽容、忍让。然而，这场侵略战争的野蛮和残酷，史无前例；中国所遭受的破坏和伤害，骇人听闻。中国几代人的心灵上，无不打上这场战争留下的惨痛烙印。
身受战争伤害的一代人死了，但他们的子孙并没有忘记，愤怒的地火，仍在深层的地底运行。
当年被毁灭的村庄，现已在废墟上长遍茂盛的庄稼，但在死难者的灵牌前，仍供奉着一段焦木，表示永志不忘。
一个村庄有片特殊的粮田，东至河，西到田埂，钉有“界牌”，当年全村200多人被日军集体屠杀在这里，只留下3个在尸体中侥幸活着的婴儿，现在的村民都是这3个婴儿的后代。
一家农户留下一扇有弹孔的门板，当年一个给婴儿哺乳的农妇，给日军当作练习射击的“靶子”，一枪透过肺部射穿木门……
早在一个世纪前，老同盟会员陈天华曾在《猛回头》中写道：
大地沉沦几百秋，烽烟滚滚血横流。
伤心细说当年事，同种何人雪耻仇？
烽烟滚滚，血泪横流，正是被称为“同文同种”的好邻居奉行烧光抢光杀光的“杰作”。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人没有忘记这些，也不会忘记这些伤心往事。
我们来看看那些来不及内迁和内迁时“榜上无名”的企业，在战时的遭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