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城市的民营工业内迁到武汉，都无法立脚。如上海大鑫钢铁厂到武汉后，发现“电力不敷，电压不符，厂房无有余地，与原主张利用该处甚多窒碍”。（档案：《余名钰赴大冶观察报告》）开明书店则发现“南京政府在武汉什么也没有，只有办事处”。（宋云彬《开明旧事》）益丰搪瓷厂的部分机件迁至武汉后，找不到适当厂址，机件只能堆放在露天，听任风吹雨淋，日晒夜露，损失很大……
但连这种状况都不能持久，武汉告急，从沿海一带迁来的135家民营工厂，开始了第二次内迁。对这些工厂的再度仓促内迁，社会舆论颇为担心，1938年2月1日的《武汉日报》发表的文章说：
厂家对迁移以后的一切问题，像运输的方法，原料的来源，社会的需要，生产的方式，原动力的供给，都心中无数。要去的那个地方不但生疏得很，并且自从人口突增以后情况与以前有了什么程度的差别，都全然不知，完全持一个“到了那里再说”的态度。这样的“盲搬”，也许成为中国工业界的一个严重问题。（李贻棠：《工厂二次迁移内地》）
文章说的是实话，但这些实话是不应该向内迁的企业主说的。他们以满腔爱国热忱不惜牺牲毅然内迁，但他们并没有想到抵达武汉后，会天天去黄鹤楼“泡”茶馆……如今日军兵临城下，他们不“二次内迁”，又能够怎么样呢？
“二次内迁”，不比第一次内迁便当。
从武汉迁往四川，完全靠水路运输。当时长江正是枯水季节，轮船无法从武昌直抵重庆，必须在宜昌换装浅水轮上驶。“二次内迁”的民营工厂到了宜昌后，顿时陷入困境，这里待运物资堆积如山，其中军用物资就多达12万吨以上，油料1万多吨，各官僚机构的物资6万多吨，再加上大小官儿们的私有财产，总共20余万吨，而且四面八方的物资还在源源不断地运到……当时承担运输任务的民生、招商、三北、太古、聚福、怡和等轮船公司，运输能力很有限，即使在来水季节每月只能运七八千吨，而枯水季节每月仅能运两三千吨，要把这些堆积的物资运走，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武昌已经失守，日军正向宜昌进逼，日机频繁地空袭，每天都有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为了加快货运，政府规定轮船吨位分配方法：
百分之八十归军用，百分之十六归政府，百分之四归民用，民营内迁工厂几乎无船可运。运输费用也各不相同，从宜昌到重庆，兵工器材每吨30元、政府机关物资每吨42元，商货吨位的黑市运费竟高达每吨360元。而当时的米价每石（150斤）为10元左右。
各民营内迁工厂为了早日入川，冒险起用了川江上早已被淘汰了的白木船，这种古老的运输工具，是那种“舣舟一长啸，四面来清风”比木筏较为进步的木船，就是这种船只，大的居然装载100多吨、小的装载10多吨物资，真是险之又险，悬而又悬。
川江，从宜昌至重庆全线1300里，沿途大的险滩75处，历来被视为“畏途”。800多年前，南宋诗人范成大，乘坐这种船进川，川江的奇异地形湍流险礁，吓出他一身冷汗，他在《初入巫峡》中写道：
钻火巴东岸，金峡口船。束江崖欲合，漱石水多漩。卓午三竿日，中间一罅天。伟哉神禹迹，疏凿此山川。
诗人在清明节后从巴东县上船，按旧时规矩，为了图个吉利，登船时敲锣打鼓，惊走水怪，然后启航。两侧岩石“束江”，说明峡路之窄；礁石林立，江流回旋，“漱石”，显示礁滩之险。在近午时分，江上仍一片漆黑，只有从高峙两山的夹缝中露出一丝日光。
想不到800多年后，人们走范成大走过的路仍旧使用他那时的交通工具，历史在这里流下辛酸的眼泪。为了尽快脱离炮火的威胁，民营内迁工厂的物资，分为几段运输，从宜昌到秭归、宜昌至巴东、宜昌至巫山、宜昌至奉节，然后再蚂蚁拖骨头似的，一步步“拖”进四川。溯江逆流西上，江道奇兀，水流湍急，纤夫排成长行拉纤前行，纤夫弯腰呈三百六十度，吼出一声声“川江号子”。那不是一般劳动的呼号，而是生命的呐喊，迸发出人与大自然拼死争斗的怒吼，粗犷而凄烈。
过滩时因水位不平，纤绳拉住的船头，往上倾斜，船上客人仿佛把心捏在手里，如遇大轮船疾驶而过，激起阵阵浪涛，木船很容易倾覆沉没，在急流的漩涡中打几个转，立即无影无踪。这种漩涡的中心，古人称之为“淖”。范成大在《刺淖》一诗中，形容了舟行险状：“篙师瞪褫魄，滩户呀雨汗；逡巡怯大敌，勇往决鏖战”、“惊呼招竿折，奔救竹笮断；九死船头争，万苦石上纤”……
内迁民营工厂的船行速度很慢，时有沉船事故发生。据当时极不完全的统计，在这场大规模运输中，民营内迁工厂总共运用白木船850余只，共运物资2万5千多吨，其中因沉船而损失的物资达1千2百多吨，如中国标准铅笔厂的两船物资，就在宜昌去巴东的川江上船沉人亡。从宜昌至重庆，有的内迁工厂在途中走了两三个月，抵达重庆，所运物资已丢失十之七八。
迁入四川的民营工厂，许多是全国当时第一流的。如“开全国机械制纸之先河”的龙章造纸厂，被称为“上海新式造纸之鼻祖之一”；康元制罐厂被公认是“其设备与资本素列全国制罐业第一”；益丰搪瓷厂，是全国最大的搪瓷厂；美亚丝绸厂，是全国最大的丝织厂。其他如：大鑫钢铁厂、中国炼气公司、新亚制药厂、亚浦耳电器厂、华生电气厂、天原化工厂、永利化工厂、豫丰纱厂、冠生园食品厂、商务印书馆等等，都是本行业中全国数一数二的民营企业。
在再度内迁的企业中，除了从武汉直接迁重庆的民营工厂外，还有后来从湖南、广西两省迁往四川的企业，他们已是“三次内迁”，迁移更为艰难，损失也更加惨重。
湖南是中国腹地，抗战时期迁往湖南的工厂数仅次于四川。1938年9月下旬，在政府的工矿调整处统一调配下，一部分沿海内迁工厂从武汉迁往湘西。这一批迁往湖南的民营工厂共115家，其中包括80多家汉口的民营工厂。他们从武汉撤退，经长沙，抵常德，溯沅水而上，吃尽千辛万苦，来到湘西南各县安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上海新中工程公司，原是上海机器业中屈指可数的大厂之一。
1938年11月，新中工程公司在祁阳县东郊建厂，于1939年春投产，专门制造机床。接着，又成立二厂和三厂，分别制造轧钢机、蒸汽机、煤气机和小型发电机。在几年中，新中又陆续建办了电力、炼铁、炼钢、采煤、炭精等6个“卫星厂”；承造了横跨湘江的大桥钢梁工程；他们对内燃机的研究与制造，获得了中国工程学会颁发的荣誉奖状，社会舆论称新中是“中国动力的发祥地”。员工从内迁时的200多人，发展为2千多人。此外，被称为“中国电器业中后起之秀”的华成电器厂，也经武汉迁到衡阳，生产配套电器及电动机、发电机等动力设备，赢得“动力之母”的称号。
在武汉的部分民营工厂迁湖南之际，还有一部分工厂迁往广西桂林。从1939年春起，陆续开工的，共有上海、武汉、长沙、南昌等地内迁厂40余家，到1942年底，迁桂民营厂共有88家。上海新民机器厂在桂林设立的大中机器厂，专门生产地雷引信，从1944年4月建成投产，到8月份就生产了10万套引信。1943年10月底，迁湘桂地区的民营工厂，在桂林办了一个工业展览会，被人称为“中国机械工业的缩影”。
但这种稳定的局面也不长久。1944年春，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中国军队湘桂大撤退，给内迁湘桂的民营工业带来惨重的灾难。和上海、武汉撤退时一样，政府照例是忙着抢运官办企业和私家财产，置民办企业于不顾，民营工厂弄不到运输工具。
从当时官方工矿调整处的档案中可以看出，湘桂路局的车皮多充当军用，后来经过多方呼吁和调节，路局才答应从7月3日至18日半个月内，每日拨供车皮2列（计20卡），逐日分配疏散。档案中记载说：
本处所得分配车皮为6卡，但事实上每日所能获车皮不过1卡或2卡，故堆积在站台的器材仍未能迅速运出。（档案：《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大事记》）
此时的运费贵得吓人，当时的政府将运费提高了几十倍，以限制民营工厂的运输，运输1吨物资，从柳州到独山的运费是50万元，独山至贵阳是20万元，贵阳到重庆10万元，加上转口杂税20万元，合计需100万元。他们的目的，是最好将这些工厂送给敌人，省得找他们的麻烦，他们起着日本人不能起的作用！
民营工厂即使得到车辆，也付不起高昂的运费，只得望车兴叹。对这种“见死不救”的态度，舆论界愤怒了，民怨沸腾，群起指责。当局为了缓和民愤，在10月中旬宣布：民营工厂的机件运费每吨补助1000元，这只是实际运费的千分之一，显然是象征性的“姿态”，根本于实际无补。
惨重的灾难开始了。当时湘桂民营工厂在金城江这一中转点，堆集了4千8百余吨机件物资还有1万余名员工亟待转移。按照湘桂路平常的运输量，将这些物资和人员运出，是轻而易举的。但当局严格限制商车，3个星期中不见一辆商车开出，大批物资在金城江滞留了2个多月无法运出，11月21日金城失陷，这批物资绝大部分落入敌手。
民营工厂千辛万苦地抢运出一点重要机件，搬到独山后，再也无法迁移，12月5日日军占领独山，这些机件全被付之一炬。
湘桂内迁企业的再度内迁，几乎全部遭到毁灭性的摧残。以几家大厂为例，中华铁工厂从柳州向重庆迁移时，几遭车翻人亡之险，只得将大型机床，抛弃在公路两旁，剩余的机件沿途拍卖。华西电器厂的500吨物资运到金城江后，因日军进占而丢弃。新中工程公司从祁阳迁移时，有2000吨物资，运到柳州时只有1000吨，到达独山只有100吨，最后抵达重庆时，只剩下一卡车物资了。
外患，往往和“内蠹”紧密相连，政府的腐败无能，在战时的表现尤为突出和致命。抗战已进入第七个年头，但在大后方，仍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到处是淫乐和无耻。而内迁的民族工业，连个立脚之地都没有。
据统计，当时从湘桂入川的民营工厂共95家，内迁物资达7873吨，未及搬运的2973吨，然而抵达四川的，只有210吨，其余全部损失。但他们只得“认命”，继续收集残剩物资，在四川第三次办厂。
这一年的春天是寒冷的，“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抗战初期共赴国难的激情，在人们心头一点一点地消失，在这些“下江游子”的心灵深处，结上厚厚的冰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