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椰婴 罗恢远 刘歌德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从世界观、方法论的理论高度来看，和谐是唯物辩证法学说中的应有之义。坚持唯物辩证法，按唯物辩证法办事，有利于科学认识和实践和谐社会构想。
一、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在全面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各种关系中求和谐
和谐是世界上事物与事物、人与人、事物与人之间以及事物和人本身内在要素之间，共存与发展相对平衡的、协调的、有序的、良性的联系状态。和谐状态的构成与世界的普遍联系有直接的关系。世界是万物相互联系交织而成的有机整体。世间万物的联系方式是多样的，联系的状态一般来说主要有两种：一是关系协调的和谐有序状态，一是关系不协调的混乱无序状态。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在自然界，或生态平衡，万物生发；或生态失衡，万物衰败。在人类社会，或世人和睦，太平盛世；或刀光剑影，生灵涂炭。然而，自然界的和谐状态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状态的形成具有不同的特点：自然界的和谐状态在人类产生之前是自然万物在一定条件下无意识相互作用的结果，与人无关，具有自在性的特点；人类产生之后，人的活动和思想虽然深刻地改变了自然界的形式，但仍没能改变自然界的自在本性。人类世界的和谐状态则是人与人之间在一定条件下有意识的相互交往活动的产物，体现了人的需要、目的、意志和本质力量，具有自觉能动性的特点。不论自然界的和谐状态的形成，还是人类社会的和谐状态的形成，都是以普遍联系为前提的。因此，和谐是关系范畴。因为和谐状态的形成不是单方、单向的，而是双方、双向的，是事物与事物、人与人、人与事物之间相互协调的良性联系状态。事物和人之间如果没有任何关联性，也就没有形成和谐的可能性。没有联系，就没有和谐。但是，联系又不等于和谐。和谐与联系的关系是：联系是和谐的前提，和谐不能离开联系，和谐产生于联系之中；和谐是联系的良性状态，和谐能够维护事物有机联系、发展联系。因此，必须在认识事物与事物、人与人、人与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的基础上去寻求和谐。可以这么说，构建和谐社会也就是要正确处理社会和自然、社会和人的各种关系。人为地破坏事物内部的有机联系，就会破坏和谐。
唯物辩证法正确地反映了普遍联系着的客观世界，把普遍联系作为一个基本的观点。唯物辩证法对于世界普遍联系的把握，有三个重要的纬度，即联系与差别性、联系与统一性、联系与条件性。联系是和谐的前提，因此，唯物辩证法把握联系的三个纬度，相对应的也正是我们认识联系与和谐的关系，在联系中求和谐所应注重的三个维度，即和谐与差别性、和谐与统一性、和谐与条件性。
首先，和谐与差别性。唯物辩证法所讲的联系，是相互区别的具体事物、现象间的联系，是各种各样的事物和不同个性的人之间所发生的关联。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不仅不否认事物的差别，而且恰恰是以承认事物、人之间的差别为前提的。世界万物的多样性是世界普遍联系的客观基础。如果世界混沌一团，没有差别，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联系了，更谈不上什么“和谐”。既然联系是有差别的、个性的、特殊的、多样的联系，那么，和谐作为联系的一种状态，也必然是在有差别的联系之中产生的，即所谓和而不同。不同的事物处在有机联系的良性状态就是和谐。和谐并不否定和排斥差别性、个性、特殊性、多样性。没有差别，也就无所谓和谐。正是由于存在差别性、个性、特殊性、多样性，才有和谐的需要。从客观世界本身来看，具有差别性、个性、特殊性、多样性的事物和人，就是世界万物普遍联系的和谐状态构成的现实载体。从人对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来看，具有差别性、个性、特殊性、多样性的人的存在，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并成为人们企盼构造和谐生存环境的内在需求。只有了解了事物和人的差别性，才能知晓究竟什么人、什么事情有相互联系并有形成和谐状态的可能性，究竟什么方式可以把什么人、什么事情相互联系起来形成和谐状态。总之，唯物辩证法认为，和谐是有差别的、个性的、特殊的、多样的和谐，而不是单一的聚合。社会关系的差别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前提。
社会关系的差别性是指各种社会关系和发生关系的各方社会成员自身所具有的不同特性。由于人的活动不是单一的，人们在多样化的活动中必然形成不同形式、内容和性质的社会关系；又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因素，人的体能、需要、思维、行为等基本要素往往呈现出个性化，具有不同素质的人在与他人的交往活动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必然地呈现出差别性。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和社会成员自身所具有的个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是人类生活的本色。人们对于这种差别性的不同把握，就会促成不同的社会状态。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以高度集中性、计划性、无产阶级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思想，在经济上实行高度计划性的集中生产和统购统销的“大一统”经济政策，甚至还刮起了“一平二调”平均主义的“共产风”；在政治和文化上高呼“兴无灭资”、“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一切政治和文化阵地”的口号。企望通过绝对单一的无产阶级化，建立起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这种不承认或否认人们的差别性、个性、个人利益、个人特点等一系列“左”的思想和政策，严重抑制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窒息了社会发展的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的解放，使人们在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的反思过程中，认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关联性，尤其我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应该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积极文明成果，而不是灭绝资本主义的一切。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因素为主体，非社会主义因素并存，二者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纲领。随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的形成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完善，彻底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得到充分地彰显。人们在摆脱过去那些不适应市场经济运作的陈规戒律中日益独立起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主创业、自我发展，形成各自的独特个性，以致逐渐催生出整个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多元化、多样化的过程，就是社会成员在利益和生活方式方面拉开距离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社会关系差别化的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最大差别性，就是既存在社会主义因素，又存在非社会主义因素。这个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巨大变迁，一方面，给予人们更多的发展机遇和途径，极大地激发了人的积极性，社会活跃起来，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另一方面，又出现了社会成员之间因利益和生活方式的差距持续扩大而产生的心态和行为的失衡，社会关系出现紧张、不和谐的因素，影响了社会健康发展。事实表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味强制消灭社会关系的差别性，社会则处于僵化状态；绝对肯定社会关系的差别性，社会则会产生失衡状态。因此，在以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为主体、非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并存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关系不是存不存在差别性的问题，而是如何把握差别性的问题。我们认为，应以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精神来把握社会关系的差别性，既反对绝对否定差别，也反对任由差别扩大。绝对否定差别和任由差别扩大都是对社会关系差别性的片面认识，都不能促使社会和谐，都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任务的完成。吸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正视社会关系的差别性，把社会关系的差别性调控在适当的程度，防止社会关系的差别性持续扩大，才能不断促成和维护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和谐。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说过，根据中国的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各个地区之间、各个人之间的发展有快慢，致富有先后，发展快的、先富的要帮助欠发展的和贫穷的，最终实现全国的发展、人民的共同富裕；如果中国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真的走到邪路上去了。这些思想实质上反映和把握了社会总是在各种不同的关系中联系起来的客观本性，为在承认有差别的社会关系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出了方向。
其次，和谐与统一性。唯物辩证法在肯定各种事物和人的差别性、个性、特殊性、多样性的同时，还看到各种事物和人之间以及各种事物和人本身内在要素之间存在的统一性、共性、一般性。这种统一性、共性、一般性表现为：各种形形色色的事物和人，都是物质的不同表现形态，具有最终统一于物质的同源性；各种形形色色的事物和人之间及其自身，都具有内在要素分层次地有机结合的同构性；各种形形色色的事物和人都是世界普遍联系系列中的一环，因而每一事物和人都可以成为其他事物和人的中介，每个事物和人与其他事物和人都具有互为因果的中介性。这种同源性、同构性和中介性正是世界能够普遍联系起来的共同基础，相应地也是普遍联系的世界整体出现和谐状态的共同基础。在此意义上说，和谐与统一的关系是：事物之间的统一性是事物之间形成和谐状态的内在纽带，事物的和谐状态又能够维护和强化事物之间的统一性。
毋庸置疑，人类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因此社会关系的共同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又一客观基础。社会关系的共同性是指社会成员之间发生关系的同源性、同构性和互为中介性。社会关系的同源性就在于人的需要、人为满足需要的活动和人满足需要的能力。因为人的需要是人们发生社会关系的动因，人为满足需要的活动是人们发生社会关系的动力，人满足需要的活动能力是人们发生社会关系的尺度，有什么样的活动能力，相应地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同构性就在于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有机结构。因为人的需要是个多层次的有机结构，人们为满足这需要去进行各种活动，在各种活动中人们发生的社会关系就呈现出多样化，形成社会关系的有机结构。社会关系的互为中介性就在于人的多层次需要之间和具有不同需要的人们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因为人的各种需要互为因果，不断有序地引发需要的产生、转换和更新，相应地人们为适应需要的产生、转换和更新而展开的各种活动也是互为因果、有序发生的。所以，人们在活动中总是从这种社会关系引发另一种社会关系，各种社会关系之间必然具有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由此来说，人的多种需要和人为满足多种需要的各种活动是一切社会关系形成的共同基础，也是关系到人的生命存在和发展的普遍性的根本问题。古往今来，人类社会或太平盛世，或烽火连天，究其缘由，归根到底都源自于人的需要是否能得到相对满足。人的多层次的、互为因果的需要是社会和谐的内在动因，人为满足需要的活动及其活动能力是社会和谐的原动力。以往历史上的阶级社会，曾出现某种社会和谐状态，但这只是暂时的、局部的、相对的，总体上是处在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不和谐状态。纵观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既有和谐发展的时期，也有内乱停滞的时期，其关键总是关乎人的需要问题。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因为它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改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人民群众需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要靠人民群众。正是反映人民群众需要的改革开放才把十年动乱后涣散分裂状态的全国人民再一次凝聚起来，改变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动乱状态。今天要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问题和某些不和谐状态，要把各阶级、各阶层、各方面的人民群众凝聚起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要正确了解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需要，把人民群众的各种需要作为协调各种关系的现实出发点。
人为了满足各种需要而进行的多样性活动及其活动能力是构成和谐社会的原动力。人为了自身需要必定进行各种活动，在活动中与他人发生关系而形成社会。社会的和谐状态也是在人满足各种需要的各种活动中构成的。这也是关系到人的生命存在和发展的普遍性的根本问题。总体来说，人们从事合法劳动后，其劳动成果能够相对满足人们自身的需要，社会关系就会和谐；人们从事合法劳动后，其劳动成果被别人无偿占有，劳动者的需要得不到相对公平的满足，社会关系就不会和谐。当今我国社会出现的部分社会成员贫富差距扩大，劳资对立和冲突，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呈现不和谐状态等问题，其实大多根源于人的活动与活动成果归属之间的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第一，人们付出了劳动，却不能获取应得的劳动成果（除去再生产、社会积累等社会所需之后），自身需要得不到满足。如劳动报酬不合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长期压低劳动报酬、随意克扣工资、拖欠工资，属于此类。第二，付出较少的劳动，甚至没有付出劳动，却获取丰厚的收入。如以权谋私、各种职务犯罪、借改革之名损公肥私、把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化为私有，属于此类。第三，丧失了劳动的机会，不能通过合法劳动获取劳动的成果，自身需要得不到满足。如失去土地后成为“种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群体，城乡中的下岗工人群体，需就业但找不到工作的新增劳动力群体，属于这一类。虽然，导致这些现象既有社会的因素，如体制改革问题、政策措施问题等；又有个人的因素，或是知识水平问题，或是体力方面的问题等等，但这些不和谐现象的实质就是人的劳动与人的劳动成果之间关系的不和谐。人的劳动与人的劳动成果之间的关系是关乎每一个社会成员生命活动能否存在和发展的普遍性的根本问题，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人们能够通过正当合法的劳动途径有效地满足自身需要，劳而有获，多劳多得，不劳不得，自然就会激发人们从事正当合法劳动的积极性，进而勤劳致富、各得其所、安居乐业。这样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引导人们自觉抵制各种非法犯罪活动，而且有利于构成和谐的社会关系。
再次，和谐与条件。唯物辩证法不仅依据世界万物的差别性与统一性认识世界万物联系的普遍性，而且还依据每一个具体事物与周围事物的具体联系去认识世界万物联系的特殊性，并提出了世界万物发生联系是有条件的基本观点。
唯物辩证法的“条件”范畴是指同某一事物相联系的、对该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发生作用的诸要素的总和。条件是具体的和历史的。通常人们所说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一般条件和特殊条件、必要条件和非必要条件、决定条件和非决定条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等，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条件作出的多种分类，体现出条件的具体性。条件的具体性既反映了每一种联系发生的确定性，同时也反映了世界普遍联系的多样性。条件不仅是具体的，而且随着时间的延续和空间的转换，这些具体条件的内容和方式相应地会发生变化，展现出条件的历史性。既然世界万物的联系是有条件的，那么，和谐作为联系的一种状态，其构成自然也是有条件的。世界万物总是在有条件的联系中构成和谐状态。事物之间由相互联系形成的和谐状态不是任意的，总是有条件的，而条件又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因此，事物在具体的、历史的条件下形成的和谐状态是有具体性和历史性的。在此意义上说，事物的和谐状态不是既定的，也不是永恒的。当存在有利于形成的和谐状态的条件时，和谐状态的出现就有了客观可能性；当条件变化时，和谐状态的客观可能性也许会丧失。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及时正确地了解、把握以至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促进和谐状态的形成。
社会关系的条件性是指影响社会关系发生和变化的诸要素的总和。社会成员之间发生关系不是随意的，总是有条件的。正确认识社会关系的条件性，有利于及时和准确地把握社会关系走入和谐状态的时机。正确认识社会关系的条件性，就必须辩证把握条件的具体性和历史性。首先，必须具体了解社会成员存在和发展所需要的内、外部条件，尤其要了解对社会成员之间本质联系和必然联系起关键作用的条件，只有具备了起关键作用的条件，社会成员之间才能形成协调有序的和谐关系。其次，必须注意观察社会成员存在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种条件的变化，特别要注意了解起关键作用的条件的变化，及时地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把握并创造维护社会成员和谐关系的机遇。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和谐状态与不和谐因素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构成的。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十年“文革”造成的社会僵化、停滞、混乱的状态，我国充分利用国际局势出现和平与发展主流的外部条件，主动选择以社会体制变革作为内部条件，改变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内乱、停滞状态。改革开放20多年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今天面对的不再是社会没有发展的问题，而是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突显出来的人的劳动与劳动成果归属关系不和谐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效率与公平关系不和谐的问题。既然如此，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就不应单纯强调发展、效率，而应在保持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从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领域全方位地制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效率、维护社会公平、抑制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各种法规、政策和措施。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绝不能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而让少部分人暴富起来。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外部国际条件没有根本改变的局势下，关键是要创新内部条件，也就是需要制定提高效率、维护公平的政策和措施，作为促进社会成员之间形成和谐关系的现实条件。当然正确制定这样的政策和措施，同样必须辩证地把握其条件性，即是说当今社会效率能够提高到什么程度、社会公平能够达到什么水平，这都是有条件的。不能脱离现实具体条件，从某种思想原则出发抽象地谈论效率和公平和谐的问题。唯物辩证法认为，人们应该追求的是在社会效率所能达到的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平的最大化，使效率与公平趋于平衡。我们要通过建立并完善与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和社会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各种公平的机制和制度，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以此作为凝聚各阶级、各阶层、各方面的人民群众，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条件。总之，社会和谐是有条件的，不是既定、永恒的。社会和谐条件的具体性和历史性，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主动地根据社会各要素的变化，及时和准确地利用和创造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种条件。
二、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在全面持续的发展中求和谐
世界万物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本身是一种动态的过程，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意味着运动，必然导致世界的运动发展。现代科学和实践充分证明，在运动中发展是世界的客观本性。唯物辩证法正确地反映了这一客观本性，把运动发展作为唯物辩证法学说的又一基本观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范畴，是指前进或进化两种情况。发展即是指事物从一种质态转变为另一种质态，或从一种运动形式中产生出另一种运动形式的过程，特别是指世界从低级向高级、从无序向有序、从简单向复杂的上升运动。这一发展观，蕴涵着这样一种理念，即世界总是在前进性的发展中形成和谐状态。发展是世界形成和谐状态的动力。世界之所以能够在前进性的发展中形成和谐状态，关键在于普遍联系着的世界总是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处于不断调整、转化的动态过程。不论自然界的和谐状态，还是人类社会的和谐状态，都不是既定的，也不是永恒的，都是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世界的和谐状态与世界的发展程度有直接的关系。自在的自然世界，各种形式的物质实体总是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运动中，或发生激烈的变化，或历经缓慢的长期进化，此消彼长，相互转化，在一定时期逐渐形成相对的生态平衡状态。自为的人类世界，追求世界大同是人们的共同理想。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人们总是在相互交往中不断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社会形态的更替和社会体制的变换，才在一定时期逐渐构成太平盛世的相对和谐状态。
就我国现阶段来说，化解目前面临的各种社会不和谐因素，形成社会的和谐状态，必须经历一个发展过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新模式，从这一模式的构成要素来看，它本身蕴涵着出现各种问题的可能性，换言之，目前的各种不和谐因素可能会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当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走过二十多年的历程之后，某些问题就会逐渐地显现出来。虽然这些问题的显现，有人为失误的因素，如管理水平和道德水平低下，但更深层次的因素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因为人的主观世界总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逐渐得到改变的，即使是管理水平低下之类的人为失误，归根到底也与发展不足有关，必须通过社会的发展才能得到彻底的纠正和提高。所以，发展是化解当今各种不和谐因素的根本条件。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取得巨大的发展，然而，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一方面，发展必然产生对既定利益格局的冲击，一些人获得利益，一些人利益受损，人与人之间产生不平衡，而当相关的政策措施跟不上这种变化时，往往致使这种不平衡因得不到及时地调整而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蔓延成社会的不和谐状态。另一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不具备全面、彻底地解决所有新问题的条件，如不化解这些新问题，又会影响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的两难境况正如一些专家分析所说，我国社会进入了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敏感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不和谐因素主要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要从根本上化解这些不和谐因素，只能依靠社会的持续发展。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创造化解这些不和谐因素的充足条件，促使社会形成和谐的状态。强调在发展中构建和谐社会，并不是意味着处在发展不足时期人就无能为力，只能任由社会差距持续扩大及社会不和谐因素蔓延，只有等到社会发展充分了才去构建和谐社会。在发展中构建和谐社会，要求人们必须发挥自觉能动作用。一方面要根据既有发展所达到的程度，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以既有的发展程度为限度，寻求实现社会公平最大化，让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遏制社会差别的持续扩大，防止不和谐因素激化；另一方面坚定不移地继续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扩大发展的成果，为彻底化解社会不和谐因素创造坚实的基础。
在发展中构建和谐社会，这里的发展不是经济方面的单兵突进，而是与经济紧密相关的政治、文化、民主、法制等社会各要素的共同发展。只有各要素的共同发展，社会机体才能够和谐。所以，强调在发展中构建和谐社会，还必须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就是事物从一种质态转变为另一种质态，从一种运动形式中产生出另一种运动形式的过程。事物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多方面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结果。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出现了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结构不协调、发展不平衡。凸显出来的“三农”问题表明，即使是在飞速发展的经济领域内部，其结构也会失衡，农业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发展。其次，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是政治民主发展较缓慢，影响了社会和谐发展。再次，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发展远不及经济发展。最后，生产、办公等基础设备虽已完成更新换代，但社会管理没有跟上，以致因人、财、物不协调而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等等。纠正这种因发展失衡而导致的结构性问题，要求人们必须掌握唯物辩证法，自觉树立全面发展观，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在统筹兼顾的原则下实现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地区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在社会全面发展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确把握发展的持续性和全面性，就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就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目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展的成果应当归属于全体人民，绝不能让少数人占有绝大部分发展成果。科学的发展必须是持续的、全面协调的发展。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持续、协调发展，社会才能和谐。在全面持续的发展中求和谐，社会和谐又推动社会各个方面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处在相对和谐状态，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才能健康持续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社会的和谐状态便不断向高级阶段发展。
三、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在全面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矛盾中求和谐
世界的普遍联系是形成和谐状态的前提，世界的发展是形成和谐状态的内在动力。究竟是什么东西驱使着世界发生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现代科学和实践已证明，世界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内在动因，就是世界自身所存在着的对立性和统一性的矛盾关系。因此，作为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运动发展中形成的世界的和谐状态，必然与世界自身存在着的对立性和统一性的矛盾关系具有深刻的根源关系。世界自身存在着的对立性和统一性的矛盾关系就是和谐状态形成的根源。唯物辩证法正确地反映了世界的这一客观本性，确立了唯物辩证的矛盾学说。准确把握这个基本观点有助于正确认识和谐与矛盾的关系。没有矛盾，就没有所谓的和谐，也不存在形成和谐的内在动因；和谐能够维护矛盾双方的共存，有利于双方的发展。和谐不是没有矛盾。人们只有全面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矛盾，社会才能和谐。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范畴，就是在普遍联系、运动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运动发展根源的范畴。矛盾是指对立性和统一性之间的关系，即指反映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对立性与统一性及其关系。对立和统一是矛盾所固有的两种相反相成的基本关系或基本属性。如何理解矛盾双方对立性和统一性之间的关系，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辩证理解矛盾双方对立性和统一性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对矛盾双方对立性和统一性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所谓矛盾双方的对立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的属性，体现为互相分离的倾向和趋势。所谓矛盾双方的统一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联系和趋势。这是辩证理解矛盾双方对立性和统一性关系的前提。
其次，要明确对立和统一是矛盾所固有的两种相反相成的基本关系或基本属性。在这里应注意的是，矛盾的对立性和统一性关系，就是矛盾双方的对立关系和统一关系二者存在的“固有”性。所谓固有，就是共存，同生共死、唇齿相依、共进共退。如果认为对立是无条件、自始至终存在着的，统一是有条件才存在、时有时无的，那么，实际上就把矛盾双方共同存在的对立性和统一性两个基本属性割裂开来了，变成是先后而不是共同存在的两个属性。这是认识唯物辩证法矛盾观的一个误区。总之，唯物辩证法矛盾观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关系和统一关系二者共同存在是固有的，这是辩证理解矛盾双方对立性和统一性关系的关键点。
再次，要明确矛盾的对立性和统一性是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关系，即矛盾的对立性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矛盾的统一性同样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对立双方各有特性、相互排斥，不可互相混淆，这是客观存在的，由此显现出双方对立的绝对性；同时对立双方又都具有共性，互相依存、互相转化，这也是客观存在的，由此显现出双方依存的绝对性。矛盾双方的对立是相对的，是在相互依存中的对立；矛盾双方的依存也是相对的，是在相互排斥中的统一。总之，唯物辩证法矛盾观强调，对立性和统一性是矛盾固有的基本属性，这是辩证理解矛盾双方对立性和统一性辩证关系的又一关键点。
既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也强调矛盾双方的统一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矛盾双方在相互依存中对立，在相互对立中依存。这就是对唯物辩证法矛盾观全面准确的理解。正如唯物辩证法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明确指出的：“所有的两极对立，总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列宁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辩证法的实质。这一论述强调，唯物辩证法肯定事物内部同时存在着对立面的相互排斥性关系和相互关联性关系两个基本属性。他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就传统的观点而言，都把这段话解释为：矛盾的同一性就是相对的，斗争性就是绝对的，并认为这就是列宁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和对立面的斗争之间关系的基本思想。我们认为，这种理解不完全符合列宁的原意。从上下文来看，列宁所讲的这段话，是针对怀疑论和诡辩论夸大矛盾双方的统一性、否定矛盾双方的对立性的观点而言的，从肯定矛盾双方对立性的视角，强调不能把“对立面的统一”与“对立面的斗争”截然割裂开来。当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出现“一致、同一、均势”时，双方之间的对立属性依然存在，在此意义上说，矛盾双方的对立是始终存在的，具有绝对性，矛盾双方的统一是在对立中的统一，所以，统一是相对的。在这里列宁关于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论断，仅仅是从矛盾双方对立性的这一个视角来谈的，强调的是对立统一关系的一个方面，并不是列宁对于矛盾对立统一关系的全面论述。
列宁强调说：“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论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辩证法来说，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论说来，相对只是相对，因而排斥绝对。”很明显，这一段文字是列宁对于上文的进一步补充。正是这一段特别说明，成为我们全面准确把握列宁关于对立统一关系基本思想的关键点。这一段的核心思想就是“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相对中有绝对”。把这两点联系起来全面理解，列宁的观点是，矛盾的统一性既有相对性也有绝对性，对立面的斗争既有绝对性，也有相对性。对立面的统一的相对性和互相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的绝对性之间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立面统一的相对中有绝对，对立面斗争的绝对中也有相对。把对立面统一的相对看成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或者把相互排斥对立面的斗争的绝对看成只是绝对的，是排斥相对的，这都是主观主义和诡辩论的观点，不是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列宁关于对立统一关系的基本思想就是：矛盾的统一性和对立性两个基本属性在一定条件下同时存在、同时消失，矛盾双方互相依存、不可分离的关系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矛盾双方互相对立、不可分离的关系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矛盾双方在相互依存中对立，在相互对立中统一。没有对立性就没有统一性，没有统一性也就没有对立性。这一基本思想与唯物辩证法的创始人的基本思想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全面准确理解矛盾对立性和统一性之间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关系，有益于防止割裂对立和统一的内在的共存关系，避免把对立绝对化或相对化，把统一绝对化或相对化。如果把社会矛盾的对立绝对化，势必片面强调矛盾双方的排斥性，否定联合性；如果把社会矛盾的对立性相对化，势必片面强调矛盾双方的联合性，否定排斥性。如果把社会矛盾的统一性绝对化，势必片面强调矛盾双方的联合性，否定排斥性；如果把社会矛盾的统一性相对化，势必片面强调矛盾双方的排斥性，否定联合性。由此来说，不论是把社会矛盾的对立性绝对化或相对化，还是把社会矛盾的统一性绝对化或相对化，在对待社会矛盾问题时，就会导致两种社会倾向：一是片面强调矛盾双方的排斥性，否定联合性；一是片面强调矛盾双方的联合性，否定排斥性。当社会出现注重排斥性，否定联合性的倾向时，往往陷于无休止地对立斗争，社会自然不会和谐；当社会出现注重联合性，否定对立性的倾向时，往往担心讲斗争会损害联合，该斗争时不敢斗争，不能有效地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社会也不会和谐。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因不能辩证把握社会矛盾的对立性和统一性付出了血的代价。在反思中，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全面准确理解了矛盾的对立性和统一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才得以提出“又联合又斗争”这一处理社会矛盾的基本理念，并以这一理念为底蕴制定了一系列处理社会矛盾的方针政策，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淡化乃至抛弃了以往对矛盾对立性和统一性辩证关系的正确认识，曲解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把对立斗争绝对化，把统一相对化，强调斗争，轻视统一。这种非此即彼的矛盾观，导致绝对性的思维方法，以此去观察社会，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往往表现出非历史主义的态度，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视为无条件的你死我活的绝对对立和斗争，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历史相关性，不能正确地判断我国社会真正的历史方位，必然地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斗争作为贯穿于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中心问题，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极“左”口号，发动多次旨在灭绝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政治斗争。不仅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采取绝对斗争的方式，而且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问题上也是如此，只注重强调人与天、人与地、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斗争，轻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没有把它们之间的依存关系，放到与对立斗争关系同样重要的地位上给予重视。无休止斗争的结果，非但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而带来了“大跃进”、“文革”长达二十多年的社会动乱。反思这段历史可见，事与愿违的社会内乱，显然与思想上主导“斗争哲学”有直接的关系。而所谓“斗争哲学”又是从矛盾的对立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统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一矛盾观中引申出来的。这一矛盾观实质上是对唯物辩证法矛盾观的曲解，导致曲解的原因是割裂了矛盾双方对立性和统一性两个基本属性的共存性，割裂矛盾双方对立性和统一性之间既绝对又相对的关系，片面强调没有斗争性就没有统一性，致使把斗争性绝对化、统一性相对化。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同样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关系的问题，存在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矛盾关系的问题。近年来凸显出来的劳资关系，城乡关系，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经济建设与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等，都是这些矛盾问题的具体表现。毫无疑问，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问题，才能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状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当然不能再把矛盾的对立性绝对化，片面强调斗争性。
事实上，现在人们所倡导的良性竞争、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优势互补、互利互惠、互利双赢、联手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等，都反映出人们对过去“斗争哲学”的摒弃，注重寻求矛盾双方存在和发展的共同点。求和谐，成为当今社会的主导趋向，这是对以往过分讲求“斗争”的纠正。但应警觉的是，在以和谐作为社会主导的潮流的情势下，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不能从把矛盾的对立性绝对化转变为把矛盾的统一性绝对化，更不能片面强调和谐，掩饰矛盾对立，该斗争时不敢斗争。否则，将会在理论上与过去宣扬“斗争哲学”一样，陷入割裂矛盾对立性和统一性关系的固有性和割裂矛盾双方对立性和统一性之间绝对和相对关系的误区，背离唯物辩证法矛盾观。在社会实践中，不重视、不及时化解不和谐因素，将会导致不和谐因素积聚甚至激化，最终使人们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绝对强调统一、联合、和谐，是对矛盾关系的片面认识。全面准确地理解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就必须反对“斗争哲学”，但又不应放弃斗争。大量的事实表明，和谐、联合、合作等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和斗争。在国际上，没有反霸权主义、反恐怖主义、反强权政治的斗争，就不会有世界和平。在国内，没有反台独的斗争，就不会有祖国的和平统一；没有反腐败的斗争，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没有反对各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活动的斗争，就不会有社会的安宁。在人与自然的问题上，没有人对自然的改造和维护，就不会有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当然，还必须讲究斗争的方式方法，根据矛盾的不同性质选择不同的斗争方法。
总之，只有从理论上全面准确地理解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辩证把握矛盾双方的对立关系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矛盾双方的统一关系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才能在认识和处理社会矛盾时，始终自觉贯彻又联合又斗争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法，从而不断促成和维护社会的和谐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