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恢远
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世界观的核心内容。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矛盾观
1.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矛盾观
马克思、恩格斯是科学的唯物辩证法的创始人，对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的创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一，对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进行了改造，把辩证法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创立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使辩证法恢复了自身的唯物主义的本来面目。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和我，可以说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化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第二，在《哲学的贫困》这一著作里，马克思从批判黑格尔的“纯理性的运动”和浦鲁东的“辩证怪论”中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第三，恩格斯于1879年9月撰写的《辩证法》一文中把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归结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规律。”第四，强调了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他批判了杜林否认客观事物中存在着矛盾的谬论，强调指出矛盾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的”，是推动事物前进和发展过程的“实际力量”。他不仅提出了“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的重要命题，而且以大量的科学实例论证了“矛盾辩证法”，即对立统一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2.列宁的辩证矛盾观
列宁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俄国革命实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第一，提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他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展开。第二，强调矛盾的客观性。他指出，矛盾“是实际生活中的实际矛盾，即辩证的矛盾，而不是字面上的、臆造出来的矛盾”。他认为，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客观事物，其根本任务是要在思维中再现客观现实的矛盾。第三，强调辩证法的全面性。他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第四，重视矛盾的同一性。他指出：“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才能够统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第五，区分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他在评论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时，针对布哈林混淆对抗和矛盾的错误观点，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矛盾，即使在对抗性矛盾消失后，非对抗性矛盾还将大量存在。
3.毛泽东的辩证矛盾观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分析中国国情，剖析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特殊矛盾及其运动规律，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矛盾学说。第一，提出矛盾精髓学说。他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关系“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他把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第二，提出了矛盾特殊性理论。他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情形，提出了把握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并强调分析矛盾特殊性是正确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基础。他指出：“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第三，提出了主要矛盾理论。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矛盾观分析中国革命的各种复杂矛盾问题时，根据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同时期各种矛盾的变化，指出应该注意分析并抓住主要矛盾。他指出：“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律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第四，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毛泽东针对斯大林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指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解决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第五，提出了矛盾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把矛盾观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提出了一系列矛盾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如“弹钢琴”、“两分法”、“解剖麻雀”、“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全面看问题”、“抓好典型”、“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等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形成了系统的关于矛盾分析方法的理论。
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发展
邓小平特别强调要“照辩证法办事”，他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矛盾观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
1.邓小平发展了矛盾精髓、辩证法精髓的思想
邓小平创造性地把毛泽东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矛盾问题的精髓这一思想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就是把社会主义的共性与中国的个性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不仅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概括了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和发展方向，反映了各国社会主义的一般共性。中国的具体实际包含着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及其发展的特殊规律，是中国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个性，即中国特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将社会主义的共性寓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个性之中，它深刻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只强调共性，忽视个性，不从中国实际出发，或者只强调个性，忽视共性，企图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放弃社会主义方向，都是错误的，都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危害。邓小平多次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坚定不移的。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共性。离开了社会主义共性这个基本前提，现代化建设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能不顾本国的实际情况，照抄照搬别国模式，指出：“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邓小平所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的共性同中国的个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伟大飞跃。
2.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的客观性、矛盾的客观性的思想
邓小平强调辩证法必须同唯物论结合起来、矛盾是客观的。他精辟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他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作了简要的概括，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实事求是与矛盾学说是紧密不可分割的。因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而一切事物自身就是矛盾。一切事物或现象的本质，都是对立面的统一。世界上找不到没有矛盾的事物。“是”是客观事物的规律，是客观事物、客观矛盾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客观事物、客观矛盾出发，不回避矛盾，不掩盖矛盾，而要正视矛盾、分析矛盾，找出客观事物、客观矛盾的内在规律。由此可见，邓小平把实事求是与辩证法的客观性、矛盾的客观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认为坚持实事求是与坚持辩证法的客观性、矛盾的客观性是一致的，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矛盾的客观性，这就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的客观性、矛盾的客观性的思想。
3.邓小平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
毛泽东正确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提出这种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得到协调和解决。但是，毛泽东在后期没有很好地把这些思想运用、落实到实际中去，甚至还背离了自己的正确观点。他没有找到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和方式，而是一味强调通过变革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来解决基本矛盾，从而使我国形成了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要按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邓小平正确认识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指出：“我们现在的体制就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他还区分了“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他认为生产关系可以有不同的具体实现形式。不仅如此，邓小平还找到了正确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途径和方式，提出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他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也就是说，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直接动力则是改革。他指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
4.邓小平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
毛泽东正确地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国际国内情况的变化和毛泽东自身思想认识的偏差，他没有长时间地坚持这一思想，相反，很快地背离了这一正确思想，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当作是全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心任务。邓小平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恢复了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使之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根据之一，他提出要把我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绝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他强调这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任何时候不得动摇，这一观点成为邓小平反“左”的理论武器。即使在苏联解体、国内“六四”风波之后，邓小平仍然强调这个主要矛盾。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不发展经济，中国就是死路一条，从而解决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困惑，掀起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次高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体现了全面发展与重点发展相结合的科学发展观。
5.邓小平发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应该正确处理好三个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
第一，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各种经济利益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是复杂多样的，需要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处理好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积累和分配的关系。邓小平指出：“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绝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绝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经济利益的矛盾，要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通过勤奋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克服分配不公，防止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好多行业得不到奖金，特别是教育、科学研究机构、政府机关和军队，这就造成不合理的苦乐不均，造成新的社会问题。”不仅如此，邓小平提出要利用价格、税收、工资、奖金等各种经济杠杆手段进行调节。他说：“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
第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政治领域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这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各阶层、各党派之间的矛盾，党群之间、干群之间的矛盾。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必须真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民主法制，让人民群众有知情权、讨论权、建议权，使人民真正享有当家作主的政治民主权利，使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形成生动活泼、团结和谐的政治局面。为此，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基本政治法律制度，改善党的领导。
第三，正确处理思想文化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解决这个矛盾不能用压服的方法，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即要把群众当作主人，用平等的态度和满腔的热情，耐心细致地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消除群众的思想困惑，使人民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邓小平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坚持对少数反社会主义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需要在人民内部广泛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针对思想战线上存在软弱无力的现象，在同中宣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
正确解决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就是为了建立和谐社会，使社会在良性轨道上运转。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和谐社会，其哲学理论基础就是邓小平的辩证矛盾观。建立和谐社会，可以协调人际关系，使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社会组织之间和平相处，减少摩擦，消除内耗，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社会成员的主观能动性，为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增强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邓小平从新时期的实际和需要出发，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特别重视矛盾的同一性，注意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持社会的稳定。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使社会各成员、群体、阶层、集团之间相处融洽、协调，无根本利害冲突，人与人之间做到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互谅互让、各得其所。他还强调保证社会的公平，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为了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和谐，他还提出要减轻农民负担。
6.邓小平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矛盾的思想
邓小平把矛盾对立统一化为工作方法，就是把矛盾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的方法。他认为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要从两者“结合”去解决，充分利用矛盾的统一性。具体来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该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上，传统观点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分别属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只看到了二者的差异性，即斗争性。而邓小平却注意到双方的同一性，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要利用计划和市场这两种经济手段。过去我们把计划和市场两者截然对立起来，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认为搞社会主义就必须排斥市场经济，结果使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失去了活力。邓小平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把计划和市场两者结合起来。
第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改革、发展、稳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中三枚关键的棋子，是事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的大问题。改革是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邓小平说：“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邓小平又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总而言之，必须全面把握三者的内在关系，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以改革促发展促稳定；以发展促改革促稳定；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
第三，正确处理各种比例关系，处理好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邓小平把“两点论”和“重点论”结合起来，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统筹兼顾、把握重点。他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除了这些比例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无论如何要逐年加重这方面，否则现代化就‘化’不了。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
第四，正确处理好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邓小平指出：“抓好产品质量。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这也包括品种、规格在内。提高产品质量是最大的节约。在一定意义上说，质量好就等于数量多。质量好了，才能打开出口渠道或者扩大出口。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必须在产品质量问题上狠下工夫。”邓小平还论述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指出：“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
第五，正确处理好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邓小平运用矛盾系统观原理，指出在发展中要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矛盾看成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全面协调地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既要看到发展带来的正效应，又要看到其负效应，认识并处理发展带来的代价。他认为我国人口多、耕地少，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问题。由于我国人口多、人均相对资源不足，给环境带来很大压力，我国的环境污染、空气污染、江河污染相当严重，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给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影响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必须实行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合理科学利用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
第六，正确处理扩大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的关系。邓小平运用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对立统一关系的原理，提出要把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提出在不断扩大开放时，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始终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他说：“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可能走‘捷径’。我们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但是必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更不是盲目排外。”只讲独立自主，不讲对外开放是错误的；相反，只讲对外开放，否认自力更生也是错误的。
第七，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一对辩证矛盾，处理得好，双方可以相互促进，处理得不好，会影响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国防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依托，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为国防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国家要根据需要和可能，支持和加强国防建设。邓小平说：“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
7.邓小平发展了祖国统一和对外开放的理论
邓小平运用对立统一观点和方法分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对矛盾，它们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它们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但它们又有统一的地方。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国实行“一国两制”，实际上是在特定阶段、特定条件下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起来。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外商到上海去，当然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也不是，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在香港、台湾等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会改变我国社会的性质，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如果只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的对立，不证明它们的统一，那么我国就无法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无法最终完成台湾的回归，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和成功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正是看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的统一性，邓小平将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形势下，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我国与其他国家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则共赢，对抗则两败俱伤。求合作、求和平、求共赢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基于这种对世界发展背景的认识，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邓小平提出的这些结论奠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8.邓小平发展了辩证矛盾的方法论思想
邓小平把马克思辩证法世界观同方法论有机统一起来，化为辩证的思想方法、思维方法、工作方法。他提出“照辩证法办事”，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两点论”、“两分法”的思想，提出了全面看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全面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强调必须坚持“两手抓”的工作方法。
第一，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上，邓小平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他指出两个文明建设都要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抓物质文明建设，不抓精神文明建设，或者只抓精神文明建设，不抓物质文明建设都是错误的。
第二，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他在1979年6月会见外宾时谈话讲到，民主和法制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建设和法制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在民主和专政的关系问题上，要一手抓民主，一手抓专政。“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
第三，在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提出：“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和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两点论”和“重点论”辩证统一观点在实际工作中的创造性运用，是唯物辩证法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统一的典范，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领导方法、领导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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