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365-427）名潜，自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陶渊明曾祖陶侃以功封为长沙公。他早年丧父，母孟氏为名士孟嘉之女。陶渊明二十九岁才开始出仕，大抵是祭酒、参军之类的小官，而他又不喜繁文缛节，不堪吏职。他最后的官职是彭泽令，仅仅八十多天就赋《归去来兮辞》，辞官归里。自此躬耕田垄，再也没有出仕过。陶渊明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今存诗虽仅一百二十多首，赋与文十多篇，但是开创我国田园诗派，而且其作品文显而意深，平淡而味浓。刘廷琛《陶靖节先生祠堂记》说“虽妇人孺子，田夫野老，皆知爱慕”。（《庐山金石会考》卷上）萧统深爱其文，且敬其德，以为读其文者“驰兢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爵禄可辞！”（《陶渊明集序》）可以想见其人格的力量。确实，陶渊明的人格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其人格的魅力有如陈年佳酿，越久越醇。他的人格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以至于具有如此久远而巨大的魅力呢？这是值得我们深究的。
陶渊明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率意纯真。苏轼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东坡题跋》）仕与隐是士人一生之大节，一般人都会反复掂量，寻找时机，即使真的出仕还要再三推辞，然后正式弹冠相庆，走马上任。隐退也要寻找合适的理由，做到滴水不漏。而陶渊明则一任自己性情，真是率意之至，纯真之极，自然而然。陶渊明的真率自然在他的创作中就有很多的表现。没有苦心经营，不去字斟句酌，而是脱口而出。清代方东树说：“读陶公诗，专取其真事、真景、真理，真不烦绳削而自合。”（《昭昧詹言》卷四）甚至有人说他：“渊明随其所见，指点成诗，见花即道花，遇竹即说竹，更无一毫作为。”（施德操《北窗炙輠录》）这话是有道理的。陶渊明的诗作，都是道当前之景，当前之事，当前之理，当前之情。这些在诗中随处可见：“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停云》）“人亦有言，称心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时运》）“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责子》）我们读着，仿佛直接听着陶渊明就在身边自言自语，而不是什么专门“创作”出来的作品。全然是大白话，全然是口语，就是在韩愈等高唱反对雕琢，提倡“生活化”的作家的散文里也很难看到这样的白话。
陶渊明的纯真在家里也有很多表现。你看他怎么看自己的孩子：“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责子》）从这里可以看到陶渊明平时与孩子的关系。他数落自己的孩子们，竟然是一无是处，好像极其友好的朋友似的，直言无忌。尤其是那种明显的调侃嬉戏的口吻，更可以看出他们父子之间素日的亲密无间，俨然根本不是长辈与小辈间的关系。他的孩子不喜欢文术，而他希望他们有所长进，但毫无效果，也应该是他平时过分与孩子“打成一片”，以孩子般的相处，没有常人家庭那种严父的威严的结果。话语间，自己这个“孩子”一般的父亲形象凸现纸上。
陶渊明的真淳在社会交往中多有表现。比如《晋书》本传记载，江州刺史王弘邀他喝酒，发现他没有鞋子，要给他制鞋，下人给他量尺寸，他就坐在椅子上，伸出光脚让人量。这在常人看来很不雅观，但陶渊明只管自己方便。家里揭不开锅，他就去乞讨：“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一个读书人竟然至于乞讨，实在是很不体面的事，但陶渊明不仅这样做了，还写下诗歌记述其事，真是天真至极！在常人看来，家里贫穷的窘况，属于“家丑”，更不能让外人知道，向人乞讨是斯文扫地之举，万万行不得的！可在陶渊明看来，肚子饥饿就要吃，家里没有只能向人要，哪里有为了脸面而让肚子受饿的道理？陶渊明的“孩童逻辑”确实会让我们许多深通礼仪之人大以为不然，让那些举止高雅之士掩口而笑。但是，谁都明白，陶渊明是“自然之理”，而雅士们是“文明之理”。他的行为举止完全按照合乎自己生理和心理的需要而行。社会中的“常人”则复杂多了，既要考虑自己当下身体和心理等方面的实际需要，更要考虑以后的影响，自身的形象，而这些就要依照社会的既定准则和规范，遵循社会的多种显规则和潜规则，还要考虑现场景的具体而复杂的情势等等非自我的因素。
“天真”是可爱的，但是成年人表现天真却不是件容易事。因为“可爱”常常与“可笑”连在一起，稍不留心就会让人觉得滑稽可笑。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也是不少的。汉武帝时期的东方朔就是这样。他经常用“可爱”的举动来达到严肃的目的，有时因皇帝心情好而奏效，但汉武帝始终把他当作不很正经的人对待，所谓“倡优畜之”。朝中众臣也是如此，弄得他自己也无法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可是陶渊明并没有让人因可爱而觉得可笑，相反由衷地感到深深的敬慕。当然也真有人把陶渊明的可爱当做小孩的天真一般，用成人的智慧来启发他。江州刺史檀道济就是这样的人。据萧统《陶渊明传》，檀道济去看望陶渊明，他已经“偃卧瘠馁有日矣”，就开导他：“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以社会中人的智慧来看，任何人当道都说是太平盛世，圣人再世，就不会错，无论是魔鬼执政还是妖孽横行，都说是盛世治世，就不会吃亏。但是陶渊明就是“幼稚”，偏偏不懂这个道理：“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虽然已经饿了几天了，但是檀道济给的酒食，陶渊明“麾而去之”！陶渊明虽然真纯可爱，但绝不是可以被玩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性刚才拙”！（《与子俨等疏》）用鲁迅的话说就是陶渊明有“金刚怒目”的！你看前人眼中的陶渊明是如何的：“其所为诗每合乎圣贤之道。”“靖节之人，圣贤之人也”！（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辛弃疾《贺新郎》）不必多举，也不必相信陶渊明是诸葛亮式的人物，但是从中不难看出陶渊明绝不是像有人所说的“人邀辄就饮，酩酊篮舆归”（欧阳修《戏书拜呈学士三丈》），毫无原则，人人可弄的酒鬼。他自己也述：“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身怀耿介，坚胜玉石，这就是陶渊明的品格！
我们说陶渊明的品格具有“浩然之气”的大丈夫气概，大概不至于会有大问题的。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天下大乱，瞬息万变的，许多人因为有成人的“智慧”顷刻间就平步青云。但是这并没有扰乱他的心境。尤其是他隐居之后，朝廷多次征召他都没有心动，这不是“富贵不能淫”吗？传记都说他“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自解归。”（沈约《宋书·隐逸传》）所谓“不堪吏职”正是“威武不能屈”。他几次出仕后不久归家大都如此。特别是最后一次彭泽县令任上，督邮前来巡视而县令束带迎接属于一般工作程序，但是他受不了这样的委屈，就干脆挂冠而去！江州刺史檀道济是当地最高的地方官，他非但不恭敬伺候，反而反唇相讥，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至于“贫贱不能移”更是陶渊明的长处。陶渊明归隐后生活贫困，尤其是遭灾后，常常受冻馁之苦，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动摇过。他说：“历览千载书，时时见余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他的咏史诗中的《咏二疏》《咏贫士》（七首）等都是歌咏古代甘于贫贱而乐于守道的贤士的专篇，至于诗中提到这样的人如颜渊、荷蓧丈人、张挚、伯夷、叔齐等等实例更是举不胜举。从陶渊明对这些固穷守节的古人念之弥深的情愫里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贫贱难移的高风亮节。
清代的钟秀说：“靖节先生品格高迈，而性情则平易近人，盖无往不与人可以亲，人亦无不乐亲之之者。”（《陶靖节记事诗品》卷一）大抵概括了陶渊明品格崇高而性情平易的人格特征。因种种主客观原因，陶渊明的交往主要限于家乡江州一带，但就是在这样的范围里，他的交往也可以说并不狭窄。与他交往的人中间有江州最高长官刺史王弘（抚军将军），还有任过柴桑县令的刘遗民等，其他的主簿、长史、参军等低级官吏不少。他作品中就多有与他们交往赠答的篇什。从史料看，与陶渊明交往最密切的应该是颜延之，沈约《宋书·隐逸传》云：“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与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可以看出陶渊明与颜延之相当亲密。所以，陶渊明并非对所有官场中人一律白眼相对，也有气味相投，甚至可以天天“酣饮致醉”的。与陶渊明成为友人的，还有邻居田父。“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移居》其一）《归园田居》其二曰：“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与其在田间披草来往，并只言“桑麻”者自然是经常一起在田野耕种的同道。他的孩子恐怕也是他平时玩乐的“友人”，嬉戏的伙伴。众所周知，高僧慧远也是他的方外之交，交厚甚笃。
确实，陶渊明不是那种让人敬而远之的高人或仙人，更不是让人们虔诚礼拜的神人，而是与我们一样有着浓郁人间情味的“凡人”！我们翻开陶集，扑面而来的就是那种人所共有的情味和欲念。他恋家人：“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童仆欢迎，稚子候门。”（《归去来兮辞》）“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和郭主簿》）“好味止园葵，大懽止稚子。”（《止酒》）孩子的欢声笑语，不仅可以消解他不得意的郁闷，甚至超过了荣华富贵，成为他生活的最大乐趣。仔细体会陶渊明作品中的甘苦，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几次违背意愿，屈身出仕，应该是顾虑家庭经济困难，有愧家人孩子所致。“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而辞官归隐也有为家人考虑的因素在：“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与子俨等疏》）出仕乃为免除家人饥寒而屈身；归隐也为避免俗患贻害亲人而躬耕！真可谓出也虑家，入也虑家！他之归隐不取传统的隐遁深山，却隐居田园，实在也是舍不得与家人分离。他回答刘遗民：“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显然，亲情使他不忍抛舍世间，只顾自己博取隐逸高名。他的“理想”生活与众不同：“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杂诗》八首其四）杨夔生说：“陶公终日儿子虑，虑及童仆、衣食、诗书，何其真也！”（《匏园掌录》卷下）真是道出了陶渊明对家人的炽热之情。他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归林》其一说：“行行循规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在旅途的奔波中，家人和朋友是他思念的主要对象。友人友情也是陶渊明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他专门作有《停云》诗怀念好友，并序曰：“停云，思亲友也。樽湛新醪，园列初荣，愿言不从，叹息弥襟。”在春光明媚，新酒斟满之际，朋友不至，让他颇为失望以至于不息地叹息，可以想见他对友人的深情与依恋！诗中更是充满了对友人的思念：“静寄东轩，舂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虽然我们不知他思念和等待的朋友是谁，或者是哪些人，但诗中对朋友的真挚感情令人感动，哪里有一点半点出世或者弃世的迹象？
陶渊明也爱功名。他的《杂诗》八首其五言：“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可以想见，功名之念在陶渊明自小至老都萦绕于怀。在《荣木》篇里，他虽然“总角闻道，白首无成”，却壮志未泯：“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其壮烈之心，雄奇之胆，功名之念何其浓郁！在实在无望建立实际的功业情形下，他甚至觉得无功之名也是好的：“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咏荆轲》）“谁云其人亡？久而道更著！”（《咏二疏》）荆轲与二疏都是有名而无功之人，陶渊明对他们的高度肯定，实际上就是对他们这种人生模式的认可，即在客观上不能“志四海”的情况下，因自己的坚守节操或惊人举措而让如自己一般的后人敬仰，也不失为一种不朽。《命子》与《责子》两篇对孩子们的殷切期望，也无非传达了他内心对功名的渴念转而移易到下辈人的愿望。
陶渊明给人的印象相当豁达，似乎对生命，对人世间的一切都满不在乎的。其实，这也是误解了他。陶渊明对生活，对生命是非常热爱的。《和郭主簿》诗生动描述了他并不富足的躬耕生活，字里行间充满着喜悦：“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虽然是生活境况不错时所作，但是对安定清贫生活的满足之情跃然纸上。而他对生命的珍爱更是炽烈。他还对王母真诚地表达此念：“我欲借此鸟，具向王母言：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对生命的热爱，由此可见。“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在重阳这个饮菊花酒的节日，他因为自己对生命的留恋竟然想到“有生必有死”的自然必然规律而心焦如焚，并以酒解忧。在无酒可饮的重阳节他“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并且言：“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九日闲居》）爱恋生命，种着满园的菊花，虽然无酒可饮，而以空服能遏制衰老延年益寿的菊花来表现自己强烈的生命欲求。“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杂诗》八首其一）“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陌。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杂诗》八首其七）自然的无情流逝推移，植物的荣枯，自己生命的衰老，这种不可回流的规律，让他时时感觉到催促逼迫，而那种心理的焦虑正好是他对生命爱恋不舍的最好阐述。因爱恋生命且感自然的衰老，以至于他一直抱着恐惧的心理，并不得不以饮酒浇愁，或者麻木自己：“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甚至在看到别人坟墓时，庆幸自己的生命存在：“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主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陶渊明的思想倾向，历代争议不绝，各种议论都有，难有一致的看法，这也颇耐人寻味。有人认为他倾向于儒家。沈德潜说：“晋人诗旷达者引老庄，繁缛者引班扬，而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古诗源》卷八）连陆九渊也说：“李白、杜甫、陶渊明，皆有志于吾道。”（《象山全集》卷三十四）甚至有人将陶渊明置于儒门很高地位：“即置之孔门，真可与颜、曾诸贤同一怀抱。”（温汝能《陶诗汇评》卷首）言其诗歌几乎全在传达儒家之道：“其所为诗每合于圣贤之道。”（吴淇《六朝选诗定论》）至于今人中这样的看法也是极多的。这种看法在陶集有大量印证：“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忧道不忧贫”自然是儒家思想，他不仅谨记在心，而且将首倡其言的孔子称为“先师”，这是陶渊明对其他各家的先贤都没有的称呼，可见他服膺儒学。“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也有不少人认为陶渊明深受道家的影响。宋朝就有人这样说：“潇洒风姿太绝世，寓形宇内任天真。”（王十朋《观渊明画像》）“绝世”自然是道家本分。方东树说他：“陶公所以不得与传道之统者，随老、庄也。”（《昭昧詹言》卷四）这一点，除了在诗文中有许多化用道家典故言辞外，也可以在任真自得，惜生而又乐天委运的人生态度等方面见出。他的好多作品确实明显表现出道家的出世思想。如：“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饮酒》其六）黄与绮是西汉初年的商山四皓中人，自然属于道家。而他那种泯灭是非界限的观念明显来自于《庄子》的“齐物论”。他述自己生活说：“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与世相绝，正是道家行为。至于“养真”“任真”等等字眼在其作品中随处皆有，所以说他有道家思想不是无据。
争议比较大的是陶渊明与佛教的关系。有人认为陶渊明深受佛教影响，也有人坚决否定。说陶渊明思想明显受佛教影响的，自唐朝始就有这种主张，宋朝以后更是大有人在。刘禹锡云：“彭泽因家凡几世，灵山预会是前生。”（《送僧元暠南游并引》）这是较早说渊明与佛的。葛立方更说：“其《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远，盖第一达磨也。”（《韵语阳秋》卷十二）施德操说：“达磨未西来，渊明早会禅。”（《北窗炙輠录》）钟惺与谭元春评《饮酒》其五：“‘心远’二字，千古名士高人之根。”甚至说“禅偈。”（钟惺、谭元春《古诗归》卷九）禅家这类说法则更是难以枚举。今人丁永忠专门作《陶诗佛音辨》，不为无据。比如《乞食》篇说：“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韩才；衔载知何谢，冥报以相贻。”“冥报”之说，陶以前的传统中没有此说。虽然他并不一定相信冥报，但在这里这样明确地说，受佛教的影响是很明显的。《饮酒》其八说：“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人生如梦之说也来自于释家，一般比较明显的表述在唐宋开始较多，魏晋期间很少。将人世间的生活喻为红尘羁累，也是佛家的惯用之法。早期对陶渊明特别欣赏者中，不乏虔诚的佛教徒，如颜延之、沈约、萧统等；中唐击赏陶渊明者，如柳宗元、韦应物、白居易等也是著名的佛教信徒。仅以陶渊明有形逝神灭的思想和不参与莲社，就断定陶渊明反对佛家，是缺乏根据的，实际上是忽视了魏晋间佛教界的复杂情况。与陶渊明交往较多的慧远确实是竭力主张“形尽神不灭”的，但是同为佛学大师的鸠摩罗什就主张“形尽神灭”论。所以那时佛教界对形神关系还没有统一或比较一致的观点，因此不能以此为据来断定陶渊明的思想与佛教冲突。
实际上简单地论定陶渊明主此次彼，或者内次外彼之类，恐怕是不可靠的。对陶渊明来说，只要有营养，合自己意，任何学派的都可以接受。我们知道他“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即喜欢读各种书，但并不去追究该学派的学理，而是竭力吸收其中的营养，为我所用。所以我们看到的陶渊明的思想是各家兼摄，融会贯通，成就一个对社会人生，对历史都有独特见解和真切感受的诗人，而不是倾心一家一派的学者。我们不妨来看看陶渊明对人生出处问题的认识与态度。陶渊明自幼爱好“六经”而且素有远大志向，这些当可认为受儒家影响。隐居后长期遭受贫困折磨而固守节气，也可以认为是儒家世界观的反映。他不止一次赞赏颜渊的安贫乐道，歌咏贫士，可以说深于儒道。但是他又说：“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饮酒》其十一）看来他并不怎么赞同颜渊的苦节。所以，他饥饿时就去乞讨；别人赠给他食品和药物，只要不有损于人格，他都乐意接受。他的这种惜生的态度决非儒家所有，只能在老庄那里看到。他的隐居方式也很有趣味。传统的隐逸是去没有人迹之处，完全与世相隔。但是陶渊明采取的是躬耕田垄，且不时与社会中人来往，没人来时还延颈盼望。自己闲下来，不是看书弹琴，就是找人饮酒闲聊。这种处尘世之间却不沾红尘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正是《维摩诘经》中的维摩大士的处世方式，即后人概括的“出淤泥而不染”。显然，陶渊明的隐居具有佛家的居士风致。所以，儒者赞赏并尊敬陶渊明的固穷守节，道士也爱陶渊明的珍爱生命和任真自然，佛家视陶渊明的“心远”境界有如高尚的禅境。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具有各家风范，深受众家同仰的陶渊明！
陶渊明正是有这样的统摄诸家，融会众流的阔大胸怀和见识，才会对宇宙人生有高迈的气魄和浩然的感悟。陶渊明生于风景秀丽的江州（今江西九江庐山一带），自小就在大自然里浸染，不仅养育成了“质性自然”的品格，也在自然中悟得了宇宙与人生之理。“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归去来兮辞》）自然万物无不因时而荣枯，而流憩；人也是如此，得时而显，失时默。他的《形影神》三首也很深刻地表达了他的感悟：“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宇宙之间，只有天地山川是不会消逝的；草木的自然规律是荣枯轮回，其作用力是“霜”和“露”，春天发枝条，秋天掉枝叶；而被称为灵长类的人，生命却连草木都不如，才在世界上，一去就永无归来的可能。而且大自然之力是巨大而无私的：“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不管是谁，到了“该死”的时候，谁也无法逃避。“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挽歌诗》其一）一去不回来，贤愚一刀切。“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贤圣，谁能独免。”（《与子俨等疏》）而且“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饮酒》其三）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生命对任何一个人都只有一次。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常识，虽然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从许多人汲汲以营私，兢兢以图贵，不惜损身害命，不顾丧义害人的种种行为看，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实在不多，而且常常会寻找各种“无可奈何”的原因和理由来辩解，直到临死，有的懊悔莫及，有的仍然执迷不悟，以为自己是不得已。所以，陶渊明作品中感受最深的就是人生问题，不由自主地谈论最多的还是人的生命。他惜生，爱生，不因乞讨而羞愧，不因为此委曲求仕而避讳，但是他在“吃药”成风的时代，并没有寻药服食的行为，他不相信长生不死的神话，对生命的自然终结，他坦然地接受，并预先自己作好了《挽歌诗》，写好了可以当做“遗书”的《与子俨等疏》，静静地等着这一刻的到来。这只有陶渊明这样参究万物，洞明人生中至深而又至浅的道理的人才会有的。
陶渊明正是这样以其俯仰宇宙万物，吞吐春夏秋冬的气概来面对眼前的一切。不过，我们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可以极其明显地看到，他还时常要把视野转向古代，忆念许多前人。陶渊明应该是魏晋南北朝最重要的咏史诗人。他除了《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咏贫士》（七首）《读山海经》（十三首）等专门的咏史诗外，还有《读史述》（九章）及《扇上画赞》的四言韵语等。陶渊明一百二十多篇诗作中，咏史诗的比重是相当可观的。
为什么陶渊明会在咏史诗领域里写出那么多作品呢？或曰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目光那么专注于古代呢？陶渊明隐居后不仅要面对“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的物质生活煎熬，更难忍受的是精神孤独寂寞的折磨。古代贤哲就成了他举世难觅知音的慰藉：“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其二）“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再难觅，吾行欲何求！”（《拟古》其九）在陶集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他对古代贫士，尤其是辞官隐居而守道受贫的隐逸之士，如二疏、张长公等人，更是反复咏唱，以见自己与他们的隔代相知，自己的心灵也在其中得到了安慰。尤其特别的是，他的《咏贫士》七首中，其他六首全歌咏古人，而其中的第二首却主要咏唱自己的生活和心灵。这似乎更明确地传达出一个重要的信息：他已经完全把自己与他爱慕的古人融为一体！他的这种情感，表现方式虽然特别，但是在古代文人中是很普遍的。
当然，陶渊明这么钟情于古人还不仅仅止于此。实际上，陶渊明通过“解读”这些古人的人生轨迹，来认识人生本原，从而给自己的人生找出一个合理合情的答案。所谓“合理”，就是要符合自己信奉的人生准则；所谓“合情”，要合乎自己的个人性情。情与理有时并不和谐一致。陶渊明就是要在他所认可的古人那里，考察人生真谛，验证自己的人生行为，并且凭此来决定自己以后的人生。例如，他对西汉张挚（长公）情有独钟，至少三次专咏其人。《读史述九章》中说：“远哉长公，萧然何事；世路多端，皆为我异。敛辔朅来，独养其志；寝迹穷年，谁知斯意。”在陶渊明看来，张长公因为举世与自己的禀性相异，自然不能融入这样的社会，只能退隐而养志。可是当时人与后来人“谁知斯意”？只有我陶渊明真正明白其中的奥妙啊！《饮酒》其十二说：“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显然，陶渊明对张长公人生的解读就是认为他在官场觉得自己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本质上不可能与那个“人间”相融合，也就是自己的仕途已经失去了“天时”，就见机退隐，全身保性，不失品格。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陶渊明歌咏张长公的事迹，实际上就是从中解读古“贤人”的人生范型，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路标。事实上，他认为自己的人生也是如此：“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归去来兮》）“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其二十）“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饮酒》其三）显然，陶渊明对古贤的歌咏，就是为自己的人生寻找“历史的”“理性的”、符合自己秉性的可靠依据。陶渊明或以史实为借鉴，或以古贤为楷模，或凭古人以寄意，或因贤哲而明理，他是把自己的人生坐标定在古代圣贤的标准上，从而使自己的品格定在前贤所有今人所无的高规格上。而他的人生哲理是以几千年的历史作为背景，作为基石，作为依据，自然简约而又丰厚，平淡而又浓烈，让人味之不尽，体之无穷。
显而易见，陶渊明是以陶练百家，俯仰宇宙，包蕴万物，涵咏古今的气度和胸襟来确定自己的人生标尺的，因此他有着常人所难以企及的高度和境界，有着特别的广度和深度，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人格和行为表现。如果要以最简约的方式来形象地概括陶渊明的人格，那就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饮酒》其十三）这两个独醉与长醒的人，合起来就是完整的陶渊明！他有着屈原的高洁与热烈，也有渔父的逍遥与淡漠；有儒家的济世与不朽之想，也有道家独立与自然之格，还有释家的心远与自净之能。阮籍虽然终日醉态，可是缺乏真醉的深刻与豁达，因此有歧路之哭；屈原尽管穷究宇宙万物之理，但是没有真醒的透彻与游刃。陶渊明也有矛盾与焦虑，但是可醉可醒使他的心灵可以运用自如，天下没有消解不了的矛盾与焦虑，在这消解之后，热烈，刚强，金刚怒目，可以立刻静穆，平淡，自在。所以，陶渊明有众人所有的丰富，人人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只是我们很难完全达到他的深刻与广阔，这是陶渊明对几乎各个时代的所有人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时很少有人能学而及之的道理所在。
陶渊明的品格，他的人生感悟是建筑在汲取儒、道、释等众家的智慧，巡察世间万物，涵咏古今人事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具有平易简约而含蕴无穷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