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建都洛阳。古人以洛阳为天下之中，因此建都建康的东晋就称西晋为中朝。西晋一代的名士就称为中朝名士。
中朝名士历来为后代诟病。在历史上，中朝名士以淡泊虚阔，不务实事，又生活奢华，追求声色享受而著称。他们的形象不仅与传统的儒家风范相异，也与崇尚自然的道家风度不同，人格显示出很不协调的形态。如果就事论事，中朝名士确实不是士人应该仿效的范型。不过，任何历史现象都应该还原到那个特定的时代去认识，才能得到比较切合实际的理解。不然，用可以施之于任何时代的规格去评判各个时代的人，必然难以得到准确的结论，至少是不可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的。对中朝名士，我们应该从那个畸形的社会去看，才能理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西晋是以“孝”治天下的儒学统治时代，但是实际上却是经学继续衰落，老庄更加盛行的时代。西晋是长期分裂的魏晋南北朝仅有的短暂统一的时期，也是军阀混战、内讧不断，最终导致短命朝代灭亡，异族占领中原的时代。西晋是玄学盛行、清谈流行的时代，又是玄学义理缺乏新意近于停滞的时代。西晋就是这样一个形态怪异的历史时期。
西晋政权是在所谓的“禅让”下开张的。早在魏正始年间，司马氏与曹氏展开殊死搏斗中，士人阶层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部分站在曹氏一边，另一部分投入司马氏怀抱，还有的一些游离于外。司马氏的胜利是先后以“天下名士减半”和杀戮中间派人士为代价的。这样历史上鲜见的血腥现实，深深地震撼了士人的心灵，巨大而深刻的恐惧，长久地笼罩着整个士林。从司马氏政权本身来看，一面高举着屠刀，大量杀害妨碍他们夺权的敌对力量和无辜人士，其中包括许多服膺儒术，正直高德，为士林所敬仰之士，从而夺取皇位；另一方面，扯出“名教”大旗，标榜以儒家作为统治思想基础，而“仁政”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根本。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不仅暴露了他们的虚伪，也使许多士人举措失准，行无所向。西晋政权建立的过程中以及建立后的整个西晋，除极短暂的太康时期属于平静以外，基本上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先是为巩固政权而排除异己，再是在统一西蜀中经历重大内部变故，接着统一南方。此后，表面上出现了“太康盛世”，其实内部却在酝酿着更大危机。选中的继位者是个朝野皆知的白痴，皇室内部各有打算，朝廷、地方人士或者虎视眈眈，随时仿效“禅让”好剧；或者战战兢兢，竭力保身全性。司马炎倡导生活糜烂，全国上下竞相斗富，生活豪奢。北方的异族正在崛起，窥视着中原，并随时准备驰骋中原大地。司马炎死后，立即出现接连不断的人祸，外戚杨氏专权、贾南风乱政、八王之乱、异族入侵，直至西晋政权垮台。可以说，整个西晋基本上没有太平可言。
西晋标榜以“孝”治天下，似乎是告诉人们这个政权崇尚正统的儒家思想统治，但是又不敢提出“忠”作为所有大臣的行为准则。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忠”与“孝”是紧紧相连的，孝为起点，忠为终点；孝为根基，忠为花、果；提倡孝，其终极目标自然为忠。因此，忠为大孝，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常常是为忠可以弃孝。司马氏何尝不希望大臣们对他们效忠？但是他们根本不敢提倡忠，其原因就是“忠”的出现就会暴露他们自己政权的不合理不合法。这种残缺不全甚至带有自相矛盾性质的“儒家思想”体系，自身就是一个笑话，其结果也是很明显的。整个西晋，当皇族遭遇危机需要大臣“忠”的时候，所有高官厚禄者几乎一律只顾自身利益，很少有人能挺身而出，如汉末党人一般舍身救主，更多的是趁火打劫，大捞一把，而真正勇于为皇族献身者倒是如被西晋作为政敌杀害的嵇康之子嵇绍等人！这种带有滑稽色彩的闹剧，其导演正是司马氏本身，当然承担其结果，他们只好当仁不让了。
西晋的选官制度实际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作为世家大族，服膺儒术是其本色，按照儒家的礼制来统治天下是自然的节目。“九品中正官人法”本来是曹氏打破世族统治，选贤任能的良好制度，但是经司马氏的“礼制”化改造，变成了基本上以出身等级决定任官等级的腐朽制度。这种表面上的“统一”，难以掩盖本质上的冲突，并且自然性地给司马氏带来机制性病根，最终酿成大祸。由于以出身选官，任官，因此许多无德无能而出身高贵者都得以身居高位，而才能突出又欲有所作为的寒族子弟只能屈居下僚，其政治状况可想而知。更由于一切以出身论，任官期间的政绩等也就显得无所谓了，因此出现整天清谈浮夸者，可以不断升迁；天天烂醉如泥者，照样高官厚禄；勤于政务者，不但不可能因功得赏升迁，相反还会因勤于公务而得罪于人，遭受攻击暗算也就在所难免了。这样的政坛，其后果是不难想象的。
司马氏吸取曹氏残害戚属，削弱本根的教训，在开国之初就大封同姓，欲以此来为自己的皇族培养拱卫力量，以为一旦皇室出现危机，就有大量护卫力量来护持。然而事实上并非如他们的初愿，恰恰相反，那些同姓之王成了摧毁司马氏政权的主要力量。其原因当然有即位者的智能低下，后党乱政等客观因素，但是封王多，而且拥有权限大，本身也是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况两汉期间已经有鲜明的教训在，因此属于机制方面的因素，并非偶然性的。也就是说，没有贾后乱政等现象出现，“八王之乱”也是迟早要爆发的。自相残杀的结果，就是自身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大伤，异族入侵自然就无力抵御。所以，后人论及西晋之亡，过多迁罪于清谈误国，那是不符合实际的。其主因是自相残杀，造成社会的分崩离析，元气大伤。在这样的政局里，能够混得下去的只有“糊涂”人，逍遥者。欲建功立业者，只能充当牺牲品。
西晋的社会思潮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正始年间产生的玄学实际上是应政治需要而出现的。何晏、王弼显然是为曹氏政权建构统治的理论基础，广泛开展的清谈也大多围绕政治问题。他们想以儒道合一的方式代替汉代的“独尊儒术”，提出圣人体无、老子是有以及名教出于自然等观点。随着他们被司马氏清除，血腥镇压的进行，嵇康等便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激烈观点。但持这类观点的嵇康本人不久就被消灭，郭象等又提出了统治者可以接受的“名教即自然”的观点。这个观点似乎合乎统治者的要求，在士林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认可。表面上结束了讨论，实际上是敏感的政治问题不能再讨论了。其实，郭象的玄学理论政治上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名教即自然”倡导名教与自然完全一致，为司马氏提倡“礼教”提供了理论依据，说明礼教完全符合人的本性，具有天然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他提出“独化”观，认为万物都是自生而又自灭，几乎与外物不发生关系，实际起到了鼓励士人张扬个性，不理世务的放诞风习。礼教与业已深入士林的自然论一致，从客观效果来说，表面上调和了皇室与士林的矛盾，而实质上加深了两者内在的矛盾，为他们各行其是，南辕北辙开辟了道路。以后玄学在理论方面没有什么发展，但是玄风却更盛了，而且玄学变成了士林普遍的生活态度。清谈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在进行，手挥麈尾，口吐清言，玄远神秘，公事了了，狂饮无度，烂醉如泥，上下无礼是时尚，男子女化为最美。这种深为后代诟病的士风，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和心理原因，表面的潇洒难以掩盖内心的痛苦和无着，只能将迷迷糊糊、谁也不知的“玄之又玄”作为面具。实际上，西晋士人的精神经受着严厉的拷打，人格被严重地扭曲，所谓的“个性张扬”，其实是正直的品格以极其疏狂的形态表现出来，许多古怪的行为后面，都有一颗碾碎的心。这种内外难以一致，信念与行为很难统一，外表与本质相离的扭曲，使士人在非常潇洒的表面下，内心经受着严酷的煎熬，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