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女士写了一封信给戴明，内容如下：“我的婚姻由颠簸不平到山路险峻，愈来愈恶化，最后成为永无休止的争吵。赢赢、输输，双方都想成为赢家。我参加了您的研讨会，并且学到系统、合作、双赢的概念。我向我的先生解说这些概念，然后我们对于每个细节都一起协商，追求双赢。结果我们两个人都赢了。谁愿意在婚姻中竞争？如果你是赢家，你的另一半就一定是输家。可是谁又愿意另一半是输家？”这封信提出了一个好问题，谁愿意与输家打交道？
会有人希望他的供应者是输家吗？还是他的顾客？他的雇主？他的供应者的员工？他的顾客的员工？当然不会。这种转型也会影响家庭生活。家长不再将子女排列优劣，也不会有偏爱或奖赏。家长会希望任何一个子女是输家吗？兄弟、姊妹会因为家中有一个输家而感到快乐吗？经常转型，整个家庭将会相互支援，相爱互敬，具体展现合作的精神。如果经济学家了解系统的理论，以及合作在最适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就不会再教导和宣扬由对立性竞争所带来的福祉。取而代之的，将会是引导我们为系统作最佳规划，让每个人都更好。任何厂商或任何有垄断市场力量的公司，如果协商统一售价时，应该要考虑长期内部整个系统——他们本身、顾客、供应商、员工、环境以及公司所在的社区的最佳利益。即使售价只比最合适订价高出一分钱，仍是十分不明智之举。把售价定得比较高，只不过是欺骗自己，长此以往，反而会损及本身利润。同样地，如果垄断市场的厂商，为了短期的最大利益而延后推出新产品或服务，结果不但会有损本身的长期利益，同时也欺骗了顾客、供应商、员工，使他们无法享受应有的利益。
反托拉斯部门的功能，应该是说明上述原则。换句话说，它的功能应该在于教育，使大家在独占与卡特尔(cartel，为某一目标，如限价、控制产品等而成立的庞大组织)的情况下，获取最大利益。然而现行作法却花了太多时间，无中生有地寻找违规者作牺牲品。比较之下，戴明博士的建议要好得多。我们应有公开商议售价的规定，由生产者与顾客共同合作，彼此交换价格数字与观点。任何顾客都应有权审查与反对生产者所建议的售价。今天所制订的任何售价，可能会由于新知识、新数字，或者技术的发展，必须在明天重新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