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八十岁的阳寿，完成了几百万字的著作，得到了国内外读者赞赏，为文学史增加了精彩的一页，看到了祖国拨乱反正后的新局面，赶上了社会主义文学黄金时代的潮头，身后无忧，含笑而去，这应当算“喜丧”。所以对天翼老师的逝去，我有些失落感，有些离愁，有些酸楚，但并没太悲恸。尤其是和十八年前的一次生离相比，这“死别”倒显着不那么令人撕心裂肝的哀痛了。
一九六六年冬天，我从东北“流窜”回来，偷偷去王府井大街的文联大楼打听他的消息。一进那院子，就看见几个被剃了鬼头的人在雄赳赳的红卫兵、造反派之流呵斥下往大卡车上装桌椅、杂物。定睛辨认了一会儿，就认出人群中合抬一条长桌的就是严文井同志和天翼同志。两个人都那么瘦、那么高、那么默默无言地在踉跄着。我随着闹哄哄看大字报的人挤到他们身边，用肘子碰了一下严文井同志。文井同志面色还好，看看我，笑了笑。笑得还算自然，同时冲天翼同志哼了一声。天翼同志一抬头，也看到我了。他形容憔悴，本来就显得过分大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他也笑了笑。他的笑有些尴尬，有些凄苦。我赶紧也回了一笑。那模样想来更难看吧，于是他们微微点点头，急忙转过脸去，匆匆抬着桌子走了。从此一别就是九年多。那时刚刚有位老作家含冤去世，我不能不为天翼同志的生命担心，他是从四十年代就告过病危的人，能熬住那些非人的待遇吗？
我又想，他或许会能熬过去。这个人的生命力出奇的顽强。他跟我说过，抗战时他一边吐血、一边便血、日夜发烧，不停地咳嗽，竟然从湖南撤退到了四川。到医院一检查，肺病已过了三期。他身无长物，靠同行们筹集的“救济贫病作家基金”生活。后来救济金也拿不到了，在城里住不下去，搬到乡下，靠朋友资助活命。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曾发专文介绍他的情况，为他争取援助。文艺界的朋友带着诀别的心情去看他，又带着绝望的心情走开，不相信还会再见。远地的朋友写信互相打听，总是说“老天大概不在了吧？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而他居然奇迹般地活下来了。不仅活了下来，还秘密地学习了党的文件，还躺在吊床上写了几十篇寓言故事！
我想，这次也许还能熬过去。
我初次见到天翼同志，大约是一九五一年或是一九五二年。我去东总布胡同二十号开会，看到院子里有一个又瘦又高、颧骨突出、眼睛很大、眉毛很浓，有些寒苦相的老人（他那时刚四十多岁，就是个老人的形象了。此后三十年也并没有更老些）。在太阳下边看两个小孩打羽毛球。几位文学研究所的青年人过去和他握手，问道：“天翼老师，您身体好些吗？”他笑出一脸皱纹，沙哑又低沉地说：“好一些，好一些。”听到这个名字我很吃惊，他跟我想象中的张天翼十分相似。一九四五年，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也曾为大后方的贫病作家募捐。在介绍了大后方作家的生活情况时，讲到了张天翼。从那以后，我就想象他是个又瘦又高，一副寒苦相的知识分子。
一九五三年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进修。教务处分配我在天翼同志辅导下学习。他约我和孙肖平、刘超一起去见他。我第一次进东总布二十二号后楼东侧的那间小屋。他的衣装不大整齐，屋子则更乱。到处是书，到处是杂志，到处是稿纸。而在书、杂志、稿纸之间扔着面包、茶杯和酒瓶。那天没谈什么重要的话，气氛挺轻松。他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告别出来后，我问孙肖平：“今天有何印象？”他说：“我想咱们再来时，应当帮他整理一下屋子。”
这以后我们常到他那儿去。但并没帮他整理屋子。特别是又去过对面的沙汀同志宿舍，就更没有替他打扫的意思了。因为比起沙汀同志的华居来，他那屋还算是整洁的。又过了一阵，他结婚了，生活明显的有了秩序，屋子像个屋子，衣装像个衣装，也不到处扔面包和酒瓶了。人健康了些，但仍带寒苦相。
他是我的创作辅导老师，我竟没有一篇创作是直接在他辅导下写成的。现在有的青年，匆匆写出篇作品，连错字都来不及改就忙于寄给名家。请求“评论”，请求“推荐发表”。这种作法在当年尚未时兴。我不大敢把没发表的稿子送去占他的时间，有一次我把自己记的生活手册作为作业交他审阅。他看后说：“可以抄下来拿去发表，但是要把老师两字改为辅导员。”直接对我的原稿辅导，三十年来只这一次，意见也就这么一句。原因是那“老师”二字指的是他，他不愿我这么称呼他。
然而，他对我的“辅导”又可以说终生没有放弃，并且使我终生受益。他多年来反反复复和我谈的，是关于“如何作人”。他认为“如何作人”是文学的基本课。人作好了，才可能出好文章。退一步说，即使写不出好文章，果真培育出个好人，功夫也不会白下。好人在别的岗位上也会为社会主义祖国作出贡献。
他说的“作人”，其实是理论、思想、道德、感情的全面修养。目的是建立完整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共产党人的高尚人格。方法是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斗争实践（包括创作实践）自我解剖、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自我改造。他强调作家的思想修养要体现到感情活动上。他认为这是作家的思想改造不同于其他人的地方。他举例说，一个会计，只要信仰马列主义原理，拥护党的领导，奉公守法，精通业务，便可完成工作任务，至于他读《红楼梦》时是爱林黛玉还是爱薛宝钗，是喜欢袭人还是喜欢晴雯，不会影响他的工作质量，也不妨碍他当优秀会计。而作家不行。作家如果感情上的爱憎和理论认识上的认识不一致，就会言不由衷，而且他的感情总会从笔尖流露出而感染读者。使读者对应该否定的事物产生爱或对应肯定的对象产生恨。这样的作家当然不是好作家。
世界观（包括感情）的改造与建立，是长期的、不间断的、甚至是无止境的事。如果要等作家完全改造好再写作，世界便没有文学作品了。这个矛盾怎么解决？于是他提出，作家在观察人物、认识生活时，应该有一个区别于自然的我的另一个“我”。这另个“我”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我，不是带个人口味、偏好等等的“我”，而是一个更深的，经过提炼的“我”。这个“我”不是经自从他个人利不利、顺眼不顺眼等等见地出发，而是由对人生（当然也连他自己在内）的热爱出发去看世界的。可以把这称为“诗人的我”。旧时代有不少作家两个“我”是分裂的，甚至是对立的。所以他们很痛苦。但不管怎么痛苦，只有“诗人的我”战胜、压倒“自然的我”时他们才能在艺术上取得成就！这个“战胜”过程要通过作家“自我鞭打”、“自我否定”来实现，作家要经得住这种“自我鞭打的痛苦”。比如果戈里，就是在这种痛苦中写作的。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可以通过自我改造，加强党性修养达到两个“我”的统一。和过去时代作家相比，他们是幸福的，并有着更远大的前程。但必须有这个“统一”的自觉性。
有些年，我是严格按他的教诲从事创作实践的。我觉得作人与作文都有进步。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客观世界超负荷的逆流冲激），我对生活的复杂性和自己思想修养的进程重新作了审视，并改变了一些作法和看法。但天翼同志教育我要严于律己勤于自省这两点，至今未曾放弃，只是由于自己要求自己不严，常有为自己开脱辩解处，没达到他的要求与期望。想起令人很感羞愧。
我相信他的观点，并热衷宣传它。我的理解和宣传可以有错。天翼同志的观点也可能有不科学和不完整的地方，这本来都可以通过批评来解决。但这事一碰到“******”，就弄出出人意外，也很不幽默的场面来了。举例来说，天翼同志一九三二年在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出作家要深入生活的问题。他说：“新的创作者应当离开自己的玻璃窗和写字台，到工人、农民、士兵中去生活。”他在这么早的年代就持有这样的观点，使我惊服。我就跟同行们议论：“天翼同志在三二年就提出要熟悉工农兵，真有见识。”到**********时这就成了“罪该万死”的“反革命言论”，这“伟大的真理”怎么可能是别人先说出来的呢？从不读书的汉子们肯定我是造谣。造这种谣当然是“恶毒已极”“别有用心”的。我很为此被“触及”了一阵皮肉。
听说天翼同志在早年是个生活兴趣广泛、极爱活动的人。爱骑马、爱登山、会唱歌、会下棋，桥牌也打得满出色。但我认识他时，却完全是别一副模样。我不记得他有过什么娱乐活动。我去看他的时候，天如果不太冷或不太热，他多半弄张藤椅坐在院子里读书。读英文的《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冬天则在屋里的桌前守着书和稿纸（屋里有收音机是结婚以后的事）。这样，有朋友来谈天就是他最大的快乐了。参加他们的闲聊实在是一种享受。他知识渊博，经历丰富，言语风趣、常有些出人意料的谈资。谈戏曲，他能说出侯永奎的“夜奔”以前怎么唱法、经尚和玉指点后又怎么唱法。谈话剧，他会详尽地描述曹禺同志当年在台上怎么表演；讲喝茶，他能说福建人喝功夫茶的极有趣的轶闻。有一次几个作家谈起国民党的特务来，说那些人如何的可憎。天翼同志说他却碰到一个特务很“可爱”。大概是在贵州吧，一个他熟悉的人当了特务，奉命来侦察他。想尽办法跟他住进了同一间屋里。对他的一言一行都加以监视。可那人有个毛病，睡着后爱说梦话。白天看到了什么，想到什么，打算怎样打小报告，在梦话里全说出来。于是白天他监视天翼，晚上天翼就监视他。发觉他怀疑了自己什么，第二天就设法掩盖过去。天翼离开贵州时，和他告别说：“真可惜，只怕离开你就再也碰不上这么好相处的伴儿了！”那人谦虚地说：“您过奖了。我这人就有一样好处，以诚待人！”
他不仅和老人们在一起谈得投机，而且跟孩子们一块也能相处得十分融洽。那时候总有一些红领巾到他这儿来作客。孩子们对他毫不拘束，他自己也真的十分开心，同院的邻居孩子们也把他当朋友。一位作家的小女儿至今谈起小时候看天翼伯伯变戏法的事还哈哈大笑。他似乎有一种本领，和老人聚会时，他是个地道的久经世故的老人；和孩子们在一起，他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了孩子。这两种不同的心态怎么统一在一身的，我始终没弄明白。
他高兴而身体又好的时候，喜欢和朋友一起喝点酒。多半在家里，不弄什么菜，一点干海米、几粒花生、两块豆腐干就足可助饮。到外边去吃馆子，我只赶一两次。有次是蒋牧良来看他，他高兴了，要请我们去吃“名菜”。他领着我们俩从东风市场走到灯市口，又从灯市口走回来。来回走个不停。蒋牧良问他：“你到底要往哪里领我们呀？”他说附近有个名馆子叫“惠而康”，专作山东菜，不知为何找不着了。我忙向路人去打听，人家说早在几年前就关门了。蒋牧良苦笑着说：“你这种慷慨我受不了，回去，回去吃花生米吧。”
天翼同志年轻时，广为结交下层人民。洋车夫、流浪汉、厨子、屠夫都和他坐在一块喝酒谈天。所以他几百万字的小说中，反映的生活面是极广泛的。他读的书也多种多样，外国文学，古典文学不说，变文、佛经、武侠、言情之类章回小说也广为涉猎，因之他的小说形式也多种多样。一九二二年他开始学习写作，是在《礼拜六》上发表爱情小说和《星期》上发表侦探小说。我几次问他这时的作品情况，他都笑而不答。问急了，他就说：“我自己还没谈过恋爱就写恋爱小说，可见是胡扯。”五十年代也有过一阵惊险小说热。我问他怎样看法。他说：“热闹一阵就会过去。那是智力游戏，不是文学，我弄过的。知道底细没意思！”
解放后他越来越成为“儿童文学作家”。依我看，这并非出于他的本意。
他跟我谈过要写关于知识分子新生活的小说；也谈过要深入生活，写工农业建设题材的计划。我在建筑工地任职时，他兴冲冲地到我工地上来参观访问，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脚手架，邀请技术人员谈心。他曾叫我替他到海淀区去联系下乡体验生活。又在刘厚明帮助下到温泉村住了好长时间。他甚至写完了一个反映五十年代生活的多幕话剧，并且几乎上演。我确实知道他想要反映社会主义时代成年人的生活。为什么终于没有写？原因很多。他的组织观念强，党叫他作“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工作，他就作；叫他主编刊物，他就编。等他的身体不能承担这样的担子时，他也没有足够体力去深入当代的工农业建设生活了。另一方面，他大概也不太能适应当时某种流行过的文学观念，如简单的要求文学为某项具体的政策服务之类。他曾对我说过：“我是讲文学的功利主义的。不为了革命功利，阶级功利，写作有什么意思呢？可文学总还要是文学。如果没有了文学，文学的功利、目的又从何处谈起！”他说，“我还是赞成鲁迅先生的见解，一切的文艺都是宣传，但并非一切的宣传都是文艺！”写儿童文学大概更适合于他的身体状况与文学主张。
一九五七年我被错划****，报上点了名，而且连累了给我写过评论的他。我便断绝了和他的来往，连信也不写。半年之后，他却叫沈承宽同志主动给我写了信来。他说“希望你仍然是我家的座上客。星期天来吃晚饭好吗？”我感动之余，终于决心去看他。那时我正患眼疾，一见我的狼狈相，先就问我劳动情况和家庭情况，又劝我认真去治病。还没谈到要紧处来了位远客，把话打断了。直到吃饭，没再谈正题。吃饭时，多备了两样菜，他们夫妇一个劲往我碗里夹菜，他四岁的女儿小章按往日习惯往桌上拿酒杯时，他却脸色黯然地说：“不喝了，今天爸爸不喝酒。”把杯推到了一边。饭后我告辞，他把我送了出来。问道：“你不来见我，是觉着没脸见人吗？”我点点头。他又问：“还有别的吗？”我说：“有些事是无中生有的，我有口难辩。”他说：“批评得不合事实，你用不着为不存在的错误羞愧；批评的是事实，知过必改，是光明磊落的事，更没必要不敢见人。要严格要求自己，更要挺起脊梁骨来作人！你以后照常到我这儿来，有些事自己想不通，大家谈谈就通了，比一个人憋着好。”
一九六二年我调到东北去了。此后每年回来探亲，我都去看看他。凡有东北的熟人来京，他都打听我的情况，但我们见面可谈的东西却越来越少，原因是我有些情况不愿多对他讲，他为了不刺我的痛处也不多问。只是说：“坚强些，坚强些吧，会好起来的，要紧的是不要自暴自弃！”
一九七五年，我四十五岁，有关方面让我退休了。我回到北京，听说他已因病从干校回来。费了好大力气才打听到他的住处，我又去看他。将近十年未见，他似乎更精神些了。一见面他就拉住我的手说：“你的事我听说了。好，好哇，没有自杀，也没有堕落，这就好！我们的朋友，大部分都挺住了。写不写文章是第二位的事，人品总要高尚正直！”于是他跟我谈李惠薪的情况，谈刘厚明的情况。并且说最近有个青年竟写了篇作品寄给他请教。他苦笑着说：“怪事，现在还有这么不知天下大势的人！”我问他在干校过得怎么样？他只说：“吃过这种苦，没什么苦不能吃了。干过干校的活，没什么活不能干了！”
从这时起，我们的关系有了点微妙的变化。师生之谊中掺进了更多朋友的感情。他对我谈他的事，谈了许多许多。有些疑难还要我帮他出主意。我反驳他时，他有时和我认真地争论。有时也会点头称是。他不再把我当作孩子了。
他的精神，身体看来都在恢复，生活也逐渐转而正常，我想，这次他终于又熬过来了！
因为我有些手续没办完，就又去了一趟东北，临走时对他是很放心的。
过了两个月，我从东北回来，一到家马上给他打电话。电话是阿姨接的，她带着颤声说：“他进医院了！病情好像挺严重，”我赶紧往医院跑。到医院的大病房中，在几十个病人中找来找去，终于找到时，他已经不会说话了。我喊他，他倒还认识我。注视了半天，极力想笑一笑，但没笑成又闭上了眼。那时的医院似乎除了给点维生素片，别的什么也不管。我为他请来个按摩医生。那医生简单看了看，教给沈承宽同志几个穴位和按摩手法，没要诊费便走了。从此沈承宽天天自己为他按摩。他女儿白天劳动，晚上值班替他递水，帮他翻身。这么住了一阵就胡里胡涂出了院，他既不能活动，也无法阅读，我劝他买架电视机，也好通过屏幕看看外边的世界。可是他把头左右使劲地摇，举起那只健康的手拼命摆，嘴里含胡地喊着：“不，不，不！”并作出十分厌恶的脸色来。毛主席逝世时，我又去看他，他却要家人推着他参加街道上的追悼会去了。听说还站起来默了哀。“******”被粉碎后，我去问他：“你知道了好消息吗？”“啊！啊！”他用力点头，吃力地笑了，这是十年来我第一次看见他笑。比三十年前初见他时笑得更痛快、笑得简直像个孩子。从此以后，我每次去，他都对我笑，我把我发表的作品给他看，他笑；我告诉他文艺界的新闻，他也笑。他终于买了个大电视机。看电视成了他不可缺少的生活日程。看到播放的新生活，新气象他更是笑个不停。这最后一次离别，我不在他身边。可我相信他是含笑而去的。
他曾和我谈到，二十年代后期他在创作上一度很苦恼，缺乏自信，后来鲁迅先生看了他的作品，多次写信表示赞许。他说：“这给予我极大的鼓励，使我有信心写下去了。”
我在极困难的时刻，天翼同志始终对我负着辅导的责任。我也想说：“这给予我极大的鼓励，使我有信心生活下去了。”
谢谢、谢谢你，天翼老师！
1985.5.5.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