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邢韶英同志舞台生活五十年
接到朋友电话说，邢韶英同志舞台生活满五十周年了，政府和同志们都想为她纪念一下，我非常赞成。
我是先看她戏后认识人的。四十年前，我们初进北京，北京市还没建文化局，只在文教局下边设一个文艺处，新成立的文联与文艺处合署办公。行政机构、党团组织全是一个。只在业务上有点分工，分工也不明确。比如我本是文联的编辑，却又参加文化处编审科的工作。那时却有影戏审查制度，编审科就管这个，不过并不是审查决定那些节目能否演出，而是决定那些节目可以减免演出税。也不是所有的演出节目都有权审查，北京人艺话剧团演老舍先生的《龙须沟》，歌剧团演李伯钊同志的《长征》，用不着它审查，它主要审查戏曲和要上演的电影。这个科有两位科长一个科员，两位科长是凤子和沙鸥，科员就是在下。沙鸥兼任新民报文艺版的主任，他是那个年头的“新潮诗人”，在报社的时候多，在文化处的时候少，他似乎对戏曲兴趣也不大。凤子大姐倒是常来，可总是被伯钊同志拉着办外交的时候多，按现在的话说她更像个“公关主任”。坦白的说为戏曲演出发减税证的事多半是我这个科员干。其实决定哪个戏减税或免税自有许多领导和前辈管，用不着我操心，我只是听谁讲一声“小邓，给某个戏开个免税证！”我开个证明，打个图章就行了。不过这样我就有了一点特权，可以领到一个审查证，进出剧场通行无阻，也有一份任务，哪个戏曲剧团排新戏的时候戏改科的同志常拉着我一起去了解情况、或看彩排。那年正好赶上宣传婚姻法，苗培时同志写了个新戏叫《二兰记》，由鸿巧兰剧团排演。彩排时我就被拉去看戏了。我看到剧中一位演第二主角的女孩子很朴实、本色，没有旧演员的作派。就问身边的同志这位演员是谁？他说“她叫鸿效兰。别看年轻，已经有八九年舞台经验了。”
这戏演得不错，当时在北京很受欢迎，但我看过也就看过了，除去照例开了一张免税证，没有过问其它的事。过了不久，开团支部会，讨论通过新团员入团，当支部书记介绍申请人邢韶英时，从墙角站起来个小姑娘，穿着件米色风衣，向大家鞠了一躬，就坐下去，怯生生的低头不语。我觉得此人有点面熟，可想不起来在那里见过。等到介绍人介绍情况时，才知道她就是那个鸿效兰，并觉得她和在台上的那个人完全两样，台上是个朴实活泼的女孩，这里坐的却是个很拘谨羞涩的姑娘。
介绍人开始介绍情况。其他申请入团的青年，都是文化局文联大院内熟人，情况大家都了解，介绍时大家听得并不很在意，唯独对邢韶英的介绍，大家听得十分认真，不仅因为她和我们不熟，她的悲苦经历也实在使人震惊。她从小就进了戏班，至今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自己多大年龄，哪一天的生日。她八岁进戏班，到十岁时已会了三十多出戏。对评戏名家刘翠霞、白玉霜、爱莲君等人的唱做，都作过认真的学习。十四、五岁就成了独挡一面的主要演员。碰到一对好心的老夫妻把她收留就认作了父母，真正是共产党来了她才得到新生，所以她对共产党无限的感激，由衷的信仰，党的号召她实心实意地照办。介绍人谈完，大家都觉得上了一堂阶级教育课，几乎没怎么讨论就把手高高地举了起来。
这以后和邢韶英同志见面的机会就多了，每次过组织生活她都来，从来没请过假，但从来也没发过言。同志叫她发言，她说在座的都是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她听着就长了学问，她自己没什么可说的，好好向大家学习就是了。她说戏班里说的全是另外一些事，一到这里好像换了个天地。
只有在团员汇报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时她才谈到自己。从她朴素的谈话中我们才知道号召慰问志愿军，她就带着剧团去了朝鲜，在战场上坑道里演唱；长辛店工人要纪念二七大罢工，她带剧团去工厂演出分文不取；组织上要她把自己的艺术经验传授给别人，她不说二话，毫无保留地说戏教身段，尽管她早已是主要演员了，当需要她当配角时她认认真真替别人配戏，没有过不平，没有过妒忌，不论角色，不争牌位；在需要有人带头参加市属剧团时，她就毫不犹豫的离开私人班社。那时和现在风气不同，现在进了公营单位是拿到了铁饭碗，求之不得的。那时公营单位制度严，工资低，要“参加革命”是得有点牺牲精神的。
她的品德得到了人民的赞许。不久就看到她和李瑞环、张百发、于是之等五十年代的北京杰出青年站在一起领奖了。那几年，全国性的、全市性的“优秀团员”“先进工作者”“优秀表演奖”“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等等头衔和荣誉一直在她头上闪耀。不久就入了党。
这以后因我进文学讲习所学习，毕业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不再参与戏曲有关的事，和韶英同志就没再有什么联系，仅仅从报纸上看到她不断上演新剧目和不断得到新的荣誉，心里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再以后，我因为57年那场误会，脱离了生活正轨，当然更远离了文艺，就不大知道评剧界的事了。
经过那场九死一生的“**********”，我逃出一条穷性命再回到北京，已是二十多年后的事了。碰到当年北京文化界熟人，打听起几位老朋友的情况时，我顺便说了一声：“这几年文艺界的大部分朋友都遭了殃，唯有戏曲界的某些人可以逃脱此难，有个把唱样板戏的还唱出红顶子来了，如那位从前姓钱现在姓浩的文化，部负责人……”
朋友作个手势叫我低声，悄悄说：“还是倒楣的多，你记得咱们团支部那个邢韶英吗？”我说：“当然记得，她不是出身很苦，政治上很进步吗？”
“完了，赶下去劳动改造去了。”
我说：“下去劳动的人多了，这也不算什么。”
“可你知道叫她干什么？杀猪！这人善良得要命，平时连蚂蚁都不敢踩，偏把她下放到屠宰厂去，说要改造她的资产阶级臭思想……”
我听了许久说不出话来，我早知道“******”一伙什么缺德事都能干出来，但真听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时仍会被他们的“创造性”所震慑。
到底阴天还有转晴的时候，国家还有复兴的力量。“******”倒台了，小平同志等一些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全国人民扭转乾坤，一轮红日又照到了中国人的头上。那一阵有个风气，许多多年不见的朋友都又联系起来，走动起来我又见到老北京文化局时代的朋友关士杰、黄秉德等人。他们有的还在戏曲岗位，有的当了领导，黄秉德到崇文区当了文化方面的负责人。他说北京实验评剧团调到崇文区来了，改名燕京评剧团。她们把调到戏校当老师的邢韶英请了回来当团长，要为振兴评剧大干一场。说这个团正式演出时，请老朋友们都去捧捧场。我答应了，尽管我并不爱看评剧，但我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情。这样我就看了邢韶英的打炮戏“桃李梅”，坦白地说，我看了真是一惊，也许是前些年被造反派用皮带押着看样板戏受教育的印象太深了，十几年来第一次自由地进剧场，我真感到邢韶英同志的艺术造诣非凡。在这戏里她身兼花旦、文小生、袍带小生几个行当，演得那么漂亮潇洒，唱腔如此醇厚动听，甚至叫我回忆起儿时随父母听刘翟霞，白玉霜的情境。老实说，几十年前我认识韶英同志时只是对她的为人敬重，对她的艺术并没太多了解和重视。这时我才发现，我们中国艺术界真有人材，邢韶英是个评剧最好的演员之一。
从这以后，韶英又恢复了她的艺术青春，十多年来活跃在首都的舞台上，她主演的“海棠红”、“绝户”、“赛金花”都得了奖。“啼笑姻缘”、“秦香莲外传”等在电台和电视台播出后很为一些观众所钟爱。有一位老大姐，对她的戏百看不厌，剧团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看，并把自己做的小菜，衣物送到后台去慰问她，一个演员有这样的知音，今生也该满足了。
今年是邢韶英同志从艺五十周年，政府和朋友们为她举办纪念，我感到高兴和安慰。这证明，在我们国家，一个像韶英同志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为艺术献身的艺术家，是会受到尊重和爱护的，是不会被人忘记的。这对我们大家都是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