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独自修是中庸之道遵循的主要原则之一，这一原则要求人们在自我修养的过程中，坚持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
《中庸》第一章就提出了这一原则。原文云：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意思是说，对于道，是片刻不能忘却背离的。可以背离的“道”，就不是真正的道了。所以君子处于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听见的环境中，也要怀着谨慎、畏惧的心态。
这段话表明，一个人必须严格地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尤其是在独处的时候，更应该谨慎地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东汉年间，荆州的刺史杨震发现当地有个叫王密的读书人，学问渊博，才华出众，觉得他堪为大用，于是就向朝廷举荐，后来经过考核，王密做了昌邑县的县令。
几年后，杨震奉命调任新职。当他离开京城洛阳赶赴任所时，一路上轻车简从，途经许多州县都是住在路边小店。要是不认识的人，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普普通通的人竟会是朝廷重臣。
这一天杨震来到昌邑，先找个小店住下。一会儿，忽听见院里人声嘈杂。店主慌忙来报：“县太爷到了，要接您进县衙去住呢，您赶快收拾一下吧！”
店主的话还没有说完，只见一个身穿官服的人进门来倒地便拜，口里说：“学生王密，不知恩师驾到，有失远迎。刚才有个荆州老乡告我说，您已住进小店，我才赶忙来接。现在县衙里已经给您清理出一间书房，还是搬过去住安静些。”
杨震推托不过，只得坐上王密派来的官轿，住进了县衙。在县衙，王密亲自端茶端饭，照顾得无微不至。
已经夜深了，王密还在诉说着别后离情。他还说：“当年若不是恩师举存，我王密至今还是一介百姓，是不会有今天的。为这事我会感激您一辈子的。”
杨震很平淡地说：“举荐贤才是我的本分职责。只要你能努力为国效力，我就心满意足了。”
王密点着头说：“一定，一定。”
王密说完这话，立即走出门去四处瞭望。返回后闭紧房门，从怀里掏出个口袋，低声低气地说：“为了感谢恩师的知遇之恩，我本来应送重礼，但仓促之间来不及准备，只备下10两黄金，不成敬意，请您收下在路上使用吧！”
杨震见状，连声说：“不可，不可！朝廷已经三令五申，不准大臣外出收礼，难道你不知道这个规定吗？”
王密说：“规定是知道的。可哪个当官的不收礼？况且现在是黑夜，外面没有一个人，谁也不知道，您就放心大胆地收下吧。”
杨震有点生气了，很严肃地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送金子给我，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明明有这‘四知’，怎么能说谁也不知道呢？再说，以为别人不知道就宽容自己，这是很要不得的，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王密看见恩师动了气，只得连声认错。包起金子，赶忙辞别杨震，回家去了。
杨震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不忘记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这就是慎独自修。正所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吴隐之，字处默，东晋时鄄城人。隆安年间，吴隐之被任命为广州刺史、龙骧将军、假节，兼平越中郎将。
当时的广州地区已开发得比较快，又是个群山接连大海，奇珍异宝出产丰富的地方。据说一小箱子的珍宝就可以供几代人的花费。
虽然那里常有瘴气传染病，使人们对此很恐惧。然而，任广州刺史又是个引人注目的肥缺。头几年，先后的几位刺史大都贪污受贿，到卸任时都满载而归。
东晋朝廷想要革除广州的这些政弊。决定任命吴隐之任刺史。
吴隐之赴任途中，一天到了广州城北的石门。当地有条北流叫做“贪泉”。据说，这贪泉的水是喝不得的，只要一沾嘴唇，就会在心里萌生无底的贪欲。有的还说，前某任刺史，多年廉洁自爱，只因误喝了“贪泉”水，结果犯了贪污罪。
对这些议论，吴隐之不置评论。他带着妻子和随从来到泉边，径直俯身从泉中舀了一杯水，当众一饮而尽，并赋诗一首：“古人云此泉，一饮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意思是说，古人称这水叫贪泉，喝一口会有想得千金的欲望，然而，如让伯夷叔齐来喝了，他们的节操是始终不会变的。
果然，吴隐之说到办到。到任后，对自己及家属督责更严。他的生活很简朴，只有青菜或干鱼下饭，同时经常教育他的亲属和部下，不能铺张浪费，更不能占用公家一点便宜。
吴隐之除了维持简单生活而外，一切收入都缴给公库，对政务则是不辞辛苦，昼夜操劳，严明法纪。
吴隐之为官几年，广州地区繁荣昌盛，民众康乐。百姓们称他是一心为国为民的“清官”。他卸任北归时，除了带来的简易行装外，几乎没有什么添置。
他的妻子买了一斤沉香，打算回去后换点钱贴补生活，被吴隐之发现了，他问明情况，将沉香投入江中。
晚清政权岌岌可危的时候，曾国藩率领湘军挽救了大清王朝。就在曾国藩势力最大的时候，他的幕僚，晚清著名经学家王闿运认为，清王朝毕竟是满族人的政权，作为汉族的曾国藩功高震主，早晚受到猜忌。
于是，王闿运向曾国藩修书一封，信中写有“鼎之轻重，似可问焉”一句，意思就是劝曾国藩趁着威望武力达到顶峰时拥兵自立。
出人意料的是，曾国藩却把来信改为“鼎之轻重，不可问焉”，并手书一幅字：“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以此表达了自己崇尚清高，坚守人臣，不愿称王称帝。
在曾国藩看来，越是战功彪炳，越是克己修身。因此，劝他拥兵自立的王闿运知道了曾国藩心志和心思，就再也没有提这类的话题了。
当时曾国藩确实有问鼎帝王之力，但曾国藩一直是忠于清王朝的，他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还自行解散湘军，向朝廷表明自己毫无反叛之意。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压制自己的欲望，没有走上称王称霸的道路，跟他的恪守君臣之道的个人修养有很大关系。
曾国藩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儒生，是“智、仁、勇”三者的完美结合。他虽然功勋卓著，却有自己的道德修养的追求，并倾其一生实践自己的主张。
曾国藩在给家人写的家书中，记述了他自己很多处世方面的体会和心得。
在交友方面，曾国藩强调交友贵有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
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国藩总结自己一生的处世经验，写了著名的“日课四条”，四条日课中的第一条是这样写的：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
这段话的大意是：慎独则心安。自我修养，没有比养心更难的。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有恶，却不能真正尽力为善去恶，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心里是否自欺，别人是不知道的，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大学》中“诚意”这一章节，两次说到慎独。
在曾国藩看来，内省是第一步的功夫，善念也罢，恶念也罢，首先要能够省察清楚；然后才谈得上第二步的功夫。
曾国藩不管行军打仗多么颠沛流离，都坚持每天记日记，对自己每天的言行进行检查、反思，记日记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他不断给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俭、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等，曾国藩一生都在这样修身，这也是他事业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的家族尽管是侯门大族，却从未没有出现过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教育思想的成功。
曾国藩的追求不同于外在的功利目的，它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他的价值取向，使他很自然地走上了自省、自责、自胜、自强的圣贤之路。
【旁注】
洛阳 又称雒阳、雒邑，位于洛水之北，水之北乃谓“阳”，故名洛阳。洛阳地处中原，境内山川纵横，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之说。洛阳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我国著名古都之一，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朝代在此定都，有“十三朝古都”之称。
荆州 古称“江陵”，是春秋战国时楚国都城所在地，位于湖北中南部，长江中游两岸，江汉平原腹地。荆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建城历史长达2600多年，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和三国文化的中心。三国时期，荆州为群雄逐鹿之地，境内三国文化遗存遍布。
中郎将 我国古代官员名称。秦朝至东汉中期，中郎将主要统领禁宫、皇室的护卫。西汉分五官、左、右三中郎署，各置中郎将以统领皇帝的侍卫，属光禄勋。汉朝和三国时，沿袭，但职权有所变化。
伯夷叔齐 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相传其父遗命要立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也不愿登位，先后都逃到周国。周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谏阻。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封建社会里把他们当作抱节守志的典范。
湘军 晚清时对湖南地方军队的称呼，或称湘勇。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者，他将湖南各地团练整合成湘军，形成了书生加山农独特的体制，是当时清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曾国藩同时又借助了安徽本土力量，发展了淮军，并培养了淮军首领李鸿章。经学原泛指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但在汉代独尊儒术后为特指研究儒家经典，是一种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经学是我国古代学术的主体，其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儒生 上古时代儒生是专门职业人才，从事国家祭祀的礼仪，也就是祭司。到了孔子的时候，孔子创建了儒学，这时，儒生狭义指信奉这些儒家经典的人，广义儒生指精通经典和知识渊博的读书人。
《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理学家朱熹又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从此《大学》成为儒家经典。
圣贤 在儒学的王道信仰之中，生命的境界被分为圣人、贤人、君子、士人、庸人。圣贤即是圣人与贤人的合称，指品德高尚，有超凡才智的人，通常是指被认为实践了儒学生命价值观的贡献历史和社会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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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独”是《四书》中《大学》、《中庸》里面的说法。曾国藩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对这一“理论”是非常熟悉的。曾国藩的高明，不在于他创造了一套什么新说，而是对这一古老真理做了一辈子的实践，既使自己大受其益，又使家庭大受其益，更使社会大受其益。
曾国藩在逝世前总结自己一生的处世经验，写了著名的“日课四条”，即：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其中慎独是根本，是“体”；其他则是枝叶，是“用”。可见曾国藩是非常注重慎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