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初，淮海战役进入了第二阶段。
在那些天里，收音机里成天讲的都是“守江必守淮”，从早到晚都在阐述“淮河流域对于长江防线的重要意义”。各大报纸更是连篇累牍地报道淮北战场上“国军大捷”的消息，并且对各路豪杰的“蓬勃进取精神”大加赞扬，就好像杜聿明放弃徐州的举措不是军事上的失利，反而是战略上的什么高招似的。
中央社的这些鬼话当然欺骗不了明白人。第一训练处的校舍紧邻着岔路口机场，运输机震天动地的轰鸣声早就暴露了前方战局的窘迫。在这个时期，各种各样的传闻不绝于耳，今天说黄维兵团被包围在宿县以南了，明天又说杜聿明集团被堵截在宿县以北了……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搞得人们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战局难堪，士气低落，教官们只好另寻话题来鼓舞学员的情绪。于是，当过远征军的就猛讲缅甸和越南的趣闻，干过别动军的就乱吹打游击的事迹。在各种话题中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内容有两个，其一是听龙骧上校批露武林秘闻，其二是听蔡智诚中校传授跳伞技法。
龙骧是训练处的副官长兼“高级进修班”的班主任，他出身于武术世家，既当过警察也搞过缉私，闯遍大江南北，会过黑白两道，对江湖上的名堂十分知晓。而蔡智诚则是在天上飘过的人物，既跳过挂钩伞也跳过手抛伞，对那种晃晃悠悠的体会十分深刻。因此这两个贵州老乡就你一段我一段地瞎吹牛，一个把自己在地面的本事说得空前绝后，一个把自己在天空的经验讲得神乎其神，逗得大家不亦乐乎。
可没想到，忽悠来忽悠去，忽悠出事情了。
1948年12月9日，被围困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决定突围。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装甲兵司令部的蒋纬国参谋长立刻将一部地空电台送到了岔路口，准备把这玩意儿空投给战车第2营。
当时，蒋纬国的装甲部队只剩下了两个营，其中战车1营的25辆坦克配属给第96师（战车团长赵志华，师长邓军林），结果随杜聿明被困在了永城县的陈官庄；战车2营的22辆坦克配属于118师（营长龙海涛，师长尹钟岳），结果随黄维兵团被围在了濉溪县的双堆集。这四十多辆M3A3是小蒋最后的宝贝疙瘩，战役期间他经常坐飞机去视察战况。而战车2营现在即将充当突围行动的开路先锋，蒋参谋长自然就更需要加强与部下的联系。
空投电台的差事非伞兵莫属。但问题是伞兵的战斗部队当时并不在南京，他们到安徽铜陵帮助第88军“协防”去了——第88军原本是“傻儿师长”范绍增的队伍，这支部队的袍哥气息很浓，对四川籍以外的长官毫不买账。解放战争期间，安徽人方先觉曾经当过该军的军长，指挥不灵，于是又换成了山东人高魁元。可高军长没过两天就被气病了，军长的职务只好再派给陕西人马师恭。马师恭同样也玩不转这群袍哥，但他曾经当过伞兵的司令，可以请老部下来帮忙。所以伞兵部队就奔赴铜陵，用武力威慑的办法去帮助马军长开展“整顿改革”……
伞兵总部12月9日才接到通知，但匆忙组建的行动小组需要过好几天才能从安徽返回南京（该小组由李行少校带队，他们后来于12月16日伞降陈官庄，给战车第1营送去了地空电台），而这时双堆集的第12兵团马上就要开始行动了。眼见铜陵那边的远水解不了近渴，情急之下，有人就想起了陆军训练处里的从伞兵部队调来的一帮教官。
从名义上看，“陆军总司令部第一训练处”的主任是关麟征，副主任是王敬久，但具体的事务其实都由参谋长方先觉一人操办。
12月9日下午，方将军召集办公会议，现场询问：“可知我处教官之中，谁的跳伞技术比较好？”
副官长龙骧上校立刻起身禀报：“鄙人同乡蔡智诚，该小伙身高体壮、面阔额颐、口齿伶俐、武艺精通、历经百战、业绩不凡……实有万夫不挡之勇。”众幕僚亦皆连连点头赞同。
方将军闻讯大悦，随即吩咐：“开中门！传蔡壮士进帐！”
于是乎，陆军教官蔡牛皮就临危受命，被打发去跳伞了。
1948年12月10日清晨，南京岔路口机场的塔台亮起了绿色的导航灯。十二架C46运输机在跑道上鱼贯滑行，迎着凛冽的寒风飞上了天空。
这十二架飞机隶属于“陈纳德空运队”，也就是简称“CAT”的“民用航空公司”。当时，国民党空军的运输部队大都用于北平和太原方向，淮海战场的空中补给工作就只好请陈纳德来帮忙。“CAT”公司号称拥有中国天空技术最优秀的飞行员，但他们的设备却非常破烂，这些运输机都是由冲绳、关岛或者马尼拉的废旧部件拼凑而成的，能够在天上飞来飞去简直就是奇迹。
蔡智诚乘坐着的是“杜蒂”号，这大概是机长的某位女性亲友的名字。
机长是个美国佬，红头发绿眼睛，精力十分旺盛，这家伙一边嘁哩咔啦地搬弄着操纵杆，一边还咿哩哇啦地唱着歌：“我们去看大法师，了不起的大法师……”但别人却没有他那么好的兴致。
运输机的引擎有毛病，左边的一台不时地发出刺耳的尖啸，右边的一台却不停地咳嗽，好像随时都会熄火似的。机械士十分紧张地趴在舷窗前看来看去，生怕这要死不活的“杜蒂”在半道上断了气。
机舱里冷得要命，伞降小组的三个人被冻得缩成一团。本来，跳伞的时候应该穿防风夹克才对，可方先觉参谋长却非要让部下穿上陆军的常礼服。方将军在抗战期间曾经有过被包围而且当俘虏的经验，根据他的理论，困境中的军队最重要的是保持秩序和尊严。伞降小组代表的是陆军总司令部，所以在这个时候必须拿出上级机关的派头来，以严整的军容给战场上的官兵们提提精神。
蔡智诚头戴钢盔，身穿毛呢制服，肩章领章腰带皮鞋擦得铮光瓦亮，另外两位跳伞员的打扮也差不多。所不同的是，蔡中校仅仅在胸前挂了个副伞包，而其他两个人却背着体积很大的主伞。
伞降小组的成员之中，只有蔡智诚跳过备份伞。相对而言，主伞（挂钩伞）比较容易操作、承载的负荷也比较大，但挂钩伞的问题是离机一秒钟之后就强制开伞，降落距离很长，而且下降的速度非常慢，这在被围困的战场上空就极容易被当成活靶子。因此，蔡智诚在反复考虑之后还是决定采用操纵难度较大的副伞（手抛伞），他宁愿摔死也不乐意被人打死。
空降小组奉命携带的电台是用电子真空管制作的，外表有点像是七个灯八个灯的收音机。这种100～156兆赫的“甚高频地空通信机”是美国军队的最新装备，据说只售给中国十多台，每台价值上万美金。现在，这机器被分成了三摊，蔡智诚负责携带发信机，其他的收信机、共用器、收缩天线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交给了另外两个人。每个人的背囊上都挂着几颗手雷，有命令说如果在降落时发生意外，必须引爆炸弹破坏设备——这是美军顾问的要求。
机舱里还堆放着准备投放到战区的军粮。空投的时候，这些粮食不用系挂降落伞，直接从飞机上扔下去就行。为了不至于摔坏，大米和面粉被分装成了一个个小口袋。可这些袋子全都是湿漉漉的，再经过飞行过程中的颠簸和积压，甚至能够淌出水来。
蔡智诚听说过其中的名堂——在岔路口机场，负责管理空投物资的是“伞兵军械所”。这军械所原本就是伞兵的摺伞处，下辖百来号官兵，日常的工作一是给弹药箱子捆绑降落伞，二是把粮食装进军用空投袋。从美国进口的大米和白面是一百磅一包装的，每包九十来斤重，军械所在拆散分装的时候就往粮食里掺水，这样实际只装了八十斤不到。他们再把克扣下来的大米和白面拿到黑市上去卖，于是就发了大财。
空运队的机组人员显然也得到了克扣军粮的好处，所以他们对机舱地板上的积水熟视无睹，满脑子里只关心着战场上空的云量。听见无线电里通报“空投地区的云量为1”，陈纳德公司的雇员们立刻手忙脚乱地穿上了防弹衣。
云量为1，意思是云层只遮盖了天空的百分之十，这样的气象条件当然可以实施空投，但地面上的机枪同样也能够瞄准天上的飞机。“杜蒂”号的美国机长一边继续唱着：“我们去看大法师……”一边把带有钢片的防弹背心垫在屁股底下。蔡智诚向他打听空降点的风力是多少，这家伙耸耸肩膀，表示不知道。
上午9时，运输机群抵达目的地，十二架C46从双堆集的东南方向进入战场上空。
舱门打开了，蔡智诚探头向下望去，只见茫茫的大地上连一棵树也没有，尽是一团团的灰色和白色。那白色的是积雪，灰色的是被炮火翻犁过的土地，在这灰与白的色块之间还有一道道暗褐色的细线，那是战壕，是攻方和守方几乎连在一起的坑道。
空中的气象晴好，地面的标志物十分容易判断。双堆集周边的地形一马平川，只有两座三十来米高的土堆，一个叫尖谷堆，一个叫平谷堆（这一带当时叫做“谷堆集”，双堆集是解放后取的新地名）。第12兵团的空投点就设在土堆的东北面，这片空地上原本有一条简易跑道可以供“蚊式”飞机起降。可自从陈赓的中野4纵于12月9日攻克沈庄（沈家湖）之后，这个小机场就处于解放军的炮火射程之内，无法继续使用了。
运输机群的飞行高度为1200米（规程要求是800米，但民航飞机通常都飞得很高）、航向10点，十二架C46保持队形，以相同的速度沿着东南—西北轴线相继跟进。领航机投下第一袋物资后，其他飞机也开始把机舱里的货物往下扔。这“CAT”公司是只送粮食不送弹药的（淮海战场负责空运弹药的是空军第10大队），所以从飞机上丢下去的东西全都没有带降落伞，成百上千的物品从舱门里倾泻出来，密密麻麻，一串接着一串，就像投炸弹一样。蔡智诚他们当然不敢在这个时候实施跳伞，否则非被米袋子或者面袋子砸死不可。
扔完货物，机群开始爬高返航，只有“杜蒂”号单独向右转向，从双堆集的东北方再次进入战场——现在该轮到伞降小组行动了。
这时候，地面的火力不停地射向空中，机枪子弹时不时地击中飞机的外壳，发出“嘭嘭”的声音。机组乘员都用焦躁的眼光盯着跳伞小组，那表情就好像恨不得一脚把他们都踢下去似的。
终于又能够看见双堆集的小土堆了，蔡智诚一挥手，两个部下就接连跃出了飞机。这俩人使用的全是挂钩伞。那时候的T型降落伞没有引导伞装置，拉绳一端的弹簧钩挂在机舱钢缆上，另一端连着伞包锁。伞兵离舱后由拉绳直接把主伞拽出来，人在开伞时的身体姿态是倾斜的，甚至还会被拽得翻跟头，所以经常出现伞衣打结，人变“粽子”的情况。
四秒钟之后，两位组员的降落伞都张开了，蔡组长这才亲自跳进了空中。
蔡智诚的背上没有系拉绳，跃出舱门之后，水平惯性和飞机气流的力量使得他接连翻了好几个筋斗。但这时候的蔡中校已经不是昆明军训时的那个小少尉了，他立刻张开双臂，很快就将不规则的翻滚转变成了垂直坠落。
从理论上讲，使用手抛伞时的最佳速度为每秒40—50米（也称平衡速度）。通常情况下，经验丰富的跳伞员应该能够通过调整身体姿态将自己的下坠速度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但蔡智诚这时却难以办到，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练习跳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背上正驮着一台通信机。那个挂着手雷的累赘弄得他在空中的动作十分别扭，也使得他的下坠速度越来越快。于是，在仓促之间，蔡智诚终于忍不住扯开了伞包的拉环。
手抛伞很快就打开了，开伞位置距离地面还有三四百米，时机的选择显然是太早了一些。但这样的高度已经比别人的状况理想多了，因为这时候，另外两名组员的降落伞还在八百米以上晃悠呢。
几乎就在开伞的同时，蔡智诚感觉到了强劲的风力，一股来自西南方向的气流正把他的降落伞向北面推去——从一般规律而言，冬季的华中平原通常是刮北风的，所以伞降小组在不了解地面风力的情况下就选择了从战场的东北角离舱。因为这样既可以利用飞机航行的惯性，也可以借助东北风的吹送向包围圈中心移动，正好可以落在空投点的附近——可谁知道，1948年12月10日的上午，双堆集的天空刮起的居然是西南风！
这下子可就麻烦了。抬头望去，高空中的两朵伞花正斜斜地飘向北边的解放军阵地方向，蔡智诚一眼就断定他俩已经没救了。
上世纪40年代的降落伞虽然已经配备了方向操纵装置，但效果其实是十分微弱的，伞降的轨迹主要还是取决于空中的气流。特别是像绳拉伞这样的主伞，伞面是圆的，投影面积接近七十平米，遇到气流就乱飘，遇到上升气流甚至还会往上飞，抵御风力的能力非常差。所以按照当时的规定，风力4级（和风，每秒6米）以上就不能实施伞兵空降。而在12月10日这天，蔡智诚他们遇上的竟是每秒10米的5级劲风！
迄今为止，能够有效抵御每秒10米风力的只有翼型伞（这种运动伞是上世纪70年代才发明的，蔡智诚当然没有用过），而40年代的手抛伞是圆形的，它的伞面只有二十平米，受风力的影响不像主伞那么明显，而且由于伞面小，操纵索可以更容易地改变伞布的形状，所以操纵性能比大伞要好一些。
降落伞的操纵原理其实很简单——当拉下伞布一侧的时候，空气就会从朝上翘的另一侧排出，降落伞在反作用力的作用下就朝着倾斜的一方飘移。所以一拉左边绳子降落伞就往左边跑，一拉右边绳子降落伞就朝右边跑。（两边一起拉？你不想活啦？！）
也别说，蔡智诚当时确实就是两边绳子一起拉的。
由于风力过大，操纵方向已经失去了意义，降落伞无可控制地朝着北边飞去。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有可能避免被俘的办法就是尽量加快降落的速度，在飘到解放军阵地上空之前就落到地面上。于是，蔡智诚只好孤注一掷地同时拉下了两侧的操纵绳。手抛伞的伞面本来就小，再把四角朝下一拽，空气阻力面就更小了，降落伞立刻呈半坠落的方式往下掉，并且出现了摇摆和旋转现象。这在伞兵的术语里叫做“侧滑”。根据条例，侧滑的速度不能超过每秒12米，而且伞降人员必须在150米高度以上改出侧滑。但蔡智诚这时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他在80米的高度仍然没有放手，下坠的速度达到了每秒30米以上。
说实话，蔡中校之所以如此玩命，并不是因为具有“党国文天祥，摔死不投降”的决心，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从飞机上蹦出来的三具降落伞中，只有蔡智诚最接近地面。人家步兵打伞兵的习惯从来就是“打低不打高”，所以地上的步枪机枪全都对准了这倒霉蛋。而蔡伞兵在空中的位置又正好处于解放军阵地的前沿。等他下降到二百来米的高度时，解放军发觉想抓住这个俘虏恐怕有点玄了，当即就开了火。顿时，半空里的弹雨横飞，二十平米的伞面立刻被穿了十七八个洞，要不是降落伞正在侧滑，而且又摇摆又旋转的，蔡教官也许早就被打成了筛子。所以，在这么多催命的子弹面前，他怎么敢放松下降的速度。
虽然没有被打死，但弄不好却是会摔死的。伞兵规定的安全着陆速度应当控制在每秒八米以下，但蔡智诚此时已经超过了上限的三倍。他自己十分清楚这样摔下去会有什么后果，所以也在拼命地寻找着救命的方法。正当降落伞距离地面只有八十米左右的时候，他发觉右前方出现一片反光，好像是个水塘，于是立即就松开了左操纵索，孤注一掷地朝着右边俯冲过去……
幸好，那里还真是个水深一米多的池塘，蔡智诚一头扎进了塘底。等他再从水里面爬出来的时候，从头到脚全是腥臭的淤泥，活像一只黑色的落汤鸡，先前的那副“能够代表陆军总司令部”的漂亮军容也就彻底失去了踪影。
池塘边上围满了国军官兵，个个脸上都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
蔡智诚问：“这是什么地方？”
“杨围子。”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第14军。”
“这里离兵团部有多远？”
“四公里，可是现在过不去。”
虽然暂时去不了第12兵团部，但毕竟只有四公里的距离了。
蔡智诚解开身上的背囊，发现里面的发信机完好无损。可当他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却看见那收信机、共用器以及收缩天线之类的东西已经飞得越来越远，渐渐飘到解放军那边去了……
说到伞降和气象的关系，想说几句题外话。
大家都知道，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解放军曾经在茂县实施过伞降。当时有报道说，15名伞兵使用“翼型伞”在茂县实施了空降，而装备“圆伞”的其他93名官兵则随机返航了——就这件事，马甲我胡乱分析一番：
“翼型伞”是新型滑翔伞的一种（现代跳伞运动都使用这种伞），它也属于手抛伞。而所谓的“圆伞”则是传统的绳拉大伞，现在都带有牵引伞。
从现场的电视画面上看，先期跳伞的15名伞兵其实都配备了两副伞包，胸前带着小伞，身后背着大伞，而且舱门处还挂了牵引钢索，伞兵出舱0.9秒，牵引伞就打开了……这说明先头分队在伞降开始时使用的也是绳拉的圆伞，只不过这些圆伞在随后的下降过程中被甩掉了，伞兵们最终还是抛出了翼型伞。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估计多半是因为遇到了强劲的气流。
茂县空降是在无地面指引的环境下实施的，伞兵对地形和气象条件在事先并没有准确的预知。因此，先期跳伞的分队就要担负两项任务，一是调查地面情况，向中央报告灾情；二是侦察空中气象，向后续部队发出行动指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条件许可，先头分队肯定会坚持使用主伞（圆伞）完成整个空降，而一旦他们不得不抛出抗风性能更好的翼型伞，也就意味着后面的大部队不可能再实施空降了。
翼型伞是目前各类降落伞中抗风性能最好的一种，但和其他手抛伞一样，它的伞面小、负载能力比较弱。先头分队执行的是侦察和联络任务，空降时只需要携带电台就行了，所以丢掉圆伞改用翼型伞是可以的，但后续的93人却不能够这样了。
这不是说那93人不会使用翼型伞（那也未免太小看我们的解放军了），问题的关键是这93人应该属于真正的救灾应急部队，他们必须配备相应的救援工具，这就非得使用圆伞不可。圆伞的伞面大，负载能力强，但大伞抵御风力的能力差，如果地面的风速过大，他们就没有办法了——通常情况下，从4000米高度开伞后的滞空时间大约为十五分钟。茂县空降的高度是4900米，圆伞如果遇到四级以上的侧风，在这十几分钟里会被吹出去五六公里远。这在崇山峻岭之间几乎就是一整天的路程。而如果遇上了乱流，降落伞群更会飘得七零八落，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集中起来，所以，是气象条件决定了使用主伞的后续人员只能返航。
退一步说，即便放弃救援工具，让后续的93人轻装上阵，全都使用翼型伞降落，这也是不现实的。因为翼型伞的抗风能力强、机动好，但它需要的活动空间也就特别大。大家知道，在跳伞运动中（用的全是翼型伞），十人以上的集体项目都属于世界级高手的动作，而且还必须在气象条件非常好的条件下才敢玩，持续的时间也不会超过十秒钟……大家也能注意到，茂县空降先期跳伞的15个人虽然技术绝对是全军最顶尖的，但他们也必须分成两拨出舱。这是因为翼型伞遇到强劲气流时是必须在天上“乱窜”的，如果队形密集，拉不开层次，就很容易出现搅拌、碰挂现象，在空中打起架来，这无疑是十分危险的事——15个人的先头分队尚且如此，93人的大部队就更加麻烦了。因此，上级让后续人员返航是十分明智的选择。
伞兵的空降行动总是与气象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如此，过去就更是如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