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流传于鹿儿岛县的“弃老山”故事里，儿子背上的父亲沿途折下树枝作记号，儿子问其故，父亲就用一首和歌做回答：“一路折枝当路标，我这被抛弃的身体，为了要归家的孩子”。而一首发自母亲的和歌则吟咏道：“深山折枝当路标，为了谁，我与我生的孩子将分离”。这样的歌里所凝聚的“爱”，将永远具有感人的力量。
三、《楢山小调考》
风俗小说《楢山小调考》由作家深泽七郎创作于1956年，[23]小说一经发表，立即在日本引起很大的反响。一场热烈的关于弃老习俗的讨论随之而起。
《楢山小调考》叙述了长野县偏僻的山村里，一位六十九岁的寡妇阿玲，张罗着为四十岁的独身儿子辰平续弦，同时也暗自在为自己进楢山祭祀山神做准备，在一个大风雪即将飘飞的日子里，阿玲由儿子辰平背上了楢山。小说围绕着阿玲一家的家庭生活而展开了对山村生活的描述。
粮食是山里生活的第一要素。这里最宝贵的是白米，也叫“雪花米”，一般只在两种情况下才吃“雪花米”。一是供给重号病人吃，一是家里有人进楢山祭祀山神，这一家人在第二天早上会吃上一顿用雪花米做的饭。粮食左右着山里人的许多行事准则。辰平续弦、孙子袈裟吉娶媳妇，都涉及到增添人口的问题。小说里有相当多的民间歌谣，“阿爸行为不检点，卧病三天吃米饭”、“一年一度祭山日，手巾缠头吃好饭”、“三十过了也不晚，增加一人算添两”（晚婚的好处）等，说的其实都是填饱肚皮的问题。
小说将笔墨的焦点集中在山里物质生活匮乏所造成的严酷性上。这里的人们对小偷的处罚特别严厉。第四章里“最倒霉的小偷”部分，曾谈到人们抓小偷的情景，那几乎就是生死的搏斗，这就是物质匮乏逼迫下的残酷。此外，被浓墨重彩的就是阿玲的进楢山祭祀山神。
寡妇阿玲虽然已经六十九岁了，但身体还很好。尤其是她的牙齿，到这时还一颗不缺，这成了人们嘲笑她的理由。嘲笑的方式也很特别，以歌谣的形式传唱，但套用的是村里最粗俗的艳歌歌词，分明带有猥亵、侮辱的成分。在村里人看来，到了这个年纪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好牙，它意味着阿玲还能吃很多的东西，阿玲吃多了，就等于在吃后辈的粮食。阿玲对于村里人的嘲笑也很无奈，在进楢山之前，阿玲用石头硬生生地敲下了两颗门牙。满嘴鲜血的阿玲笑了，为自己终于掉了两颗牙齿而自豪。
小说在叙述山村的生活情状上，大量描述了淳朴、也颇有意味的乡风民俗，尤其是生动活泼的民间歌谣，使小说的面貌独具一格。它展示了严酷生活中愉快、温情的一面，对于山中生活而言，这种愉悦显得格外的珍贵。但小说的氛围随着阿玲进山时间的逼近而渐渐地变得厚重。
进山之前有一个很严肃的仪式。曾经送过亲人上山的人被请来喝酒，向将要进山的老人和背老人进山的人讲授规矩。一，离家时不能让人看见；二，从山上返回时不能回头看；三，进山路程的解说。仪式很安静，被请来的人轮番喝着酒，该说的话说完了，酒喝得不能再喝了，人们才默默地离开。说的人与听的人都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与最后的仪式了，也就不再多话。离家时不让人看见，可以免去与亲人告别的伤痛。背老人的人，下山时不回头看，可以躲避难以割舍的惨痛。对于进山祭祀山神的说法，其实彼此都是心知肚明，老人与家人都可因此获得心灵的抚慰。前者借此克服死的恐惧以造福家人；后者借此割弃对亲人的不舍，从此安心地继续生活。
阿玲终于在儿子辰平的步步不舍中被背到了楢山，越往山里，沿途的骨骸越多，乌鸦也越多。在一块岩石的背后，辰平放下了阿玲。两人在无言中争执着，阿玲想让辰平把包袱带回去，辰平则坚持要把包袱留下来。阿玲在席子上坐下后，就不再理辰平。“辰平一动不动地望着阿玲的脸，只觉得阿玲的脸色和在家时完全不同了，现在她的脸上出现了死人的面相。”[23]（第33页）
辰平返回时，依照人们的叮嘱，不回头张望。可是走到中途时，雪花就飘飘摇摇地落了下来。辰平很激动，再也顾不上规矩就往山上跑，这时的他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转回头去告诉妈妈：下雪了！
当地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盐铺阿酉运气好，进山那天下大雪。”人们认为进山那天如果下雪，老人就是有福的。阿玲也一直坚信自己进山那天会下雪，因为她是一个有福的人。辰平违背老规矩折回了头，但他也没有象传说中的那样，把母亲又背回家。他只是抑制不住自己要去告知母亲的欲望。不过，阿玲也的确是有福的，因为她至少摆脱了乌鸦，被大雪覆盖总比空腹苦熬最后的时光幸福。
辰平回了家，家里一切如故，他也就有了一丝安慰。年轻媳妇的身上系着阿玲的条纹细带（进山祭祀山神的阿玲系的是绳子），儿子的身上穿着阿玲的棉衣。辰平心想：如果阿玲还没死，身披大雪，心里一定在想着棉衣之歌。当地的棉衣之歌是这样唱的：“即使说寒冷彻骨，进山别让穿棉衣。”
四、民俗、民间故事与小说
小说在日本发表之后，那种隐藏在安然面对苦难命运之下的悲怆与残酷，震撼了每一位读者。小说不仅勾起了人们对于过去的艰苦岁月的回忆，更激发了对弃老风俗的反思，其中也有对小说本身的关注。“何谓日本人”、“日本人几千年来不变的生存方式蕴涵其中”、“这是很好地吸收了民俗学研究成果的小说”等等，都是人们讨论的话题。
在热烈的讨论中，有一个话题最受人们的关注：古代日本是否真的存在弃老这一风俗？民俗学者关敬吾在这一场讨论中所做的应答是很有意思的。他认为，日本过去是否存在这样的习俗，还缺乏证据确凿的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所以不能因为存在这样的传说或故事，就断定日本过去就一定有这样的习俗，传说、故事并不等同于现实生活；而小说描写这样的过去，只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粮食匮乏的苦难日子与悲惨生活。
关敬吾从民俗的角度进一步做了解释，在他看来，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有关传说是怎样反映现实生活的问题。首先，在过去的日本，从十五岁到六十岁算成年人，村里各种权利与义务都需要承担。到了六十岁后，就停止了这种“待遇”，转而作为村里的长老，当任村顾问，专门从事神佛的祭祀、庆典事宜，彻底地从村里的第一线“隐退”。其次，小说里曾描写阿玲为了使自己更象六十九岁的老人，硬是用石头将自己的好牙敲下来，这只是小说作者用以表现“凄惨”的一种技巧。一般情况下，老人们是这样处理自己的牙齿的：一颗扔到山里，其他的就存放在家里的佛坛里。再次，日本倒是曾经存在一种埋葬的方法与小说里的描写很相似，那就是“风葬”。所谓的“风葬”就是不埋葬死者，直接把死者放到洞窟或地上，直至风化。有的地方会把风化了的遗骸再装到特定的容器里去，有的地方就直接这样遗弃遗骸，后一种葬法也叫“遗弃葬”。[22]（参看“姥弃山考”）
关敬吾这一篇写于1957年的《姥弃山考》，主要是应编辑的邀请，从民俗的角度对日本过去是否存在弃老习俗的问题做出回答。他以民俗事实为基础，指出弃老习俗与丧葬方式的联系，并意图区分历史真实性与艺术虚构成分，探讨传说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但从今天的角度看来，对弃老事实的否定是有失偏颇的。
我国学者刘守华就这一问题，曾在20世纪八十年代撰写过两篇文章《中国的<斗鼠记>与日本的<弃老山>》和《从“弃老”到“敬老”——评一组关于老人的习俗传说兼谈传说和故事的转化》。[28]前文指出弃老传说“是保存在口头文学中对过去社会历史的记忆，既有艺术虚构成分，也包含着实在的因素。‘自死窑’的遗址至今尚存。口头传说与实物相应证，更有力地证实了‘弃老’习俗的存在是一个不庸置疑的事实。”[28]（第65页）后文则用较多历史文献说明世界各地曾经存在弃老的事实。[28]（第70—78页）2001年，刘守华曾在武当山下的官山乡西河村实地考察过一个当地的“寄死窑”。因为当地在古代据说有一种习俗，老人满六十岁后，就要被送到这里，前三天还要送饭给老人，然后就要等老人死后再将遗体拿出来另行安葬，所以称其为“寄死窑”。[29]尽管这一系列论文并非针对日本本土的故事，但对于回答弃老事实的存在却是有说服力的。
作家从民间文学汲取题材进行创作的现象，古今中外均不鲜见。而从民俗的角度解读作家文学，却较少见于传统的文学解读。围绕着《楢山小调考》的讨论，可以看到民俗视角的独特性，透过文学解读文化，正是它的优势所在。
针对同一创作题材，“弃老山”故事和《楢山小调考》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体现了民间创作与作家创作的显在区别。前者以喜剧终，是“含泪的笑”；后者以悲剧终，是“含笑的泪”。前者叙事简洁，可谓“大音希声”；后者全方位地调动了人物、情节、环境、节奏与氛围，每一种因素都象敏感的神经，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直逼心灵世界。犹如小溪与大海，孰优孰劣的问题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对亲情的珍爱与对生命的尊重，是它们共同的精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