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詹天佑所提出来的理由，徐树铮是非常能够理解的，这一点和后世建筑工地使用层层包工基本上是相同的。虽然东三省正式开禁已经有十余年了，但是其人口总数来说还是比较少，人口相对丰富的奉天在北大荒正式开始改造之后，富裕人口早已经大幅度减少，而且这条铁路周边的锦州、葫芦岛、赤峰等地又是所确定的工业重点发展区，因此铁路建设所需要的大量劳工只能从内地来的流民中考虑的。但是由于用工量较大以及用工地点的不确定性，就不能想工厂那样，因为此时闯关东往往是冲着北大荒可以开垦耕地而来，拖家带口的比例远高于过去，虽然这些人往往都选择了前往黑龙江或者到城里的工厂做工，但是铁路上所用的工人中也有一部分，其次，铁路建设与工厂相比其用工周期也就三两年，这种“青春饭”也吃不长，有华美公司自己招工绝对没有使用工头来的方面。而且正如詹天佑所说，当锦赤铁路完工之后，整个西干线铁路都会提上日程，如果使用工头制度的话，这些熟练工人就能够到新的铁路建设工地，而西干线铁路也能比较容易地招到熟练工人。
面对着詹天佑提出的理由，徐树铮同意了，因为锦赤铁路建设的速度实在是无法令他满意。虽然在准备期，徐树铮已经通过中国实业银行解决了建设经费问题，但是在李飞看来，锦赤铁路建成之后的运行收益实在是不咋地，这一点其实所有人都看到了，赤峰虽然发现了煤矿和铁矿，但是整个奉天都不缺这两样，而且锦州紧挨着阜新煤矿和开滦煤矿，就出口和向南运输而言，紧挨秦皇岛的开滦煤矿更具优势。因此，李飞把主要经历都放在了马鞍山钢铁基地的建设上，直到马鞍山铁矿正式开采之后，锦州到阜新段的铁路才正式投入建设，阜新到赤峰段用詹天佑的话说，设计方案还要进一步推敲。
对于李飞的难处，徐树铮是非常明白的，华美公司虽然是李飞的，但是自己才算是真正的东家，所以他就默许等到马鞍山的铁矿正式向日本出口之后才大规模建设铁路。这一耽误，已经严重地影响了铁路建设的速度，为了促使锦赤铁路尽早完工，徐树铮也之后委曲求全，但是他还是规定了工人工钱必须有公司直接支付给工人，至于工头的那一部分，可以根据工人数量的多少以及施工的进度，由公司给予一定得补助。结果大量小工头主动撤出了工地，不过还有一些工头重新看到了商机，他们利用那些在改变发放制度之后，工钱大涨的工人回家过年的机会，动员他们在家乡大量招募新的劳工，这一部分以人多地少的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北方四省的无地农民为主，许多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在春节之后纷纷跟着这些老工人组成了北上大军，来到了东北，成为了日后北方铁路建设的主力军。
当徐树铮赶回奉天城的时候，陈毅和陆征祥已经从蒙古谈判的“前线”回来了。本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信息被曝光之后，袁世凯就立即决定换将，有陆征祥接任外交总长，曹汝霖为副总长，全权负责对日谈判。但是被已经在《中日密约》中当过替罪羊的陆征祥以蒙古问题尚未解决断然拒绝了。而孙宝琦则被调到审计院担任院长。
在这件事情之后，其实孙宝琦也是替人受过，他是在记者的追问下不得不承认“二十一条”的，而真正将此时透漏出去的正式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前《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
莫理循全名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ErnestMorrison）1862年生于澳大利亚。清末民初他在中国北京生活了20多年，亲身经历和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袁世凯窃国、巴黎和会……他对中国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作为英帝国主义殖民者，他本能地会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思考和行动；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政府雇员，他努力想帮助中国政府摆脱政治和经济危机。
莫理循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利用《泰晤士报》向西方世界客观公正地报道了北京的“义和团事件”，认为一些西方传教士不尊重中国人感情是整个事件的重要起因，驱散了妖魔化中国的舆论迷雾。
他利用《泰晤士报》的版面，发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促成了“日俄战争”，以至于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把“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
他力劝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认为“协约国”一定能胜利，胜利后，中国就可以参加“和会”，中国就可以在“和会”上要求废除与战败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他任《泰晤士报》记者时极力向西方世界吹捧袁世凯，而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又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
他在巴黎和会上尽心为中国代表团所拟各项公文修改底稿，努力为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
虽然后世对莫理循的贡献很少提及了，但是不承认这位外国友人对中国曾经的贡献，尤其在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和促成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上，莫理循做了许多具体和有意义的努力。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威胁袁世凯，不许泄露条款的内容，否则将武力对付中国。面对“二十一条”，公正地说，袁世凯是不想接受的，也做了一些抗争，比如故意拖延谈判时间，争取国际社会支持，派遣宪法顾问贺长雄回国探询等。其中，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被袁世凯列为重中之重。在这一点上，莫理循似乎跟袁世凯很是“意气相投”。2月9日，在莫理循的努力下，《泰晤士报》刊发了“二十一条”的内容。消息一公布，就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美、俄、英三国电令各该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要求，希望获知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日本经不住国际社会的压力，就将其中的较为普通的十一款通知各国，隐瞒了其中的第五号内容。
日本的诡辩蒙骗了国际社会，加上中国是经过非官方的方式公布的消息，美、英等国虽然表示关注，但并没有因此而给予积极响应。但莫理循并没有中止努力，而是采取了新的方式，也就是将“二十一条”的全部文本交与英、美、俄等各主要使馆，试图引起列强的重视。但鉴于英、美等国无暇东顾，加上日本的不断施压，袁世凯最后还是接受了这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莫理循一而再、再而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莫理循在服务中华民国时，还有一件事也不得不提，那就是他极力促成了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给袁世凯递交的一份备忘录中，列举了参战的十二种好处。这十二种好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提升中国的世界政治地位；二是可以借此振兴中国的经济，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与今天一些国家的“好战”不一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参战也许是明智的选择。
但还没等参战袁世凯就死了。在袁世凯死后的四十天，莫理循向黎元洪递呈了关于中国加入协约国的备忘录，劝说黎元洪参战。随后莫理循前往日本游说，还向俄、英、美等公使做宣传。1917年2月8日，莫理循向段祺瑞递呈了关于中国参战的备忘录。2月9日，中国政府就德国潜水艇政策问题向德国提出抗议。莫理循支持中国的这一行为。2月24日，莫理循接受《大公报》采访，发表关于中国参战的谈话。3月4日，中国政府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已经明朗，协约国的取胜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如能参战，也将以战胜国的身份展示于世界。让人气愤的是，连在中国领薪水的外国顾问们也想着自己国家的利益。1917年3月18日，法国人宝道以全体外国顾问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建议中国政府把收回来的德国租界交给协约国管辖——真是荒唐之极。莫理循还算有良知，他拒绝签署这份备忘录，认为这对中国不公平，中国人也不会答应。8月14日，在参战问题上徘徊了两三年后，中国终于对德宣战。莫理循极力促成的“战争”得以实现。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似平常，而且是到了战争快结束时才宣布参战，但这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对于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ling辱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强劲的信号——中国要从被侵略走向反击，要从被奴役走向独立。莫理循无疑在这其中做出了贡献。正如后人评说的那样:“此时的莫理循，既希望中国加入到英国一边以增加协约国的力量，也希望中国由于参战而改变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为自己取得应得的利益。他的双赢原则在中国参战问题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