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召开之日，正是汉奸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伪“国民大会”，成立伪“中央”推行伪“宪政”的时刻，大家都知道汪伪“中央”不过是“满洲国”第二，汪伪“宪政”就是执行“日汪密约”，出卖中国的具体条文；汪逆的伪“国民大会”，正是执行亡国灭种的汉奸大会。我们反对日军汪伪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政治阴谋，绝不仅是唾骂几声，口头空喊所能济事，而是要进行严肃的政治斗争，实行改革行政机构，铲除贪官污吏，肃清隐藏在党内的汪派党羽，广纳各党派、各阶级的人才，以加强抗日政府的机能，迅速召开真正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公意的国民大会，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以唤起民众，组织民力，发扬民智，增强抗战力量。
朱德总司令专程到会，并作了生动的讲话，他说“宪政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需要努力争取，同时，要人家讲民主，首先就要自己民主，要多多接近民众，探听老百姓的意见。”最后他表示：我们要在华北做出个样儿来让全国看！
这次座谈会共召开4天，大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正式成立了晋冀豫区新闻界宪政促进会，大会选举何云任理事长，张鱼任副理事长，蒋慕岳、史纪言、安庆洙、姜时彦、林火、张向一、何畏、薜欧风、段横柳为理事。
这次大会，是晋冀豫区新闻工作者的一次总动员，晋冀豫区新闻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后，即发出《晋冀豫区新闻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宣言》，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在黄花岗纪念节，晋冀豫区新闻宪政促进会正式成立于敌后前线太行山区，为挽救日前时局危机，争取民族解放之彻底胜利，仅本动员舆论，坚持抗战之神圣职责，敬陈救国大计两端，扫清明暗汪党，加紧团结进步，愿我政府诸公，各党领袖，抗日将士，全国同胞垂察而实行之。
自日军发动了九一八的侵略惨剧，国内广大民众兴起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侵略的浪潮。
九一八事变对中苏两国都构成了严重威胁。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对苏政策的变化。1932年12月，中苏正式复交。复交后的中国民众希望苏联援助中国抗战，同时增进中苏文化的交流和了解。在二三十年代中苏文化交流的基础上，这种愿望成为现实。在这样的形势下，1935年5月，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张西曼，联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徐悲鸿教授、同盟会会员张仲钧等许多文化界人士，以促进中苏文化交流、增进中苏友谊为宗旨，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并得到广大爱国群众的热情支持和拥护。
（第五节）中苏文化协会晋东南分会成立
经过多方努力，于1935年10月25日在南京促成了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在文化战线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民间文化团体——中苏文化协会的诞生。协会推孙中山先生之子、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为会长，蔡元培、于右任、陈立夫、鲍格莫洛夫、卡尔品斯基为名誉会长，张西曼为唯一的常务理事。1936年2月6日，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出版委员会，张西曼等8人任委员；2月8日，出版委员会会议决定设置杂志和丛书两个组，由徐恩曾、张西曼分别担任杂志组正、副主任，2月17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声明，将已发行4年的《中国与苏俄》季刊改名为《中苏文化》杂志，成为中苏文化协会的会刊，为促进中苏文化交流、弘扬先进思想文化、联苏制日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6年1月中苏文化协会成立了上海分会，接着，湖南、湖北、贵州、广西、云南、四川、延安、新疆、香港等地的分会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涨的大好形势下，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由各地国共两党的高层人士出任分会会长及名誉会长。
1938年底，中苏文化协会迁往重庆，并增选王昆仑、屈武、刘仲容为常务理事。
193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六十寿辰之际，延安为此召开了祝寿大会，并经吴玉章提议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延安分会。此次集会后，吴玉章专门致函张西曼，并通过张西曼与中苏文化协会总会建立了联系。此后，华北前线的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也开始筹备成立分会组织。
1940年4月6日，中苏文化协会晋东南分会在武乡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的有政治学家、军事学家、文化名流、艺术家，以及新闻工作者共50余人，由日本俘虏自己成立的反战组织——觉醒同盟负责人杉本一夫也参加了会议。
大会选举了列宁、斯大林、蒋介石、孙科为名誉主席团，陆定一、任白戈、韩进、李伯钊、徐懋庸等5人为大会主席。
首先由陆定一同志作了题为《中苏友谊关系》的报告，陆定一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的外交格局，唯有与苏联永久携手，始能完成“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任务。
接着，与会人员纷纷发言，代表们均作了动人的演说，阐述了中苏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大会一致通过：推选朱德副司令长官为名誉会长，彭德怀副总司令为会长，傅钟、陆定一、何云、杨献珍、宋一平、李伯钊、徐懋庸、韩进、任白戈、高沐鸿、孙泱为理事。大会通过了会章，通过了会议的三项决议：第一，致电孙科会长，报告中苏文化协会晋东南分会成立经过；第二，号召华北各根据地成立分会；第三，发起庆祝苏联外交胜利，并加紧“反汪”运动。
之后不久，中苏文化协会晋东南分会又在武乡召开200余人参加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座谈会，呼吁中苏两大民族加强团结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奠定世界永久和平。
1939年4月，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里，首次公演了冼星海的不朽之作《黄河大合唱》。此后，《黄河大合唱》这部作品，便传遍华北根据地，不仅争相传抄《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其曲谱也被许多人咏唱。一时间，《黄河大合唱》中的歌曲，成了根据地军民衷心热爱的歌。
（第六节）抗大、鲁艺（一）
抗大总校文工团历来就很重视合唱节目的排练，抗大总校在延安时，合唱的排练和演出指挥工作都是郑律成同志负责的。1939年7月，抗大总校开赴敌后，郑律成同志留在延安，合唱的排练和演出指挥工作就由吴因负责。《黄河大合唱》问世以来，抗大总校文工团排练演出过其中的《黄水谣》、《保卫黄河》，大家都想进一步把全部作品完整地排练和演出，但是考虑到文工团人数有限，乐队力量比较弱，所以一直没有机会来尝试。吴因同志出于对《黄河大合唱》的热爱，对这部作品从文学上、音乐上曾作了认真的研究，并作了详细的笔记，对大合唱中每一首歌曲的内容、特点、音乐结构和表现形式等都进行了剖析，从而熟悉了整个作品和每句歌词、每句乐曲以至每个音符，把全部作品都熟练地背诵下来。他也盼望着有一天能够指挥《黄河大合唱》的演出。
1940年春天，抗大总校从延安经晋察冀来到武乡，在武乡招收第六期学员。抗大文工团也随之来到武乡，开始了文艺宣传活动。4月初，抗大总校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宣传部长谢翰文根据副校长罗瑞卿的指示精神，找到文工团杨恬团长、孙明远指导员以及吴因指挥，说准备让他们排练一台大型晚会，以纪念“五四”青年节。
究竟确定什么节目呢？两位领导征求吴因的意见。吴因当即就提出想排《黄河大合唱》的设想。这部作品表现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基本主题，几个基本音调始终贯串于整个大合唱，在音乐布局上以《序曲》呈示基本主题、首尾合唱呼应、中间各乐章交替发展和末乐章的总结概括，以及每乐章之前的朗诵为先导等，使整个作品又具有高度的统一性。音乐语言明快简练、通俗易解和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合唱手法丰富多彩和乐队的交响性发挥，全曲的宏伟规模和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构成了这部作品具有独创的艺术特色。《黄河大合唱》凝聚着音乐家冼星海的卓越才华和杰出创造性，是一部反映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音乐史诗。然而，吴因同志也提出了排练的困难，因为文工团人数不多，就怕演唱不出这部作品的雄伟气势。
张际春主任立即表示，就排演《黄河大合唱》，关于人员问题，前方鲁艺实验剧团也有许多演员，你们完全可以联合排练，不行的话还可以和太行山剧团联系，总之要把这个节目排练好。
这个重担就落在了吴因身上。排练和演出全部《黄河大合唱》的心愿终于要实现了，吴因也非常兴奋，他接到任务后，立即着手组织。由于两个剧团的驻地相距较远，如果合起来排练，势必有一定的困难，为使排练工作顺利进行，吴因请示前方鲁艺校长李伯钊，决定排练工作采取先分排、后合排的方法进行，两个单位先按照统一的要求，分别在各自驻地进行排练，然后再集中起来进行合排。这样可忙坏了指挥吴因，他在这边指导了排练工作，又跑到那边，辅导两校的排练。
4月下旬，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抗大总校文工团全团人员在杨恬团长、孙明远指导员率领下，愉快地背起背包，带上乐器，从驻地牛家岭村出发，前往下北漳村，去和前方鲁迅艺术学校实验剧团的演员们一起合排《黄河大合唱》。行程大约30里，他们不到3个小时便到达了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