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社会，妇女身受重重压迫，除和男子一样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外，还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的束缚。在政治上、经济上没有丝毫地位。妇女被当作商品，可以任意买卖，任人凌辱。那时贩卖妇女的现象非常严重，一是从平原、山区往山西贩，二是往“窑子”里贩沦为妓女，三是往大户贩，当侍女或做小老婆。妇女被视为“白虎星”，一切大事都不能参加，如打井、上梁等，妇女都必须回避。妇女是奴隶，只能没明没夜地干活，妇女是附庸，没有财产的支配权和继承权。“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思想，死死地束缚妇女，封建礼教繁多，如缠足、穿耳等，使妇女不能出三门四户，死在锅前，烂在锅后。在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统治下，劳苦大众深受压迫，而妇女压在最底层。
（第九节）《华北妇女》
八路军开创根据地之后，在党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精神的指导下，按照我党“普遍宣传、发动、组织动员妇女参加抗战活动”的指示精神和“男女一齐发动，妇女工作和其他工作一齐开展”的原则，首先深入村村户户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号召妇女起来和男同志一齐参加抗日。
发动妇女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八路军到村子里宣传，开始妇女不敢参加。一是她们从来就没有参加过什么会议；二是婆婆虐待，不让出门；三是当时阎锡山政府经常宣传“共产党是红头发、红眼睛，要共产共妻”等等。为了让妇女走上社会，中共中央北方局妇委广泛开展宣传工作，利用教唱抗日歌曲，教妇女识字等形式，让广大妇女走出家庭的羁绊。
在宣传妇女抗日的工作中，大力宣传妇女剪发放足、学文化；宣传禁止贩卖人口，禁止童养媳，反对小女婿，反对公婆虐待媳妇，支持寡妇改嫁，支持婚姻自主，提倡男女平等。在此基础上，1939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剪发放足运动，各村都组织了剪发放足检查队，深入各户宣传群众，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妇女明白要想真正解放，必须走出家门。要走出家门，就得剪掉长发，放开小脚，去掉层层封建枷锁。那时出来参加工作的女干部，都首先剪了发，放了足。我们的女干部利用现身说法，向广大妇女群众宣传，并教唱剪发《放足歌》“剪发放足男人样，日本来了能抵抗……”还利用表扬先进、树立典型、抓落后、斗争“顽固”等办法，使运动很快开展起来。同时，北方局妇委还组织了妇女干部培训班，对根据地各县、区的妇女干部进行了培训。
为了长期指导根据地妇女工作，从理论上提供精神食粮，也推广妇女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在北方局领导的关怀下，北方局妇委于1940年春在王家峪专门成立了华北妇女杂志社，创办《华北妇女》杂志，该刊为月刊，每月15日出版，其发行也靠华北新华日报的发行站发行。主要刊登妇女工作及妇女问题研究文章，国内外妇女生活、妇女工作、模范妇女介绍等，妇女卫生及医药知识，还有文艺作品。
在妇女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华北妇女》的宣传鼓动下，广大妇女不仅学文化、争解放，而且拥军支前，走上抗日前线，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有许多优秀妇女的事迹在《华北妇女》刊登以后，在根据地展开了比学赶帮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妇女工作的开展。
1940年底，华北妇女杂志社也随北方局妇委机关移住辽县。先后在上南会、上武、麻田等村从事出版。
《抗战生活》杂志由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下属的抗战生活社主办，是一本反映根据地军民斗争生活的综合性刊物，1939年4月1日在长治创刊，杂志社设在长治府上街，为半月刊，32开石印，由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发行。辟有时事述评、经验教训、信箱词典、文艺等栏目。由张磐石担任主编。张磐石原在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孙殿英军中搞统战工作，后经中共北方局批准调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抗战生活》还特约文化界先进与擅长写作及富有抗战经验的专家数十人为撰稿人，并给读者解答问题。作为一种抗战通俗读物，是大众良友，是抗战前锋，是知识源泉。
1939年7月，刊物出至第6期，因遇日军对晋东南大规模“扫荡”，也就是日军对晋东南第二次“九路围攻”，不得已而暂时停刊。之后，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辗转来到武乡，住在土棚村，1940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将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与《新华日报》华北版合并，2月底到3月初，出版社员工全部搬迁到了安乐庄村。合并后，报社成立了两个编委会：一是报纸编委会，由原报社编辑成员组成；二是图书编委会，由出版社的编辑成员与报社丛书编辑部组成。
（第十节）《抗战生活》
1940年4月，根据新华日报社建议，经北方局批准，恢复出版《抗战生活》杂志，在报社下设了《抗战生活》杂志社，并成立了《抗战生活》组委会，由何云、张磐石、韩进、李伯钊、林火、徐懋庸、孙泱、杨献珍、高沭鸿、王玉堂、陈默君、匡亚明、任白戈等人组成，何云、张磐石、韩进、李伯钊、林火担任常务编委，张磐石为主编。经过紧张的筹备，5月1日，《抗战生活》在武乡县的新华日报社驻地安乐庄正式复刊，朱德总司令还在百忙之中，亲笔为杂志题写了刊头，并题词“祝抗战生活复刊”。复刊后的《抗战生活》，为铅印半月刊，16开本，复刊从2卷第1期始重新排列期数。在内容方面，有专论、时事展望、学术讲座、文艺作品、通讯、学习经验、书报介绍、信息等，每期约6万字。该刊通过新华日报社的发行渠道发行，很快就传遍根据地，由于刊物办得通俗易懂，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
1940年11月，由于日军连续“扫荡”武乡东部，北方局机关不得不撤离武乡，向辽县一带转移，《抗战生活》杂志也跟随转移到辽县。
1941年3月，《抗战生活》杂志改版。21日，华北《新华日报》刊登消息说：《抗战生活》从3卷4期起，改为月刊。内容有：杂感、短论、随笔、专论、古与今、国际、通俗读本、苏联故事、人物介绍、生活修养、读书笔记、工作经验、信箱、创作、翻译、通俗文艺等栏目。改为月刊后，每期约4万字，两色套版。
《抗战生活》的主要特色就是，语言通俗，形式活泼，内容贴近生活，军民喜闻乐见。这个特色和本刊编辑、通俗文艺家赵树理的精心打造不无关系。
1940年初，《新华日报》与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合并时，杨献珍就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他向主持新华日报社丛书编辑委员会的张磐石推荐赵树理任《抗战生活》编辑。赵树理在这里发挥了“通俗杂家”的长处。栏目设有：时事论坛、专论、学术讲座（哲学社会科学方面）、通讯、书报介绍、信箱、木刻等。专论中对战时文艺与抗战的关系、根据地文艺现状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以其特殊的文学艺术形式，犀利的笔锋向敌人展开反击。同时在敌后方宣传和动员群众参加抗战起了一定作用，为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1年12月，《抗战生活》因与《华北文艺》合并后停刊。
1938年2月，八路军工作团进驻武乡，成立了中共武乡县委机构，接管了原来的中共武乡县临时工委工作，在武乡魏家庄正式成立。
根据省委的指示，临时工委书记王玉堂（笔名冈夫）以及高沐鸿等几个同志调往驻沁县南沟村的长治牺盟会中心区工作。山西牺盟会的总领导还是薄一波同志，主持长治中心区工作的是侯振亚、王书良。侯振亚、王书良知道他们在太原就做宣传和文艺工作，便提议创办一个刊物。此时，从冀南过来一个着名教育家王振华。几个人一合计，就决定并创办了油印月刊《文化哨》。负责编辑的人有王书良、陈大东、周华南、郝汀、高沐鸿、王玉堂、王振华等。刊物于1938年10月出刊，最开始的编辑是郝汀、王玉堂。
《文化哨》出刊，引起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注意。认为团结全体文化人，结成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是抗战的需要，是组织人民打击敌人的需要。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人们需要信念、力量、方法、经验，特别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贯彻，需要建立一个或多个这样的宣传平台，否则将无法完成这一长期的战略任务。于是他们，决定以《文化哨》为基础，团结一批文化人，筹备召开晋东南文化教育界救国总会。经过4个月的筹备，1939年5月4日，晋东南文化教育界救国总会（简称“文救总会”或“文总”）成立大会在沁县郭村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晋东南文化教育界代表与名流几十人，北方局的陈沂、陈克寒、孙泱，晋东南专署领导人，牺盟会中心区负责人，晋东南各救会的来宾出席了会议。会议开了3天，讨论非常热烈。特别是对旧艺人、旧文艺团体如何为抗战服务的改造问题，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办法。大会推选了李伯钊、高沐鸿、王振华、张柏园、郝汀、王玉堂为理事，高沐鸿为主任理事。
（第十一节）《文化哨》与《文化动员》
“文总”成立之后，几个理事分散在各地，开展工作确实有一定的困难。为促进工作，出版了《文化动员》杂志，在中心区领导的协调下，王振华、高沐鸿、王玉堂等人也安排在第三专区的民革中学任教，王玉堂还兼任了学校的政治主任。1939年6月，高沐鸿调往《黄河日报》，王玉堂代理其主任理事之职。
不久，日军对晋东南进行“围剿”，由于受到我八路军、决死队的打击，敌人被迫向南退走，但也占领了长治城，控制了白晋路。鉴于这种情况，领导从战局考虑，决定将专署下设的各个机构都分作两摊，一部分留在白晋路西继续工作，另一部分转移到白晋路东，择地成立办事处。“文总”也分作两部分。总会分派路东，由王玉堂带领，随着部队出发，到了武乡以东地区。这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华北《新华日报》编辑部、前方“鲁艺”等机关都进驻武乡一带，而且有许多文教名人从延安、从大后方一批又一批慕名而来，名家荟萃，人才济济，太行抗战文化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
王玉堂住在下北漳村，继续编印《文化哨》杂志。1940年初，文总成员多有调整，根据目前的形势，文总决定将32开的《文化哨》与小开本的《文化动员》合并，改为16开的《文化动员》，作为文总的会刊出版。该刊发表的文章内容比较广，在根据地引起了较大的影响。1940年11月，《文化动员》与文总机关一起迁到辽县。
《鲁迅校刊》是由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创办的校刊，于1940年4月15日武乡下北漳村创刊，为32开发光纸油印的月刊，刊名由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写。
该刊的发刊词写明了办刊宗旨：创办校刊。第一，是为补充学习的不足，将自己从工作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贡献给更多的文艺工作者，以便交换意见，互相帮助，也就更多地帮助了抗战；第二，为同学们开辟一个创作的场地；第三，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借以总结工作，以作鉴镜。总之为了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运动更加有发展，抗日部队中的文化教育工作更加活跃而创办该刊物的。
在创刊号上，刊登了5位领导同志的亲笔题词。在这些题词中，%体现了领导对该校的重视、支持和期望。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题词是：为人生的艺术本质是战斗的，不是拥护就是反对，别的力量是阻挠不住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的题词是：一切艺术作品应该适合民众的需要及为民众所了解“；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同志的题词是：艺术的真价值在于它能以革命精神教育劳动大众”；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罗瑞卿的题词是：敌后艺术运动的推进机“；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赵品山的题词是：揣摩世事，体验生活”。
在创刊号上，还刊登了前方鲁艺成立后，由李伯钊作词、朱杰民作曲的前方鲁艺校歌。歌词是这样的：
一群艺术新兵，
祖国优秀子孙，
继承鲁迅的遗志，
发扬民族的光荣，
（第十二节）《鲁艺校刊》
我们要推动着历史的巨轮前进。
艺术是武器，
艺术是斗争，
宣传大众，
组织大众，
打倒日军侵略战争，
拥护人类正义和平。
我们要向着光明前进。
生活的锻炼，
政治的修养，
民主的作风。
努力反映现实，
创造新的人生。
一群艺术新兵，
祖国优秀子孙，
高举起鲁迅的旗帜前进，
胜利光明。
鲁艺教务主任拧∧还曾专门撰写了《鲁艺概况》一文，分六项介绍了鲁迅艺术学校。在“鲁迅艺术学校的成立”一项中，%说明鲁迅艺术学校与鲁迅艺术学院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母亲扶养培植的同胞亲兄弟，同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进行艺术教育的”。指明它是在抗战转入新阶段的形势下建立的，是为了“配合当前的革命战争的需要与政治上的迫切要求”而建立的，因此它的降生就带有战斗性。在“宗旨和教育方针及其教学方法”中，作者引用高尔基的话“艺术的本质就是战斗，不是拥护便是反对”以说明所谓的“纯粹艺术”、“绝对独立的艺术”是根本不存在的。指出鲁迅艺术学校的宗旨是“培养抗战建国的艺术工作者”。其教学方针是“以养成具有革命思想为大众、为民族、为国家而服务的艺术工作者为目的”。其教学方法则是采用教与学、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教学方法。在“学员的来源与成分”中，说明鲁迅艺术学校共有280余名男女学员，是从不同的地区和队伍里汇集来的，包活晋、陕、浙、冀、豫、川等省份，有工人、学生、士兵、乡村小学教员、都市的知识分子，有共产党员、决死队员，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在“教学的时间与内容”方面，根据学员的文化艺术政治水平编为4个班进行教育，均以3个月为期满。4个班是研究班、普通班、美术科和艺校附设训练班。在“组织系统与工作划分”方面，%作者指出艺校是以民主集中的原则组织的，设校教务委员会，这是学校最高的行政组织。下设教务处、训育处、秘书处和编审委员会。
当时学校的物质条件非常贫乏，学校仅有4条毛驴作为全校的交通运输工具，还有流动图书馆的全部书籍，%差不多一个饭包就可以装走。但是，这些物质上的困难，学员们并没有灰心，相反，他们都以饱满的抗日热情，运用文艺这个武器来作坚决的斗争。
《鲁艺校刊》不仅刊登上级领导和教师的指导性文章，也发表大量的学员作品，为广大学员提供了展示与交流的平台。
《战旗》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政治处编辑的军内刊物，创刊于1938年初。它是以教育培养决死队干部战士，坚定抗日、奋勇杀敌为目的的一份不定期战时出版物。32开30页码，粉连纸油印。
1937年秋冬时期，时任决死一总队领导的薄一波，根据八路军朱德总司令的意见，在征得阎锡山同意后，将决死队一、四总队开进晋东南的沁县、沁源、武乡，开始创建抗日根据地。由于部队逐渐扩大，后将一、四总队改编为决死一纵队，薄一波任纵队政委，政治处主任由牛佩琮担任。为了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经薄一波同志批准，1938年1月，纵队政治处在武乡段村镇创办了《战旗》杂志。不久移至沁县西林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