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宋义理史学的评价
南宋的义理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不仅因为这股史学思潮有别于传统史学，更因为它符合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进步意义。
第一，天理本体的设置打破了宋代以前的“天命”观念。在宋朝以前的史学领域里，天道“或多或少都与超自然的”上帝“有着联系。”君权神授“成为普遍认同的历史观念。在此观念的影响下，人的主观能动性无从体现，大大消减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的作用。南宋”义理“史学以”天理“作为历史的本体，最大程度地剔除了”天命“中的神秘性，是一种理性的认识。至此，天命无常，惟德是辅”的精神才真正体现出来。三胡重德、重礼，朱熹重视人主心术都是以之为前提的。但另一方面，将“纲常伦理”作为“天理”的主体内容，又夸大了道德力量，并因为三代前后的不断对比强化了该意识。受其影响，内圣之学“被凸现出来，并通过”三纲领、八条目“被系统化、体系化，表现在政治上则是”德治“的理念和”德行“的君王要求，这就使学风和政风日益”道德化“和”空疏化，反过来又阻碍了史学的发展。
第二，明义目标的确定推动了史学的哲理化进程。北宋中期前，传统的叙事、借鉴史学一枝独秀，而且随着“史学的官学化”，本以“实录”为基础的资治史学日益沦落为毫无生气的“流水账”，史学之“义”根本无从体现。随着新儒学的出现，随着哲学思维的深化，传统史学“转型”为“义理史学”，其目的不仅是为施政提供鉴戒，还有阐明历史本身的意义，进而总结出历史发展的原则和规律。由此，中国史学的价值观念为之一变。纵观南宋“义理史学”，无论是史着还是史论都显示出了“明义”的特点。《皇王大纪》、《通鉴纲目》、《古今纪要》是为了表明“天理流行”，《读史管见》则是为了诠释历史中的“义理”。无论是哪种形式，都意图摆脱传统史学过于注重鉴戒的局限而将更富思辨形的“义理”确立为史学的中心。其利在于将历史和史学统一到高度哲理化的思想体系中，有助于推动历史理性思维的发展；其弊在于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历史真实性的考察而只追求颇有空疏性质的“义理”，所以南宋义理史家在评述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往往有专断之嫌，甚至要曲解和阉割历史事实来维护“义理”，《皇王大纪》的取事，《读史管见》的史论中都有鲜明的例子。
第三，纲常礼制的强调助长了“名节”意识。宋代制定“以文为主”的国策，纲常伦理被置于显赫的位置，特别是在义理史家赋予其“天理”的性质后，上到君王下至士人日渐重视“名节”。这种风气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也培养出大批循规蹈矩的儒生和尊君爱国的士人。但另一方面，自从纲常伦理演变为教条性的东西后，无视现实而屈从于礼制也相应成为习惯，道德至上，名节独尊“也迫使人们桎梏于种种”规矩“中而无法自由，戴震”以理杀人的论断就是由此而发。就这点来看，义理史学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
总之，对于“义理史学”的评价，既不可无条件的肯定，也不能一概的否定，而应该还原到其所处的时代，并且对每一个史学家，每一部史学作品进行全面而具体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全方位地认识“义理史学”和评价“义理史学”。
二、义理史学的演变
北宋开启、南宋完成的义理史学在元、明、清三朝都有所表现，然而受时代的影响，并没有呈现出和南宋一样的“繁荣”，虽有个别的史家和史书可以划归至“义理史学”的行列，但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学派，故整体上日渐没落。
元朝史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南宋义理史学的“因循”特征，但也有一些变化。
一方面，他们对于历史本体的看法和南宋义理史家一样，都归结于“理”。许衡说：天即理也……有是理而后有是物。郝经也说：“夫天下有定理而无定势。圣人驭天下之大柄，本夫理而审夫势，不执于一，不失于一，而惟理是适。”他们对治乱相继的历史循环深信不疑。许衡指出：尝谓天下古今一治一乱，治无常治，乱无常乱。乱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乱焉。乱极而入于治，治极而入于乱。乱之终治之始也，治之终乱之始也。
另一方面，诸多史家也承继了南宋义理史学中“经史互因”的观念，认为二者相互发明，不可偏执一端，所谓经述道而史明事，第以昔之经，而律今之史可也；以今之史而正于经可也。若乃治经而不治史，则知理而不知迹；治史而不治经，则知迹而不知理。苟能一之，无害于分也。“在此基础上，他们更提出了”经史合一“的观点，刘因指出古代没有经书和史书的区别，只是因为有了圣人的笔削，才出现了经，学史亦有次第，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郝经说：六经具述王道，而《诗》、《书》、《春秋》皆本乎史。“既然六经本为史书，所以在记叙先秦历史时当然可以从中取材，金履详所着的《通鉴前编》就是”一以《尚书》为准，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
同时，元代史家也认识到南宋义理史学趋于空疏的弊病，有意识地在扭转这种学风。他们指出，宋儒为学的弊端在于重“理”而不重“实”，但“实”并不阻碍体认天理，识认道德，反而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在史学领域中，元代学者不再将注意力集中于对历史事实的“义理”评价上，而开始关注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马端临之前，唐朝的杜佑曾着《通典》，阐释历代制度的发展兴衰，但是只记叙到唐天宝年间为止。《文献通考》共分24门（类），其中田赋、钱币等19门与《通典》一致，新增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这部书不仅补述了《通典》中很多未载内容，而且还扩大了取材的范围，包括唐宋诸臣奏议、诸儒的议论，成为研究宋代之前典章制度的重要史籍。值得注意的是，马端临着书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各个朝代制度的兴废来考察历史的演变过程和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他说：尝窃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以预言之矣。爰至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因，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从这段话可以清楚地看到马端临史学中的”经世思想。“虽然他一人无法改变元朝史学整体崇尚义理的趋势，但毕竟已经开始自觉地对其加以纠正了，这也开启了明、清两朝史学更加”务实的倾向。
元朝在南宋以后的三个朝代中，存在时间最短，又是蒙古族统治中国，所以相对而言，在史学上的成就并不很突出，而且其继承的色彩多于创新。明朝则不然，在近三百年的统治时间内，虽然史学上没有出现卓然自立的大家和光芒后世的名着，但是因为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诸多变化，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其一，在明朝前期，专制政权高度集中，与之相应，思想上也被定于一统，这就是在南宋后期被朝廷承认，元朝列为官学的“程朱学说”，具体表现于由官方组织人编撰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适应这种形势，编纂程朱学派的思想学术史也成为一种风气。很多学者延续了朱熹《伊洛渊源录》的体例，开始大规模地整理理学代表人物的谱系及其学术。如殷奎的《道学统绪图》，谢铎的《伊洛渊源续录》，宋端仪、薛应旗的《考亭渊源录》等。内容上，这类着述自当列入理学作品系列，但由于其主要针对理学史上若干重要人物的思想学术作渊源上的追溯，而且作者多为程朱理学后人，故当以义理史作观之。因此，从义理史学的角度看，明朝的《纲目》续编之作虽然不断涌现，但大多没有新意。而理学学术思想史的蔚然成风可以说使得“义理史学”呈现出了新气象，这类史着不仅为明末以黄宗羲《明儒学案》为代表的“学案体”的正式产生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不同“理学人物传记”，巩固了程朱陆杨这些宋代义理学者的尊崇地位，并将他们的很多学术思想普及给了世人，当然其中也包括历史和史学的观点。明代历史小说中，到处充斥着“道德”的说教和“纲常”的宣扬，不能说与之毫无关系。其二，明朝后期开始，政治上内忧外患的危情已经显露，经济上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学术自身的“空论”之弊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提倡“实学”的论调随之愈来愈高，受其影响，史学也表现出了较元朝更为显着的“经世”特点。在经史关系上，元朝史家已经表露出“经史合一”的意思，明朝的学者则直接明确了这个观点。李贽说：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钱谦益说：六经之中皆有史，不独《春秋三传》也。”王世贞、顾炎武也都有这方面的言论。此外，学者们在治学上也都不再将重心放在“内圣”的传统治学路数上，而是直接强调“通经致用”的“实学”，如顾炎武《日知录》中凡“赋税、田亩、职官、选举、钱币、权量、水利、河渠、漕运、盐铁、人才、军旅”等功利的东西悉数包括进去。李贽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上，更加注重那些富国强兵的文臣武将，如李悝、桑弘羊，卫青、霍去病等，这些人在“义理”的标准下，是没有丝毫地位的。
义理史学发展到清朝，可以说已经几近消亡了，不过皇家所修史书中仍然保留着一些义理特征，如注重《春秋》笔法，重视正统之辨、御批《通鉴纲目》等。但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和史学内部变化的需要，“实证治史”的学风更为突出，以至形成了“考据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