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际陈桱纂写的《通鉴续编》24卷。陈桱因《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皆终于五代，金履祥《前编》仅断自陶唐，所以该书遂以盘古至高辛氏为第一卷，以补金履祥《前编》所缺内容；以唐五代时契丹为第二卷，以补《通鉴》、《通鉴纲目》所缺内容。余卷均述两宋历史，始自太祖，终于帝昰、帝昺二王。所以该书虽名为《通鉴续编》，而结构却是“大书分注，全仿《纲目》之例”，故实可称为《续通鉴纲目》。
明代有胡粹中撰述的《元史续编》，该书“编年系月，大书分注。有所论断，亦随事缀载，全仿《通鉴纲目》之例。然《纲目》迄五代，与此书不能相接，其曰续编，盖又续陈桱书也”。
同时还有奉敕而修的《续资治通鉴纲目》。该书始撰于明景帝景泰六年（1455年），由陈循、商辂等仿朱文公例，编纂宋、元二纪，上接《通鉴纲目》，共为一书，以备观览，其后因英宗复辟而中断，至成化九年又开始编写，终于在十二年（1476年）着成，由商辂、万安领衔进呈《续资治通鉴纲目》27卷，起北宋建隆庚申（960年），迄元至正丁未（1367年）。
此外，私人纂修者还有许浩于嘉靖三年纂成《通鉴纲目前编》（3卷）和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南轩私修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25卷）。而在明朝，多以朱熹《通鉴纲目》、商辂《续通鉴纲目》、南轩《通鉴纲目前编》三书合刻，其中以陈仁锡评阅本最为流行。
第二，政治影响。从实际来看，《纲目》日显重要与朱熹理学思想逐渐受到重视有着紧密的联系。朱熹生前因为“庆元党禁”的关系并没有得到统治集团的欣赏。元仁宗时，规定在科举考试中要以朱熹之注解为主，程朱理学正式确立了官学地位，《纲目》的影响也从学术界扩大到政治界。至明清两朝，随着君主对朱熹思想的日渐推崇，《纲目》地位随之上升，续写《纲目》之作也被打上了“皇权”的烙印。康熙皇帝在给《纲目》所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朱熹……纲仿《春秋》，目仿左氏，义例森严，首尾条贯，足以示劝惩而昭法戒。煌煌乎典章之总会，而治道之权术也。“一句”治道之权术“的结论，直接道出了《纲目》的政治价值。也因此，康熙帝对之钟爱有加，早晚起居都手不释卷地阅读。乾隆帝为了将其中的内容和大义更有效地推广，规定在乡试和会试时”必令详引《纲目》中事迹人物，“君权至上，道德为本等有助于王朝统治的”义理“观念也随之深入人心。不仅皇帝对《纲目》深表赞赏，学者们对《纲目》的政治借鉴作用也持肯定之态。明人谢铎上书宪宗，称”《纲目》一书，帝王龟鉴，“将之作为君主维护统治的有效参考书。王世贞也说：考亭朱子因《通鉴》为《纲目》，黜魏帝汉，义例严正，真是非不谬于圣人。”并指出：《通鉴纲目》不作，则《尚书》、《春秋》之旨渐微。综合来看，从明开始的近六百年中，能够形成重视正统、维护君主、推崇道德的政治思想与《资治通鉴纲目》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第三，文学影响。《纲目》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小说上。唐宋时，讲史已经出现。“讲史”的底本被称作话本，就是历史小说的雏形。发展到明代，历史小说逐渐成熟。在此期间，《资治通鉴纲目》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体例上说，包括历史题材在内的小说主要是章回体，这种形式起源于《通鉴纪事本末》的“事目”，但也不能忽视《纲目》体例的影响。《纲目》体例是大字用“纲”言简意赅的表述历史事件，小字以“目”对之予以详细的说明，章回体的小说形式即与之十分相似。如《全汉志传》、《东西晋演义》就是“抄缀《纲目》，分条标题”的。
从内容上看，元明之前，仅有的几部“平话”，无论是在类型上还是时代上都略显狭窄。而《纲目》流传后，历史演义小说的题材和体裁都大大丰富起来，有以某个历史时期为主题的，如《三国演义》《东西晋演义》《南北史演义》等，有以某个历史人物为主题的，如《大唐秦王词话》《隋炀帝艳史》等，这显然得益于《纲目》记叙时间跨度大、史实多，给予小说家更为便利的选择。
《通鉴纲目》对历史演义小说的最大影响是在“主旨”上。明清的小说家们大都推崇《资治通鉴纲目》的“义理”。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说：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又说：至朱子《纲目》亦尤是也，岂徒纪历代之事而已乎？”余邵鱼说：自《纲目》作而后人心正。要之，皆以维持世道，激扬民俗也。“陈继儒也指出：朱紫阳《纲目》，系王于天，系命于初，明示天下以共主，虽不绝之绪，而衮钺凛如，读其词，绎其旨，令人忠义勃勃。”他们的这种认识也被贯穿于小说创作中，称自己所做小说为“按鉴某某史演义”。余邵鱼在自序中声称其作《春秋列国志传》“莫不谨按《五经》并《左传》、《十七史》、《纲目》、《通鉴》、《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熊大木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序》中也说：以王本传形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并在小说中引用《纲目》论断多处。显然，这些文学家自觉地以《纲目》之义理为创作之鹄的。而在这些小说中，也很容易地找出宣扬忠孝节义的纲常思想来。如《三国志演义》中的扬刘抑曹，《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岳飞忠君，而《隋唐演义》在每回开头，都有一段关于仁义礼智的道德劝告。宣扬”义理成为小说的主旨，当然有利于儒家政教的推行，但是也必然会影响到历史小说本身的文学特点，明、清二朝多数历史性质的小说在艺术水平上并不很高，与此不无关系。
（第二节）《纲目》与《通鉴》的相同点
由于《纲目》是对《通鉴》的改写之作，所以两本史着具有一些相同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详近略古
宋代史学家特别注重对上古历史的总结，刘恕的《通鉴外纪》，苏辙的《古史》，胡宏的《皇王大纪》，罗泌的《路史》，金履祥的《通鉴前编》等史着都是如此。但是，作为通史性的着作，无论是《纲目》还是《通鉴》显然对近代史更为关注。《纲目》总共59卷，隋唐有18卷，五代有5卷，共23卷，占总数的百分之39%；《通鉴》总共294卷，其中隋唐89卷，五代29卷，共计118卷，占全书的百分之40%。从上面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通鉴》和《纲目》都是本着“详近略古”的编写原则来着述的。这种倾向与宋代义理史家的“法古”明显存在着不同，更与“三代之治”的政治目标相悖。原因何在？直观地看，隋唐五代的史料远盛于前朝，这段时期的内容自然会比较丰富。但是司马光和朱熹二人的“重近”思想决非如此简单。北宋立国于五代之后，其前的王朝更迭异常频繁，所以当赵氏当上皇帝后，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大事。但是宋朝的建立既非依靠历代祖先积德所致，又不是通过长期战争征伐而来，统治经验比较缺乏。如果说，宋初三君主还可以在长期分裂、兵祸连年后通过“无为”政策保持皇朝稳定的话，到了社会矛盾日渐突出的仁宗朝，则必须要有新的治国之略来维护君权了，而隋唐五代可以说是再好不过的教科书。隋朝武功卓着，统一中国，结束了数百年的南北纷争局面，但却很快覆亡；唐朝有贞观、开元两大治世，仍然不免于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五代的开国君主都很有才略，然而长者十余年，短者数载，相继被灭，这些都是值得宋朝统治者深思的历史现象。所以，司马光着《资治通鉴》可以说是“适逢其时”，而以这几个历史时期为书中的重点也属情理之中。《纲目》取材于《通鉴》，自然也要“重近”。唯一有区别的是，《通鉴》关注的是近代的治乱兴衰，而《纲目》是为了义理说教。
二、以政治军事事件为主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着明确的撰述原则，他在卷69中说，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着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既然主要目的在于鉴戒，内容当然是那些可以集中表现历史兴亡的史实，政治、军事事件必为首选。所以，只要涉及到政治和军事，事情无论大小，司马光都予以记录；而对于军事特别是关系到朝代兴亡的战争，司马光甚至不惜重笔，详细描述。如楚汉垓下之战、刘新昆阳之战、三国赤壁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这也成为《通鉴》中最为精彩的内容。同样，《纲目》主体内容上亦与《通鉴》保持着一致，即也以政治、军事事件为主。从《纲目》的“凡例”中可以看出，其所载的十九大类历史事件都属于政治和军事性质的。在“征伐”条下所列举的七类军事事件，叛乱、僭窃、夷狄、遣将、师名、战、胜负则是条目最多的内容。《纲目》在史实补充上也是以此为原则的。先秦，朱熹补充了两条史料，分别是周赧王十七年（前298年）“齐韩魏伐秦，败其军于函谷关，河渭绝一日，秦割三城以和，三国乃退”和周赧王二十年（前295年）“东周君如秦”。前者是战国时期的重要战争，后者是秦朝强大的政治标志。两汉所补《通鉴》者约有六条，也都与政治有一定的联系：
八月，汉初为算赋。
以曹参为齐相国。
春，令郎中有罪耏以上请之，民产子复，勿事二岁。
二月，立王侯朝献郡国口赋法。
诏郡国求遗贤。
令郡国立高庙。
三、重视“礼”
《资治通鉴》中，以礼作为纪纲，治天下用礼，治军也用礼，并贯穿于社会方方面面。司马光在第一卷“臣光曰”的议论中开宗明义地说道：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枝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在借西汉高帝七年“叔孙通制理”事进一步论道：
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平卢节度使王志玄卒，裨将李怀玉杀其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史，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对此，司马光也以礼而论：
古者治军必本于礼，故晋文公城濮之战，见其师少长有礼，知其可用。今唐治军而不顾礼，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
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然后大宋受命。
很明显，司马光的“礼”就是儒家的纲常名教。朱熹对礼也十分重视，肯定三纲五常是礼的根本内容。他说：
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
天之道不出乎阴阳，地之道不出乎柔刚，是则舍仁与义，亦无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由于司马光和朱熹两人都十分注重人君在王朝兴衰中的作用，所以对那些有悖于“礼制”的君主，都持批评的态度。司马光将《通鉴》之始设定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就是暗含着对周天子“失礼”的责备，因为这一年，周王正式承认了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的诸侯地位。对于玄武门之变，司马光也以“立嫡以长”的原则否定了唐太宗的做法，并说这是李世民所做的一件“贻讥千古”之事。朱熹在《纲目》中也多次对君主违礼之举展开批评。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在谄臣的蛊惑下，建筑了宫殿和承露盘求取天水，同玉屑一起饮用，以求长生不老。《纲目》记之，春，起柏梁台，作承露盘。“其后，朱熹接连记叙了”三月，大雨雪，“夏，大水，人饿死”两事，这显然是对汉武帝的迷信做法表示不满，并通过自然灾异的发生明示汉武帝的“失政”。又如，朱熹在《纲目》中对君主出巡和回宫事很少记载，因为多数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从开元五年（717年）至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竟然连续记录了唐玄宗至少12次的“巡游”。表面上看，这只是普通的君主行为，实则是通过唐玄宗屡次出宫游玩讥讽其不恤国事，更为日后的天宝之乱和唐朝的由盛转衰进行了铺垫。
司马光强调礼，主要体现于事实的叙述和史实的评论。《纲目》则可以直接通过“纲”表示出想要强调的内容和褒贬的态度。因此，对于君臣之礼，《纲目》比《通鉴》更显突出。唐朝中后期是藩镇割据的时代，很多大将拥兵自重，不敬朝廷，而从乾元元年（758年）到大历十三年（778年），朱熹在“纲”中连续八次大字书写“郭子仪入朝”，通过记录这位对复兴唐室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将军朝见君主之事，清晰地展现了郭子仪的尊君思想，也间接批判了那些僭越礼仪、不尊皇帝的节度使，同时传达了朱熹对郭子仪的赞赏。这种写法相对于司马光将之散落于众多史实中，显然更为醒目。当然，并不是说凡是书写于“纲”的此类事件都是为了表现尊君，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朱熹在纲中记载了“春，正月，李茂贞入朝”事，其实是为了抨击李茂贞“陈兵自卫，数日归镇”的“不臣”举动。
四、重视天象灾异，排斥谶纬迷信
从《春秋》开始，对于天象和灾异的记载就成为历代史学家共同认可的一个原则。但就天象而言，又有着不同的内容，星象、物候变化称之为天象，而异事和灾害也被当作天象，后者往往为谶纬迷信提供了附会的例证。所以，选择哪些天象灾异书于史中就成为修史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对此，司马光有着自己的标准：
凡国家灾异本纪所书者并存之，其本志强附时事者不须也。谶记如李淳风言武氏之类，及因而致杀戮叛乱者，并存之，其妄有牵合，如木入斗为朱字之类，不须也。相貌符瑞，或因此为人所忌，或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谄者伪造，或实有而可信者，并存之，其余不须也。妖怪或有所儆戒，如鬼书武三思门，或因而生事，如杨慎矜墓流血之类，并存之，其余不须也。
从以上引言可以看出，司马光在这些所谓“异象”的选择上，不以是否符合道理为标准，而主要看与政治有无直接的关系，如果能给君主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即书之，如果只是虚妄之说则坚决不取，这也是胡三省所说“《通鉴》不取怪”的主要内涵。《纲目》对于灾异的择录准则与司马光有一致之处，即日食、彗星出现或者水旱灾害都加以收录，所以《通鉴》中有关此类的事件《纲目》中几乎都有，对《通鉴》所缺者也都加以补充。两汉以前，《纲目》增补了两条《通鉴》中缺失的有关彗星的天象记录。一条是周显王八年（前361年）“彗星见西方”，一条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彗星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