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不错，中国园林艺术以及建筑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人的审美情趣，产生了所谓的罗可可风格。当然，欧洲人并没有学到中国园林艺术的真谛，他们从中得到的启示仅仅是摒弃法国古典主义的勇气，其主要表现便是以不对称代替对称，以曲线取代直线，以凌乱对抗规整。实际上，中国的园林讲究的是在有限的空间中表现大自然的无限。移步换景，曲径通幽，这些中国园林艺术的原则和手法，欧洲人并没有学到手。
葛：18世纪末以后，随着“中国热”的降温，中国园林的影响也随之失去往日的风采。中国园林和建筑是在中国文化被欧人更加了解之后才贬值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被西方以武力逼迫得屈服的时候，欧洲人心目中的乌托邦消失了。中国园林的热潮很快过去，人们甚至为过去如此迷恋这个孱弱的民族而感到奇怪。中国园林没有变，变化的是欧洲人对中国的态度和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钱：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借助于科学技术，以蒸汽动力应用于制造业和海轮运输，由此造成了自从农业发明以来人类生活基本条件的最大改变。这样随着西方商人与旅行家的报道日增，以往耶稣会士笔下的理想主义报道即被忽视。商人们只对贸易和赢利感兴趣，向东方和中国索求的是财富，从而丧失了对东方文化的注意力。其中，1793年，这一年具有历史意义，法国进入大革命高潮，欧洲近代启蒙文化之自信亦随之达到高潮；同一年，英国马嘎尔尼爵士率领庞大使团满怀希望访华，因遭遇天朝封闭体制拒斥而失败。一年中发生的两件大事，构成欧洲改变对中国文化顶礼膜拜态度的历史性转折。马嘎尔尼使团回国以后发表有关中国的报道、书籍在英国纷纷出版，影响遍及整个欧洲。人们似乎恍然大悟，那由传教士和启蒙哲学家们渲染的令人仰慕的“理想国”原来竟如此落后、野蛮、腐败，千百年来竟然毫无进步……
葛：所以，19世纪的欧洲思想家越来越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看做是停滞不前、落后的，而且是顽固抵制基督教和西方生活方式传播的国度。当时的西方人对东方的印象极其糟糕。他们为其侵略行为制造舆论，用来表达对中国人看法的词一般都是“野蛮”、“非人道”、“兽性”。总的说来，19世纪英国浪漫作家对东方中国的印象不佳，也谈不上对中国文化的接纳。借助于鸦片、梦幻、想象力，柯勒律治在诗作残篇《忽必烈汗》里展示了神奇的异域风情，但在德·昆西那里则是一场恐怖的噩梦。德·昆西说如果被迫离开英国住在中国，生活在中国的生活方式、礼节和景物之中，准会发疯。在他眼里，中国人非常低能，甚至就是原始的野蛮人。所以他不仅支持向中国贩运鸦片，而且主张依靠军事力量去教训那些未开化的中国人。在浪漫诗人笔下，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同样是消极的。拜伦眼中的中国人是受到蔑视和嘲笑的。雪莱也把中国当做“未驯服的”的“蛮族”看待的。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后，英国很快走上了强盛与霸道之途，种族主义和种族优越论也逐渐在其国民中“深入人心”，贬抑中国之风亦随之愈演愈烈。狄更斯就通过他笔下人物的口说“中国怎么可能有哲学呢？”桂冠诗人丁尼生在一行诗里也说“在欧洲住五十年也强似在中国过一世。”由此可见一斑。
钱：当然，英国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并非总是助长英帝国对中国的强盗行径。兰陀在鸦片战争期间组织的一次宴会上即曾大谈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之邦，这在当时英人听来是何等的刺耳。当时的文坛领袖卡莱尔则谴责英国政府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对中国文化亦颇感兴趣。还有如小说家梅瑞狄斯等则在作品中寻求着东西方文化的契合点。
葛：颇值一提的是1893年，也就是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一百周年之时，英国历史学家皮尔逊发表《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书，反复论述有色人种、特别是中国人的“可怕”，由此促成了一种席卷西方世界的“黄祸”谬论的出笼。其间在英国甚至出现了一些描写中国人入侵英伦的小说。而萨克斯·罗默笔下的那个“恶魔大天使”傅满楚博士则是坏蛋中国佬的典型。英澳作家盖·布斯比和卡尔顿·多等也在许多作品中涉及中国主题，而否定性描写为其主导倾向。
钱：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难以弥补的精神创伤，欧洲人失去了自信心和优越感，不少人再次把目光转向东方，希望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文化中找寻克服欧洲文化危机的方式，加之一些明智的欧洲人重新阐释了中国文化，使得欧洲人在孔子、老庄和墨子学说中发现和谐、仁慈与和平、兼爱的观念。英国思想家罗素就认为，为了使中国能有机会提供拯救危在旦夕的人类文明的妙方，就必须证明中国文化对人类具有独特的价值，中华民族至少也不比西方民族低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是所谓“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教训和惩罚，而是对珍贵文明的野蛮摧残。
葛：确实是这样，一战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促进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透过东方文明去思考西方文明的出路。自1920年起，一些英国文学家、哲学思想家踏上中国土地，通过他们的眼睛看中国的现实，寻觅着他们理想中的中国印象。毛姆来中国追寻着古典的荣光，昔日的绚烂，渴求着那暮色里消逝的东方神奇与奥秘；迪金森有两个文化理想，一个是希腊，另一个是中国，他来中国后更深感中国之可爱，觉得中国是人类理想的定居之所；怀抱终身中国梦想的新批评家瑞恰慈前后有七次中国之行，因为中国永远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剑桥诗人燕卜荪感到中国每一个地方都好，叫人留恋不已；奥顿、依修伍德结伴东来，亲赴中国抗日战场，写下了流芳百世的《战地行》，思考着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国文化迷”哈罗德·阿克顿离开中国时觉得结束了“一生最美好的岁月”……另外，叶芝、卡内蒂等则在中国文化里获得了某些启示，乔伊斯作品里也有中国文化的“碎片”。
钱：其实，不管西方作家以何种方式来接近中国，从何种角度来观察中国，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把中国视为与自身相异的“他者”，都倾向于把中国想象为与西方不同的“文化构想物”，都热衷于把自己的梦想投射到中国。20世纪西方作家是怀疑和探索的一代，尽管他们因着不同机缘，不同身份离乡远游，但多半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怀疑与颠覆，出于对“他者”相异性的诱惑和吸引，个个走进了中国，而把中国确认为寄托自己梦想最合适的所在。不过，他们虽然怀着对自身文化的危机感、逃离感，怀着对异国文化相异性的强烈吸引和亲近感投向中国，但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和中国“融合”，无法不受自身视野的局限，也难以突破自身文化属性的限制。英国作家是这样，西方其他国家的作家也大致如此。
葛：回顾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史，我们注意到，不同时代、不同作家，或一个作家的不同阶段，在不同场合都有可能对中国文化说出不尽相同的看法。大概任何作家对异域文明的见解，都可以看做是自身欲望的展示和变形。罗素说过中国文化对于构建未来的人类文明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他的目的在于排除自身对西方文化失望的郁积，因而希望东方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并向西方公众大肆宣扬中国文明的光明面，事实上罗素在中国的日子并不都是欢快的，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也是褒贬皆有的，这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钱：西方人心目中异域文化形象很少固定不变，总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摇摆不定。就像英国当代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在《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文明观的分析》一书里所说的那样：“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念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趣的是，这些变化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中国更恰如其分的象征是变色龙，而不是龙。”西方作家之所以一往情深地渴望远方、别处，探寻异域文明，恰恰反映了他们对自己认识的深层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找作为他者的异域文明，也许正是另一种方式的寻找自我，是另一种变形的自我欲望。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