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logue：Dialogu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lish Writers and Chinese Culture）
钱林森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跨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主编
葛桂录本书作者，副教授，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候选人
葛：钱先生，我能有机遇参加由您主编的这套《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的撰写工作，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挑战。近数年来，我在您指导下一直致力于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这部《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撰写可算是一个小小的汇报和收获。我越来越觉得梳理和考察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非常重要，也非常不容易。
钱：得知你执笔的《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即将顺利完成，我很高兴。谈到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考察，确实意义重大，可以说，它是研究中外文学和文化关系不可或缺的一环：既是这种研究的必要前提，又是这种研究的必然深入。要求研究者具备相当丰富的中外文学和文化知识的积累，所以我所邀请的各卷主笔都是国内比较文学界具有相关积累和成果的专家，对你这样的青年学人来说，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学习和提高的好机会。我当初设计这套丛书的初衷是，通过国别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梳理，力图展现中外文学与文化双向交流的历程，在跨文化对话中，把握中外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精神实质，从而揭示出中外文学关系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你的书稿具体考察了中国文化对英国作家的影响，这也是我国比较文学界前辈的研究路数，范存忠先生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三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拜读过范先生的相关著述，获益匪浅，我认为前辈的这种研究套路仍然是我们应当效仿的榜样。
葛：我也注意到，那些学贯中西的前辈学者，如陈受颐、方重、范存忠、钱钟书等，他们当年在欧美著名学府攻读高级学位期间，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中国文化在英国的影响或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这样的研究课题作为学位论文。如陈受颐的《十八世纪英国文化中的中国影响》（芝加哥大学），方重的《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斯坦福大学），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英国：从威廉·坦普尔到奥列佛·哥尔斯密斯》（哈佛大学），钱钟书的《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牛津大学）。此外，还有梅光迪、张沅长、周珏良等人也都写有相关文章。萧乾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编有一本涉及中国题材的英文作品集《千弦之琴》（A Thousand Strings），颇受英国各界欢迎。毫无疑问，以上这些著述奠定了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的坚实基础，无论是文献发掘整理还是在文本分析探讨方面，都取得很高成就，有许多地方是后来的研究者难以逾越的。
钱：确实是这样。但是我注意到，这些学界前贤的研究范围都设定在18世纪及其以前的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而你在书中却花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论及19世纪、20世纪的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应当说，在前辈开拓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因为它是目前国内学界有关这一课题研究比较完整的一部著作。
葛：说实话，如果没有这些前辈学者的研究做铺垫，我真没有什么信心来写这部《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写这部书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首先是资料的来源问题。限于客观条件，我只能借助于国内图书馆的原文资料，好在几乎所有重要的英文资料我都找到并认真阅读了，这方面特别是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对我的帮助最大。前辈学者的治学严谨也令我钦佩。我写这部书时深受他们的影响，力求遵循学术规范，所有论题皆努力从原创性材料出发，国内较好的中译本也当参照。由于篇幅的限制，还有不少英国作家，如梅瑞狄斯、王尔德、叶芝、乔伊斯、瑞恰慈、阿克顿、萨克斯·罗默、盖·布斯比等等，对中国文化都有不少新鲜见解，没有一一论析，好在我的博士论文可以继续研究。
钱：但愿不久就能够看到你的新收获。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确实需要花工夫去梳理和探究，希望你在这一研究领域作出成绩来。
葛：我会尽力的。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跨文化接受与民族性格的关系这一问题。英人“岛性”极强，心理上的排外性极浓厚。他们总看不起别国人，目空一切。日常生活中，他们无论谈起什么，总是称扬英国在这方面是最伟大的（the greatest）。当英人称赞某样东西时，其最高的表扬总是：So English（真英国味）！19世纪英国著名批评家赫兹列特对自己民族性格就做了痛快淋漓的解剖。老舍在《英国人》里也对英国人自以为是的傲慢多有描画，说他们甚至认为没有那么多的雾的天气，根本称不上真正的天气！
钱：提到“雾”，就想到了你这本书的书名。英国多雾，伦敦就被称为雾都，这恐怕是一般人对英国的主要印象之一。你执笔的这部《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书名叫“雾外的远音”，是不是也取自这样的意象。
葛：有这方面的考虑。选取这样一个书名，是试图把它作为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个写照。英国和中国，一个处于极西，一个位于远东，地理上的距离很远，当然是相对于欧陆国家而言的。这样就不容易听见对方的声音；而大雾笼罩，看外物的视野又受到限制。相对来说，中英直接交往就比较滞后，其程度（尤其是文化交流方面的）也多不够深广，因而历史上英国对中国一直比较陌生。当然，如今交通便捷，信息顺畅，两国直接交往已没有什么阻碍；另据报道经过环境治理，伦敦的大雾天气也有很大改观，似乎视野由此开阔了。然而，地理距离可以缩短，而要克服心理上的距离一下子还不那么容易。同样，大雾可以消除，但心头之雾（“误”）则不易散发，这正是跨文化交往过程中亟待突破的难题，但愿由“误”而“悟”，互识互补。而倾听雾外的远音，朦胧恍惚，可能会觉得新鲜，令人遐想；同样也可能是种威胁，感到恐惧。这也是英国作家对东方（中国）世界的两种心态。
钱：你说得有道理。“距离”未必是坏事，“距离”还能产生“美”，能够促进互相吸引，谢阁兰就有这种认识，当然这也是有条件的。我主编这套《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就是要全面回顾和总结外国作家在不同时期与中国文化碰撞、交流的历史进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发现那些“距离”形成的原因与实质，进而寻找克服的策略与途径。
葛：有的“距离”好似深渊，因为它纯粹出于偏见。西方人对待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不论是“宽厚仁慈”还是“鲁莽粗暴”（毛姆笔下这两类人很多），都免不了要露出他们骨子里的那种文化优越感。而相比较而言，英国的偏见更多。刚才提到的民族性格恐怕是一个原因。比如，英国著名的《笨拙》杂志在1858年4月10号上刊登了题为《一首为广州写的歌》的诗，还有一幅漫画，上面是一个未开化的中国人，背景是柳树图案。这首诗歌对约翰·查纳曼（John Chinaman，中国佬）极尽谩骂丑化之能事，声称约翰牛（John Bull，英国佬）来了机会就给约翰·查纳曼开开眼。
钱：英国人眼里的中国人竟然这样，当然有其社会历史原因，你在书中也做了分析，这里不再多说。任何国家对异域形象的看法总是褒贬兼顾的，其原因我们下面再说。英国关于中国的知识和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往往得自于欧陆，尤其是法国。相对而言，英国舆论主流对中国的评论偏低。不过，如同欧陆作家一样，英国作家对中国文化也是赞扬者有之，讥讽者有之。两者我们都要做冷静分析。站在现代人立场上看，讥讽批评的往往也有不少精辟之论，当然也有偏见十足的言词，就像你刚提到的《笨拙》上的那首诗一样。赞扬的又往往出于异国情调的向往，这种文化心理由来已久。13世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游记》被称为描述Cathay（契丹，即中国）文化的“大史书”，为欧洲提供了大量有关中国富裕强大、文明昌盛的信息，这在当时相对落后的欧洲引起无穷的联想与震动。
葛：在欧洲中世纪比马可·波罗的《游记》流传更广的是另一本书，即那本写于十四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曼德维尔游记》。这也是英国作家感知中国文化的开始。虽然在此之前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篇“侍从的故事”，已经描绘了蒙古大汗及三件东方法宝，但其作品中的东方还只限于印度。曼德维尔不过是个“座椅上的旅行家”，但人们丝毫不怀疑他那本虚拟游记的真实性。
钱：的确如此。在地理大发现之前，马可·波罗写实的游记与曼德维尔虚构的游记，就是欧洲人拥有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真实与虚构相连，历史与传奇难分，这是中西初期文化交往表现出来的特性。随着中西交通的拓展，天主教传教士的东来及其关于中国著述的刊行，加之“中国礼仪之争”，促使欧洲思想界对中国文化予以普遍关注。如果说，在欧洲人眼里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所呈现的中国是东方的一个富有传奇性，充满异国情调的令人向往的国度，那么17世纪后半期以来，由于来华耶稣会士的报道，中国渐渐成为一个富有智慧与道德的邦域，整个欧洲到处可以听到赞美中国的声音。欧洲作家正是通过这些来华传教士的著述，才认识中国的。
葛：英国作家中最早赞扬中国的是罗伯特·伯顿（1577～1640）。他是当时英国的一位博学之士，并写了部不朽的著作《忧郁的解剖》。他把世上所有政治、宗教、社会以及个人内心的种种矛盾都看做是或者概括为一种病，即“忧郁”。他为诊治这些无处不在的流行病，开了不少“药方”，其中就包括东方的中国文明。他认为繁荣富庶、文人当政、政治开明的中国正是医治欧洲忧郁症的灵丹妙药。除了勃顿，约翰·韦伯（1611～1672）也认为中国人来自“上帝之城”，并从中国发现了人类的初始语言。托马斯·布朗（1605～1682）则以其医生的科学精神对中国那些精美瓷器的制作工艺详加考订。可以说对17世纪的英国人而言，富庶强盛的中国无疑是上帝创造的一个新世界。
钱：17世纪后期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非常重要。1687年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年代。这一年有个南京人沈福宗访问了英国，结识了牛津大学的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并受到盛情款待。传教士柏应理在巴黎出版《大学》、《中庸》和《论语》的拉丁文译本，也是这一年，中国的儒家学说从此在欧洲广泛传播。从那时起，西人普遍关注起中国的精神文化，这你已经注意到了。
葛：是的。英国散文名家威廉·坦普尔（1628～1699）就仔细读过柏应理等人《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译本，并特别欣赏儒家所主张的“为政在人”的思想。在他看来，中国的一切，都足以而且应该成为英国的楷模。他是17世纪称颂中国最起劲的英国人。坦普尔还具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他的那句“从中国一直到秘鲁”，几乎成为18世纪一般文人的口头禅。那位大名鼎鼎的约翰逊博士说过同样的名言：“要用远大的眼光来瞻顾人类，从中国一直到秘鲁”。20世纪的大诗人叶芝在其诗里也说：“从中国到秘鲁的宝座上，坐过各种各样的皇帝……”。
钱：坦普尔确实是中英文化关系上的第一位重要人物。他的视野是开阔的，他说过那些遥远的民族不但可以提供一种异域生活的景象，而且可以启发对自身的反思。他的意识也是先进的，他讲由于商务往来，各种不同教义、习俗与仪式相互影响，各国人民加强了和平友好的联系，好像变成了“世界公民”。
葛：抛开乡土观念和民族偏见，做一个世界公民，这是何等博大的襟怀，何其诱人的理想。早在希腊罗马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西塞罗、普罗塔克等先哲就有所涉及。英国作家中，培根、坦普尔、约翰逊、艾狄生等都发表过相似的见解。而那多才多艺的哥尔斯密更是将他最初刊登在《公簿》报上的“中国人信札”，结集印行成一本厚厚的《世界公民》，成为18世纪利用中国材料的文学中最主要也是最有影响的作品，是中英文学关系史上很值得纪念的事情。
钱：哥尔斯密采用“中国人信札”这种形式，当然并非他的独出心裁。18世纪欧洲文坛，借用古老的中国题材，注进现实的批判内容的作品有不少。就法国而言，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不同文体的作品中，借助中国事务，营造浓郁的东方情调（异国情调），针砭社会弊病，形成了他那嬉笑怒骂、犀利机敏的战斗风格。还有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阿中央斯的《中国人通信》等，都假托中国人（东方人）出游西方，以中国人（东方人）的眼光来观察西方社会，对欧洲文明的腐败现象进行批判。
葛：18世纪的不少欧洲作品采用的都是这样一种模式，即借“他者”（当然是理想化的）来对自身的社会状况等大发感想与评论。这一传统在英国文学里延续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比如19世纪散文家兰陀（1775～1864）就假托中国皇帝与派往英伦视察的钦差庆蒂之间的对话，批评了英国社会现实的混乱与不协调。20世纪的英国作家迪金森则写了《约翰中国佬的来信》和《一个中国官员的来信》，重现了18世纪欧洲人心目中的那种乌托邦中国的图像，以此批评西方文明。
钱：这其实也是一种异国情调。18世纪欧洲“中国热”追求的更是这种异国情调。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的园林艺术。那时在欧洲各国建造了不少中国风格的园林和建筑。刚才我们谈到的威廉·坦普尔爵士就别具慧眼地发现了中国园林的不对称之美，他创造了一个词“Sharawadgi”来表达这种有别于欧洲讲究规则对称的美。这个词在艾狄生看来，“乍一看让人浮想联翩，只觉其美不胜收而又不知其所以然”。我看到你在书里对此做了详细介绍。
葛：是的，谈及中英文化交流，没有不谈中国园林艺术在英国影响的。坦普尔之后，艾迪生、蒲伯、约翰逊、哥尔斯密等英国作家都对中国园林艺术给予关注。有一个研究观念思想史的学者勒夫乔伊还提出了一个令文化与文学史学者无法忽视的话题：英国或欧洲的浪漫主义，是否曾受到中国园林艺术的某种启发？他的细致追溯证实了这一点，即欧洲新的浪漫主义审美理想的形成，与中国园林艺术的影响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