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等人对孔子学说的介绍功不可没。其著作《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英译本名为《孔子的道德哲学——一个中国哲学家》（The Morals of Confucius，a Chinese Philosopher），该译本于1691年出版后，书中孔子的道德学说，追求理性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不少英国人。可是在沃顿看来，孔子的这些学说并没有什么了不得，说来说去不就是一些普通的道德问题吗，凡有一点生活常识的人，都能够说出来。他又引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的话来证明中国人的天文历算不够精确。因为南怀仁掌管过钦天监——这是研究天文历法的专门机构——说过中国皇帝到了晚上还不能遥望天上星星的位置来推测时间，甚至还不会运用身边的星盘。因而沃顿说：“这可以证明中国人对于这些学问，是毫不精明的；似乎我们可以说，连这些日常的事物都不能了解，则很少能提高推测思维能力”。William Wotton，Reflections 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London，1745，p.146.可参见艾德蒙·莱特《中国儒教对英国政府的影响》一文，中译文载《国际汉学》第1期，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沃顿认为中国之所以在欧洲享有些名誉，全是因为卫匡国、金尼阁等一帮人的宣传和夸大。中国虽然并不是什么懒惰和愚钝的民族，不过到底还是没有什么高深的学术：“因为，如果他们真是潜心地从事于高深的学问，又据他们的史书所载，积时甚久，那么我们对于他们的进步，必定已经早有所闻，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沃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既然欧洲的传教士可以靠粗浅的医理和算学而在中国朝廷身居显贵，被称为是渊博之人，那么外间所传的中国人何等博学的那些说法，就永远不可相信了。”这里说的是西方传教士凭借一些科学知识服务于中国宫廷的情况。沃顿还说，“中国人也许在经验上获得了一些知识，正如印第安野人曾从经验得了知识一样，然而如果说到他们能在哲学上有何可以称道的造诣，那必定是无稽之谈了。”这里更是把中国人等同于不开化的野蛮人了。
至于中国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沃顿同样加以驳斥。所谓五行相生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克是：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火。这些都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因素。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之说对古代天文、历数、医学等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沃顿当然不了解这些道理，还从当时关于中国医药论著的译文中引了几页来说明中国人是多么的愚昧无知。
略早于沃顿的另一位英国作家威廉·匿克尔斯（William Nichols，1655～1716），是正统宗教思想的代表。他写有一本《与有神论者的谈话》（Conference with a Theist，1699）就志在卫道。书中有一段关于中国的记载，攻击中国的宗教与道德。他说，你们那些有神论者一向称许中国为历史久远、初民知识显著的国度。接着匿克尔斯假造了一个开天辟地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中国有个神，叫做“天”（Tayn），住在天国，以睿智闻名；为了建立世界秩序，他创造出了第一个男人“潘森”（Panson）和他的妻子“潘森内”（Pansone），他们两个又生了十四个子女，其中有一个叫做“谭亨”（Tanhan）的，是一个伟大的博物学家，还是个医生；后来，天倒下来了，他们都被压死了。然后，那个万能的“天”又创造了另一个人“洛济赞”（Lotzizam），他有两只角，身上有奇怪的臭味儿，生有男男女女，分布在世界各地。讲到这里，他说，你看，中国这个开天辟地的神话多么荒诞不经。
当然，匿克尔斯讲的这段故事很难说是凭空捏造的，因为在他之前早有此说。匿克尔斯反对自然宗教，而有些人认为中国正是自然宗教的典型，因而他才讲了上面这个故事，以证明中国的天地创造说是多么的不近人情，进而又怀疑中国的古代史事之与《旧约》的记载相冲突的地方。他说，“在所有立法家和哲学家之中，只有摩西一人才给我们一个明智而又合理的开天辟地的故事。”这或许就是当时英国宗教界通行的意见。当时主张自然宗教，反对天启宗教的人，都把中国看做护身符和标准。比如说当时有个叫廷德尔（Mathew Tindal，1657～1729）的人就是英国著名的自然神论者。他写有一本被称为“自然神教者的圣经”的著作《基督教抗原》（Christianity as old as the Creation，1731），其主旨就是反对神的启示，反对基督教里谈“启示”的部分，认为所谓启示不但是不合理的，而且也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引起幻觉、迷信和陋规，主张用理性去解释《圣经》。而对于孔子的学说，廷德尔说：“我根本不认为孔子的教条与耶稣的教导有什么区别，而认为前者平易通俗的教条有助于人们理解后者更晦涩不明的教导。”廷德尔的这些言论当时为传统基督徒所不容，而像匿克尔斯这样维护英国正统宗教的人，采取这样一种诋毁策略，也就不难理解了。
除沃顿、匿克尔斯以外，还有一位是大文豪蒲伯的朋友，叫弗朗西斯·洛基尔（Francis Lockier，1667～1740），他对中国文明也多讥贬之词。我们可以从约瑟夫·史班斯（Joseph Spence，1699～1768）那本《趣闻轶事集》（Anecdotes）里看到，洛基尔曾于1720年之间说：“确实说来，中国人并不如通常听说的那般明慧——他们有天文学、有火药、有印刷术，已经有两千年了，那倒大概是可信的。可是他们经历了这么久，又何尝对于这些事物有一点点的改进呢！”
洛基尔还谈到了明末清初的中西历法之争，这在当时是一个引起轰动的事件，不少欧洲人曾对此发表评说。历法是依据天象及人为规定，判别节气，记载时日，确定时间计算标准等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历法不仅包括了一年中的月和每月中的日的分配，闰月、闰日的设置，节气的安排等内容，而且因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观念，它还影响着人们日常的行为举止，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所以，中国历来十分重视准确推算和预测日月星辰的运行。事实上，中国历史上若干次改历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预推日食有误。直到17世纪初，明代中国一直是以《大统历》和《回回历》两者参用。而它们由于历时久远已经有明显的积累误差，因而朝廷内外曾数度出现改历的议论。经过明末徐光启举荐，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传教士先后被召到北京，协助修历。至清代，汤若望奉命继续修治历法，测验日食，并被授钦天监正职。“西洋历法”之移植中国，自始至终都遭到极大阻力。朝臣杨争光就地取材说：“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后来杨争光参劾汤若望和其他西士三大罪状里就有一条是历法荒谬。后来，刑部宣判主犯汤若望拟处死刑，从犯南怀仁等各杖责一百，押解出境。可是就在宣判翌日，正值预推日食发生。于是朝廷决定采用三种方法，即《大统历》、《回回历》和西洋历法，来证实各自预推的时刻。结果，日食准确地发生在南怀仁所预测的时刻，而用《大统历》、《回回历》方法所预测的结果分别有一刻钟和半小时的误差。然而西洋历法的准确结果丝毫未减轻对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的处罚。后来只是由于其他因素，汤若望才免一死，另五人处斩。
洛基尔正是依据中西人士的这些预测结果，就此断言中国人的历法一点也不准，在耶稣会士来到之前中国人还不能编制历书等等。除此以外，洛基尔还说中国人的技师也是很不中用的，他们尽管常常爱提倡和平的精神，但他们却是世界上最坏的士兵。他们虽然有两千兵士守护着著名的长城，可是鞑靼人不是也长驱直入吗？我们记得笛福口里也说过类似的话。还有，洛基尔又说，中国也有些经典著作，听说全是两千年以前或更古时期写的，不少人总以为是一个大型的对折本，而熟悉情况的人告诉我们说，其分量还不及《旧约》开头的五卷（即《摩西五经》）。无需多说，这自然更属井蛙之见。
在当时批评中国文明的英国作家中，拥有更大声誉的是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他是英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是提出“存在就是被感知”这一命题的伯克利主教。他说，物质并不存在，天地间形形色色的只是一些意象而已。据说有一次约翰逊博士同一个主张贝克莱论点的人谈话。当那位先生告别时，约翰逊对他说道：“先生，请你不要走；因为我们可能会把你忘了，不想你了，而你呢，就因此不存在了。”贝克莱不仅坚决反对自然神学的哲学理论，也对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持有怀疑态度，甚至不相信中国的历史有那么悠久，也不认为中国科学有什么高明之处。他曾写过一系列的哲学对话，其中一篇里某对话者引用《论语》里孔子的话：“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并说这也是合乎当时欧洲道德观的。但在另一篇对话里，也反映了当时流行的观点：说中国人好奇轻信，好追求点金术、长生术、星象学、算命等等。
1732年，贝克莱出版了《阿尔希佛朗，或渺小的哲学家》（Alciphron，or the Minute Philosopher），其中通过阿尔希佛朗与奥佛拉诺的对话，批评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书中他对自由思想家哲学的狭窄或“渺小”进行了抨击，后者声称自己独享知识思想力度——“阿尔希佛朗”意为“意志坚强”。
自由哲学家阿尔希佛朗是天启宗教的反驳者，而基督教信仰的主要教义在孩提时代就开始被保育员、中小学老师、牧师们反复灌输到人们的大脑中，要想从天启宗教的内在描述来批驳它，很难说服那些思想已经受到如此玷污的大脑。因此需要通过某些外在描述或事件来研究这种宗教，将启示理论与某些古代异教作家的间接描述进行对比，从而揭示两者之间有多么不协调。阿尔希佛朗问道：如果我们相信摩西，我们是不是要承认世界创始于将近六千年以前呢？对此他得到了比较肯定的回答。既然如此，那么如果在其他古代记录表明的世界历史比这一时期还要早几万年呢？如果说埃及人和中国人有记录的历史早至三万或四万年前呢？如果说这些国家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之前的四万八千年间已观察过一千两百次日、月食现象呢？如果说中国人在犹太人的开天辟地之前也已做过许多观察了呢？难道我们应该对所有其他国家、那些世界上最著名、最古典、最博大的国家的描述和记载置之不理，而对犹太教的立法者盲目保持尊重吗？对此阿尔希佛朗得到的答复却是：如果理应对这些置之不理，我们为什么不弃之不理呢？
阿尔希佛朗还说，当我想到中国人保持了四万多年的编年史，想到他们是一个博学、机智、精明的民族，好奇心强，热衷于艺术和科学，当我想到这些时，我承认我不由得对他们的历史记述能力感到钦佩。
奥佛拉诺则对此有这样的见解：不论他们所处的环境和他们的政治原则为他们提供了怎样的有利条件，似乎他们的博学或精明还不足以使他们在科学上赶上欧洲人。如果我们可以相信金尼阁和其他作家的话，中国人的一般品格应该是这样的：他们对许多无聊琐事好奇心很强，易轻信，热衷于寻求点石成金术和长生不老药，热衷于占星术、占卜和各种预感。他们对于自然界和数学的无知，可以从耶稣会士们利用那些知识在他们当中取得的巨大成功这一点上明显地看出来。接着，奥佛拉诺提醒阿尔希佛朗说，像你这样的聪明人，像你这样常常怀疑一切是否超越常规的人，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前不应当认为那些编写史是真实的，那里面竟然记载着诸如太阳十日不落、黄金雨共十三日这类奇怪的事。
奥佛拉诺当然是贝克莱的代言人。他的言论所据其实也是耶稣会士们的著述，只不过他选择的是那些著述里对中国不利的材料，就像那些颂华派作家仅选用传教士报道里所展示的中国文化光明面一样。
诚信视野中的中国商人
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中曾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这样一种对中国不利的看法，有一个重要的材料来源就是安森的著述。
乔治·安森（George Anson）是一个伟大的战斗英雄，因而他的作品在英国总能广为流行。1748年他出版了《环球旅行记》，把其所有的偏见都写在了这本描述他航行的畅销书里。因而我们可不要小看这本书，这是当时否定中国的一本非常有影响的书，在欧洲各大图书馆里，在欧洲任何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的著述里，都可以发现它的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