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徐杰舜教授
施宣圆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国的汉民族是一个拥有12多亿人口，历史连绵而悠久，文化发达而多彩的世界第一大族。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徐杰舜教授长期致力于汉民族研究学术领域的开拓，20世纪80年代他在民族学与历史学的结合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于1992年出版《汉民族发展史》，结束了汉民族没有专史的历史，填补了中国汉民族研究的空白。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学习和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积极探索，努力创新，于1999年主编出版了130多万字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再次为中国汉民族研究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最近，记者应邀出席了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人类学本土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门采访了担任这次会议秘书长的徐杰舜教授。
施宣圆（以下简称施）：人类学是一门年轻而又古老的学科。从其成为一个专门学科的100多年来，由于它巨大的科学影响和学术成果。在西方国家已成为研究人类文明和比较文化。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心理关系的基础学科。人类学传入中国已近百年。众所周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它曾有过一段辉煌，现在它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徐教授，您能谈一谈它的学术背景吗？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从20世纪初到现在形成了一个马鞍形，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为代表的一个发展高峰，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被打成“资产阶级学科”的低谷，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北京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举办为代表的新发展。
人类学为什么能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获得新的发展，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学术的发展需要人类学。对此，我个人有切身的感受。无须讳言，我们这一代民族学学者是在苏联斯大林的民族理论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我个人的研究过去受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影响很深，这在我撰写的《汉民族发展史》和《从原始群到民族》以及《中国民族史新编》中都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这种受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民族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刻板性，人们不是从社会实际中去提炼、概括和升华理论，而是把民族学的理论当作一个公式去套用。这一点在民族问题理论的研究上特别突出，所以尽管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有近20种不同版本的教科书，但除了体例上的不同外，大多是你抄我，我抄你，都是一样的“麻子哥”。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族问题理论的发展像走进了死胡同一样，很难进行创新了。而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却不是刻板的公式。熟悉人类学发展史的人都知道，人类学学科是靠田野调查起家的，人类学界有价值的著作、有影响的理论基本上都是对田野调查的提炼、概括和升华，如泰勒的《原始文化》、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等等。可以说人类学各种学说、学派的出现，无一不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和升华的结果。可见人类学理论不是刻板的、停滞的，而是鲜活的、发展的。通过这种对比，学习和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促进中国学术的发展，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成为发展学术的需要。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人类学在中国重新崛起就成了必然。
施：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使得人们不得不把目光集中到人类学本土化的问题上来。对此问题，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您有何见解？
徐：确实，我认为人类学的本土化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焦点，对此问题，尽管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人类学发展的焦点是国际化，而不是本土化；有的认为提本土化已过时；有的甚至反对用“本土化”一词。但是，从学术的发展来说，西方任何一种理论传播到中国都有一个和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即中国化的问题，中国化就是本土化。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人类学理论，必须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否则的话，只把人类学理论当作一支箭，像毛泽东批评的那样，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日：‘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与中国社会实际不发生关系。而人类学理论要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也就是人类学研究必须本土化。对此，我认为是不应该有什么怀疑的，也没有必要争论不休。
施：我很赞成您的这个看法。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人类学本土化应该如何“化”？
徐：人类学本土化究竟应该如何“化”？我觉得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抓住了关键。我在主编《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一书的“跋”中曾有论述。我认为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的“化”有三个使命：一是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众所周知，中国连绵不断上下五千年（有说上下一万年）的悠久历史是举世无双的。但是，几千年来，对中国历史文献仅限于训诂、校勘和资料收集整理，近代、现代的学者也往往只重史料的考证，忽视对经过考证的材料的理论升华。今天我们要“以史为镜”、“以史为鉴”，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就必须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重新审视、重新整合，作出新的解读和分析，从中概括出新的论题，升华出新的理论，使人类学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接受一次洗礼。二是对中国的现实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伟大变革，这就为人类学提供了最大最丰富的田野研究场所。中国人类学工作者应该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对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空前的社会经济文化大变迁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从中提炼、概括和升华出人类学新的理论，使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的变革中发挥作用。三是要把中国历史文献的人类学解读与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考察结合起来，使人类学在这种结合中得到新的升华。这是人类学本土化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他途。
施：根据您的这个认识。是不是可以说您主编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这本书是您对人类学本土化研究所作的一个尝试呢？
徐：完全可以这样说。我在前面已说过，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我所撰写的《汉民族发展史》深深地打上了斯大林理论的学术印记。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面对人类学在中国重新崛起中所出版的大量有关人类学的译著，面对中国民族研究中种种不能尽如人意的状况，我对中国的民族理论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我感到，由于受斯大林民族理论刻板性和停滞性的长期影响，使中国的民族理论研究陷于困境：一是中国的民族理论无法建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二是中国的民族理论无法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交流和沟通，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使中国的民族理论陷入一种与国际学术界无共同话语的孤立地位；三是中国的民族理论在实际应用中往往使复杂而生动的中国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公式化而使人乏味，或往往容易造成误区而影响中国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四是中国的民族理论面对中国从古到今生动、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无从下手进行科学的总结和概括，升华出规律性的东西来。
面临这样的学术困境，我下决心进行学术转型，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汉民族研究。我的这个学术转型不是一个晚上完成的，而是经历了近十年的努力，可以说《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一书从选题到撰写到出版的过程就是我学术转型完成的过程，也是我尝试人类学本土化的一个过程。
施：您的这个“学术转型”十分可贵！可以说有了这个“转型”才有新的学术成果。这在您的学术道路上可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徐：是的，1986年《汉民族发展史》交稿后，我一直在思考汉民族研究如何深入的问题。考虑再三，也请教了不少学者，尤其是1993年3月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就汉民族研究作访问交流时，得到了著名的人类学家乔健、谢剑等教授的指导后，我才豁然开朗，明确了汉民族研究的走向应该从历史走向现实，从面向过去转为面向当代，即从对汉民族进行历史的审视转为对当代汉民族进行考察。于是，我于1994年下半年提出了当代汉民族研究计划，一方面开始对华南汉族中的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闽南人、福州人、平话人、柳桂人等不同族群进行田野考察；另一方面寻求合作者对全国不同地区汉族的不同族群进行田野考察。我们于1996年、1997年分别在南宁和上海召开了两次当代汉族学术研讨会，从开始以“汉族历史文化”为主题到转为“对汉民族进行人类学分析”为主题，并确定分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七个大区，既运用历史文献又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分别对汉民族的历史、方言、族群和文化进行人类学的分析。
施：在《雪球》座谈会上，您与副主编陈华文、周耀明、徐华龙都在座，会上许多专家发言，他们认为《雪球》是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研究中的一部创新之作，填补了运用人类学理论研究汉民族的空白。我看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徐：《雪球》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一方面尽可能充分注意到运用中国历史文献，对各地区汉族发展的历史、对各汉族方言形成的历史，对汉族不同的族群形成的历史进行了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对汉族不同族群的人文特征和文化进行了人类学的田野考察，这正是符合人类学本土化的要求。《雪球》是我们这些有志于人类学研究同行辛勤耕耘的成果，如果说《雪球》有一点创新的话，正是因为它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使汉民族研究“别有洞天”。前面我说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考察，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是人类学本土化的必由之路，《雪球》的撰写、实践正是它的一个总结。
施：《雪球》这本书确实既是汉民族研究的一个新突破。又是人类学本土化的一个示范。最后我想问您为什么要用“雪球”作书名呢？
徐：您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1998年7月《雪球》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时书名用的是《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在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胡小静和施宏俊两位先生交谈时，他们提出能否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书名作进一步的概括，如美国人类学家鲁恩·本尼迪克特写《菊与刀》一样，对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作一个形象的比喻。我听后大受启发，几经斟酌，觉得一方面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另一方面汉民族“多元一体”的族群结构也像雪球一样，从整体上看是一个雪球，从局部上看又是许许多多雪花和雪籽，故而决定以“雪球”作为书名，“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作为副标题。现在看来，《雪球》之名确实是本书的画龙点睛之笔。
【原载《文汇报》1999年10月30日】
施宣圆：《文汇报》学林副刊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