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成型的人类学家，并不能说是天生的。生成型的第一个要素是生性的倾向，关于人的本性问题的思考，在20世纪的初期，文化决定论还是生物决定论有过争论。古代人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如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后来到孟子有性善说，荀子有性恶论。到底是生物决定还是文化决定，这并不是马上可以解决的问题。在我的体验当中也无法解释，我只能提供经验上的一些小事，徐老师和同学们帮助分析一下。比方说大概在五六岁的时候，我和邻居一个小朋友去玩，那个小朋友说好先回家一会儿，然后再来玩，但是他就不来了。我感觉到这简直不可理解，为什么他说话不算数。我如果对人说回家一会儿，肯定会来的。这就是说他和我两个人不一样，那么如果我们两个人的灵魂交换一下，我的灵魂进入他的躯体，他的灵魂进人我的躯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会想什么问题呢？我又会想到什么问题呢？这个“交换灵魂”有点“交互主体性”的意思。
徐：当时你才五六岁？
朱：五六岁，六七岁吧，好像还没有上学。再比如说，我现在不吃牛肉，我过去吃牛肉。有一次，夏天的时候，看到犁地的农夫打他的牛，天气很热，这头牛大汗淋漓。当时我感触很深，又想到农夫如果是被打的牛又作何感想。从此我不吃牛肉，到现在没有破例。当然这种东西不是什么好不好的问题，只是说明我的生性当中的某种倾向。一些作家也有这种倾向，如托尔斯泰，看到一匹老马，他就好像变成了那头可怜的老马了，看到一棵树，他也感觉到变成了那棵树。这样的性情，使我不愿意去伤害别人，尽量理解别人，我不想去战胜别人、压过别人。这个就是生性当中的那种。第二个要素是后天的文化学习中的某种人类学的选择。我在部队工作的后期就到武汉大学中文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后来又在中文系读了一年的古典文学助教进修班，再后来又读了文学理论的研究生班，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中文是充满了人文关怀的一门学科，我对人类前途的具有终极思考的情怀也在这个学科中受到熏陶。后来就转向人类学，还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在这些学校教育中，我在没有接触人类学以前的学习选择就与人类学精神相关。至于说第三个要素，就是生活道路暗示给了某种人类学思想，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我的思想中从个人意识到国家意识，再从国家意识到人类意识的发展历程，由经历本身暗示的思想与人类学精神接通。
徐：这个问题我觉得谈得很有意思，对我们的年轻人进入人类学会有很大的启发。你讲的这个生成型和学成型，从生性方面。从后天学习中的文化选择方面。从生活道路的暗示方面，我觉得你进入人类学和我们一般的人进入人类学有很大的差别。你有一个非常深沉的思考，这个思考呢，从你刚才讲的，如果是六七岁的时候，就是学前你就已经想到，你的小朋友他不讲诚信，你们两个灵魂交换一下会怎么样，这个我现在听了都觉得很惊讶，我现在记得我最年轻的时候坐火车从柳州回到武汉。抗战胜利了，回到武汉，我父亲也回到武汉，我只记得这个东西。再就是记得我姐跟我打架。她把我的手指甲给咬坏了，到现在还这个样子。就是一个瓶子。我姐要我不给她，她就来抢。不仅抢，抢不去她就咬我。就是你讲的人和人之间还是蛮残酷的，连我的姐姐都会咬我。何况……
朱：哈哈哈哈……
徐：哈哈。我就是说你那么年幼的时候对人类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灵魂的问题。都有一种思考，我觉得你好像天生就具有人类学家的风采，你的习惯。你思考的问题都是在思考人类的意识、人类的前途。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我们中国人类学家也好、工作者也好、学者也好当中最具有人类学学理基础的一个教授。你第二次转型以后，第三次转型你不能够放弃教授职位。你放弃的话。放弃你的职称专心去做陶渊明的话，就无法生存了。时代不同了，因为你需要有一个生存环境，还要有你自己的生存策略。
你第一次放弃，是个人生命史的第一次转型，那是个人意识发展成为国家意识的时候。准备为国献身。第二次，你从部队来到地方，你这一次转型我觉得是比较理性的。因为你在部队10多年积累的资源，我们现在讲积累的资源，因为你是给高层领导做秘书出来的，那时候，应该说解放军还是蛮吃香的，姑娘们也是蛮喜欢的，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解放军是最吃香的。那你把你的这一资源，也是你的财富吧，全部放弃。20世纪80年代进入大学是很清苦的，应该说大学一直都是很清苦的。特别是你要做学问，而且不去当官，这个转型我觉得是你的人类意识或者说对人类前途终极关怀的成熟标志。所以你放弃你的资源，到大学当教师，又很快从中文专业进入到人类学专业。这第二次转型，是非常独特的。你的第三次转型并不是说没有转。而是说你转得更理性，更成熟。因为你必须为人类学继续作研究，那你就必须要有一定的生存条件，如果你像陶渊明那样拿把锄头去种田去了，也就很难在人类学中做出成绩。我为什么很想跟你谈一谈这个问题呢，现在对于人类学具有学科意识，或者对于人类学真正具有人类意识的人并不多。很多研究生进来以后，就是学成型的，职业型的。我们有一些出国留学读了博士回来的。他学英语专业。他到美国读博士或者读硕士，他选专业时可能只有选人类学、社会学比较容易一点，对他们来说要读别的有点困难，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就选择了学人类学这一条路。他们做人类学完全受到西方的训练。你的人类学的理念多是本身的感悟。本土的感悟，这是从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你不是受国外的人类学训练成为一个人类学家的。
朱：我也接受了国外的很多理论观点。现在是全球化时代，网络发达，而且国外新的人类学著作很快就传人了。我读了几百本人类学经典著作，其中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那一年就读了100本原著。一本一本地往下读，比较喜欢的人类学家是：博厄斯、本尼迪克特、米德、列维—斯特劳斯、涂尔干、莫斯、葛兰言、萨林斯、布朗、格尔兹，后现代的也比较喜欢，因为他们将研究过程以及研究者也作为研究的对象，只承认局部的真理，不垄断真理。从我的偏好来说，更喜欢理论性强的著作。当然对深度田野著作如马林诺夫斯基、普里查德等人的民族志也很喜欢。
二、人类学的中国体系构建
徐：从你的经历来讲，从你的生命史来讲，我觉得你的人类学知识、人类学理论，是从本土生长出来的，所以你这个根是扎在中国土地上的，但是你又不是完全排外的，这个时代也不可能完全排外。全球化了，随着文化的传播交流，有关人类学的知识，大部分在中国都出来了。你吸收了他们的东西，应该说是融会了中西。你融会了中西。在中国本土的土地上生长出来这样的理念。所以你最能够谈一谈人类学的中国体系构建问题。人类学中国体系的构建。第一是背景；第二，我们为什么什么现在有条件或者是有机会构建人类学的中国体系；第三，如何构建人类学的中国体系。我想听听你这方面的想法。
朱：人类学中国体系的构建，这是要靠很多人来回答的问题，我只谈一点我的想法。在吉首会议上，徐老师给我一个发表评论的机会，我简单地讲了一点，现在我接着那次发言的话题稍稍展开一点。
第一个问题是构建的意义，也就是背景。为什么要提出构建人类学的中国体系这个问题来？如果追溯思想源头，还是根源上面说的某种终极关怀吧。我们这个时代它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智慧之路》一书中，说人类开端时的文化是独立发展的，到轴心时代，人类精神出现第一次觉醒。中国的先秦诸子，古希腊出现一大批哲学家，印度出现了佛陀。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以地球的统一性来衡量一切，世界变成了一个整体，这是“二次开端”，必将出现人类精神的再次觉醒以及新的轴心时代。新的轴心时代必将有新的思想，第一个轴心时代的思想雄霸几千年的情况将被改变。而当下的情况是什么一种状态呢？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西方的思想被认为具有普适性。这到底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因为它的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军事也发展起来了，船坚炮利。它有力量，它把你打败了，它取得了殖民霸权，刺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你怎么办？你必须暂时承认它的优势，你必须要向他学习。因此，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文化的普适性的看法实际上是建立在经济与军事优势之上的。但经济与军事的优势是不能永存的，文化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梁漱溟有一个思想也很值得借鉴，他认为，世界文化有三块：一块为向前的文化，就是西方文化；一块为持中的文化，就是中国的文化；一块为向后的文化，就是印度文化。过去向前的文化取得了霸主的地位，现在呢，中国的文化在未来要上升到世界文化的主流，再后来呢是印度文化。文化会不会是这么个走向，我们姑且把梁漱溟的这种看法搁置一边，但是起码有一个问题，西方文化不具有普适性。根据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等人的研究，西方文化不但不具有普适性，反倒是普适性之外的特殊性的文化。他从考古人类学的角度发现了这个问题。中国文化、玛雅文化以及其他文化都具有连续性。这就把问题完全颠倒了过来。中国文化是连续性文化的代表，从中国文化出发，将会构建出新的理论。这种新的理论即使不具有普适性，那么起码也是与西方的理论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另一种理论。这对于人类学的理论构建也是适用的。我是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来思考构建人类学的中国体系问题的。
概而言之，从大的人类发展整体的历史背景来看，我们这个以地球统一性衡量的全球化时代是一个需要新的思想也是创造新的思想的时代；从人类当下的现实背景来看，目前世界暂时疏离了大规模的战争年代，霸权正在遭到挑战，西方文化的普适性被怀疑。目前世界的很多问题应该说与西方价值观念带来的问题不无关系，这些问题需要解决，环境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战争的潜在危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新的人类学思想体系的出现。
徐：你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涉及当前非常热门的国学问题。人类学和国学有没有关系？实际上国学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经典，是不是可以这样看。前不久我们在光明日报社有一个小型座谈，王铭铭教授、彭兆荣教授、徐新建教授、叶舒宪教授，再就是《光明日报》国学版的主编梁枢。我和梁枢组织这个座谈，我们感觉到。中国国学实际上正是我们人类学的构建，人类学中国体系是一个巨大的田野，或者是基地或者是土壤。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我是非常赞同的。就是中国文化对人类学理论构建的作用，中国的文化是连绵不断的，它跟印度文化、希腊文化都不同。梁枢讲的是一个很好的归纳和概括。那么在今天，人类学在西方是非常强势的一个学科，在中国又是一个很弱势的学科。但是人类学要发展。中国人类学、国际人类学都要发展。因为，就像您刚才讲的，现在的社会、现在的世界。族群矛盾非常突出，战争不绝，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到现在都没有解决，现在又和伊朗搞得不可开交。人类和自然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自然在惩罚人类。当前这个世界既有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有人与自然的冲突，那在这个情况下，西方原来的理论，就是你刚才讲的。它已经不能回答如何解决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了，找不出很好的答案。那么他们就把眼光转向中国，转向印度。但是到印度一看呢。这不行啊，印度关怀的是后世，它是人类以后的事情，它都是比较超脱的，所以我们到印度去的人很多，最近两年到印度去的人类学家不少，包括我们中国人，觉得印度是一个特别的国家，一边是非常高级的高楼大厦，很先进的软件。一边是非常穷困的。两个极端。在中国就不同。你刚才讲的中国的文化几千年连绵不绝，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在协调着人和自然的关系。可能你等一下还会说到老庄对自然的态度，对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看法。无为而治是很重要的。现在大家都想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寻找解决世界问题、国际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又回到你那么年轻的时候，那么小的时候就考虑过的问题，人与人的灵魂交换一下以后会怎么样呢。前不久凤凰台邀请了中国和日本两方的相关学者和知名人士谈两国关系问题。这是民间的一次讨论，就有很多的问题值得思考。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我们去看人类学的中国体系的构建，在当下时间段它的意义非常重大。既能够从中国的文化里面找到解决世界问题的答案——和谐社会，又能够使中国国学焕发青春。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构建、中华民族意识的构建提供思想，提供理念。我还是想请朱教授沿着你的思考。特别是你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过思考。今天在人类学这样一个理论框架下。这个学科背景下。来探讨人类学的中国体系的构建，它的意义。以及如何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