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滕星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滕先生，您是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开展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由教育学研究转向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我想，先请您谈谈您的学习和研究的经历。好吗？
滕星（以下简称滕）：可以。我进入这个领域纯属偶然。1982年我从东北师范大学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后改称中央民族大学）。那时在我们国家主流学术研究领域还几乎没人去研究教育人类学。当时在民族学院主要有三大优势研究领域：民族学研究、民族语言研究和民族历史研究。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少数民族和有关少数民族的文献，觉得少数民族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也就是说它带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开始去读有关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书。我查阅了民族学院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所有的馆藏，发现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少有人研究这个问题，而更多的是在民国时期，当时叫做边疆教育。包括一些边疆教育法规，但民国的边疆教育主要是一种“化夷教育”，即同化教育，而且我还看到蒋经国写有一本有关边疆教育的书，这些“发现”对我研究这个问题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另外，那时由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内部编过三本有关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流派和相关文献的小册子，这三本小册子对我的影响比较大，燃起了我对文化人类学的兴趣。最使我感兴趣的是文化人类学众多流派当中的心理人类学流派，比如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菊花与刀》，以及米德对有关太平洋诸岛原始部落的一些研究。这个学派和我对教育的研究有极大的关联，这是因为它与我过去在东北师大教育系学习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相吻合，这是我进入文化人类学的启蒙阶段。
之后，我就开始旁听我国一些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生课程和学术讲座，包括雷洁琼先生、费孝通先生、杨垄先生、林耀华先生。其中比较系统地听了一学期杨垄先生的研究生课程，那时杨堃先生想送我去日本攻读硕士研究生，但因为我学的是英语，不懂日语，此事就只好作罢，但此后仍时有机会与杨先生在校园中一起散步并请教一些有关文化人类学的问题。当时发现研究民族教育一定要研究民族心理的问题，可能是受了本尼迪克特和米德的影响，所以去北京图书馆（现更名为国家图书馆）查阅文献。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在北海，所以查阅资料比较辛苦，但是北京图书馆的有关资料并不是很多。我在北京大学查到了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曾经编写的10部《民族心理学》的著作，但是借不出来。尽管这样，前人的研究成果奠定了我做这个领域研究的信心。当时在国内刚刚开始有一些人进行有关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但大多是一些没有受过正规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训练的教育实践工作者，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的校长、教育局（处）局（处）长等，所研究的大多也是从经验性的问题出发，还处在一个非学术性研究的初级水平。那时在我国的教育学领域几乎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而在中国人类学领域，也鲜有学者研究这一课题。从历史上看，除了美国心理人类学派有关文化与个性的一些研究成果外，这个领域的研究基本不包括在文化人类学的经典研究范畴之内。所以当时做这一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边缘化的学术研究，在学术界几乎没有知音，也没有任何研究的条件和研究氛围。
民族教育这一领域的学术化研究的开始应该是在中国“七五”（1985—1990）时期。当时由国家民委教育司牵头正式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立了一个特大重点研究项目，即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项目，我当时是这个课题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具体主持编写国内第一本《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的教材。那时几乎没有任何学术参考框架，根据我当时的知识结构和对该学科体系构成的理解拟定了一个具体的研究框架，并组织一批相关学科的青年学者参与这项课题研究。该书经过5年的编写于1990年由劳动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出版被国内学术界称为是民族教育从非学术化开始初步走向学术化的一个标志。当时在国内影响较大。那时我只是一名讲师，于是我请孙若穷教授担任主编，我担任副主编。可是，在编写完这本书以后，我总的一个感觉是民族教育的本体论研究很薄弱，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没有推进。这主要是由于：第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少，研究队伍尚未形成，特别是大部分受过正规化训练的人类学、教育学的学者还没有参与到这个研究领域的研究工作中来，而且研究这个领域需要多学科的知识结构，不仅要具备教育学、心理学，更需要人类学的系统训练，而且这项研究还涉及社会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这是阻碍该领域学术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相关的国外研究当时在国内几乎还看不到。于是我开始关注国外该领域研究，经过资料查询，了解到国外该领域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过50年的发展已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始，我相继去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去做教育人类学的学习和研究工作。这段经历对我的学术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一年的研究工作对我的影响最大。这项研究得到美国富布莱特高级学者基金（FulbrightSeniorSpecialistsProgram）的资助，研究的课题是“美国多民族社会的教育”。我的研究指导者是西方当今最著名的教育人类学家奥格布教授（ProfessorJohnU．Ogbu）。这一阶段的学术收获很大。首先，我系统地参加了奥格布教授开设的4门有关教育人类学的博士生课程的学习；其次，奥格布教授将其所有的教育人类学讲义与研究生阅读参考资料复印并让我带回国内用于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这段研究的成果部分已体现在我最近的出版物和研究生教学中；再次，我在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社区的田野工作，使我对美国多元文化社会与教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另外，我还荣幸地受到被学术界誉为美国教育人类学之父的原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斯宾德勒教授夫妇的邀请去他们幽静的葡萄园山谷的家中做客，对其作为一名人类学家为何、如何进行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进行了一天的采访，使我对斯宾德勒教授的研究工作和美国教育人类学的起源与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上述研究活动使我受益匪浅。对我的学术发展起到直接推动作用的是在回国后“九五”期间参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英国海外发展部、日本文部省等一些国际组织对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工作，以及西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田野调查工作；另一个对我的学术发展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在研究生教学工作中的课堂上的学术讨论，我还在我国师范大学教育学领域推动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方法和普及人类学知识。
以上就是我近20年在该领域学术研究的粗线条的轨迹。归纳起来，我这20年在学术上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教育人类学学科的理论体系建构。这项工作包括：一是与研究生在教学过程中一起初步翻译了20余部有代表性的西方教育人类学著作，作为研究生教学使用的内部教材；二是相继编写了带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以少数民族教育为对象的教育人类学教材，即《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与《民族教育学通论》。第二件事是开展与推动了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云南中缅边境的拉祜族地区、新疆南部的和田维吾尔族地区建立了较固定的田野工作点，并写出了相应的田野研究报告。第三件事是在学科建设和学科梯队建设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提出在中央民族学院建立民族教育研究所，并和同事一道创建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和我国第一个专业学术期刊——《民族教育研究》，并在中央民族大学筹建了本、硕、博三级培养教育人类学人才的教学体系，为今后该领域的学科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组织和师资基础。
徐：还听说您出生书香门第。却经历坎坷。这段经历对您的学习和学术研究有些什么影响？
滕：我的爷爷滕叔书曾任上海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外语系的系主任，他曾和蒋梦麟、陈布雷、王云五等人在抗战时期编写了我国第一部《韦伯斯特英汉大词典》（《Webster’sCollegiateDictionarlywithChineseTranslation》），并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我父亲早年也毕业于复旦公学外语系，后来在当时实业救国的理念吸引下，专攻土木工程，毕生从事建筑工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建筑总公司、鞍山钢铁总公司、首钢总公司以及冶金部的高级工程师，“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数年。我们家也从北京被扫地出门，遣返浙江绍兴老家，那时我13岁。在老家的农村劳动了6年。1972年作为北京知青转户去北大荒嫩江草原插队落户。在13年的农村生活中，插过秧、烧过窑，当过纤夫、羊倌、牛倌、马倌，还当过小队会计、大队会计、生产队长、拖拉机站站长。1978年恢复高考后才从北大荒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教育学、心理学。这段经历尽管曲折，但对我的性格塑造的确是十分有益的，对我的学习和学术研究的影响的正面意义就是对学术的一种锲而不舍、默默无闻的韧性，对既定目标的执著追求，此外还有对我自己和我带的研究生的严格要求、理解和宽容。
徐：您1982年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曾亲受老一辈人类学家的“濡化”20余年，包括您的导师林耀华先生，他们大多都已作古。您能不能谈谈他们对您的影响和您对他们的印象？
滕：我在1982年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当时中央民族学院聚集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有幸能和这些国际著名的人类学家在同一个校园里生活和工作20余年，不能不说他们对我的学术生涯有很大的影响。我是1993年正式作为博士研究生投入林耀华先生门下学习的，在这期间林先生不光从学术上对我进行指导，更多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对我的影响。林先生为人忠厚，进入高龄后略显木讷，但仍有很敏锐的学术方向感。我们的学习更多的是以随意聊天的方式展开。林先生一生的学术和大多数老一代学者一样带有很强的时代特点。林先生对学生的培养更多地体现在学术方向和因材施教上。我比较感激林先生的是他对我博士论文选题上的指导。他根据我的学科知识结构和学术兴趣将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确定在他早年对凉山彝族的追踪研究上，并给予资料、经验和重大理论问题的指导和支持。这项追踪研究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新的起点。这项研究采用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研究方法，探索了50年前林先生研究时的凉山彝家从一个单语单文的封闭社会如何在与外界汉族文明接触后形成了一个双语双文社会的历史变迁过程；该研究遵循解释人类学理论范式的思路，通过辅以文化唯物论的主客位研究方法，对中国四川凉山彝族社区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与教育的社会变迁的过程进行了描述，揭示了少数民族在力图融入现代主流社会、分享现代化社会的权利与成果的同时，试图保存自己的传统语言与文化的两难困境，并从教育人类学者的立场上给予意义上的解释。我在语言教育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努力从文化进化论和文化相对论的有机统一的观点，对凉山彝族社区学校彝汉双语教育个案的人类社会意义予以积极的评价与肯定。同时我还对双语教育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理论与实践困境的根源，从人类文化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文化的普世主义与文化的多元主义、机会均等与文化差异等相关领域进行了尝试性探讨，并表明了我的关于人类语言文化应坚持共性与多样性有机统一的基本立场。
我的博士论文《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凉山彝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文本撰述》不仅得益于林先生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享誉国内外的学术名著《凉山彝家》的研究内容与田野工作方法及技巧，而且更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林先生四上凉山后出版的《凉山彝家的巨变》中体现的并贯穿林先生学术研究一生的“均衡论”思想。
林先生仙逝的前一年春季，我开车与师兄张海洋教授，还有我的两位研究生马茜与胡玉萍同学陪同林先生去北京西山戒台寺郊游，这是林先生晚年隐居家中多年后的第一次郊游。我与海洋兄陪同林先生坐在寂静的戒台古刹聊天，林先生望着古刹里的百年苍松浮想联翩喃喃自语：“我来过这里，此地甚好。”我绝没有想到的是，一年后先生仙逝即长眠于此。这似乎是一个冥冥中的安排。
2002年10月我与师兄庄孔韶教授、张海洋教授以及凉山大学韦安多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所沈原教授和景军教授、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罗红光研究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程方平研究员，还有云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的一些国内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学者在凉山大学召开了“林耀华先生《凉山彝家》发表55周年学术研讨会”，出席了凉山大学为林先生塑像揭幕典礼，并沿着20世纪40年代林先生考察凉山的路线，沿着金沙江、翻过海拔4500米左右的黄茅埂雪山对林先生四上凉山期间考察过的彝族社区与相关人士进行了拜访，更进一步体会了当年林先生在凉山彝族社区步行进行田野工作的艰辛与危险。对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有了更深的体验与理解，进一步坚定了作为人类学和教育学相互交叉而形成的教育人类学必须秉承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精神、方法与技术，才能有其广阔的发展前途的信念。
徐：听了您上面的介绍。知道教育人类学在中国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所以请您先谈谈我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