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位震惊世界的巨人。他拥有一个东方大国，他是党的领袖，共和国的缔造者，但他从不高高在上，处处用人民公仆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从不搞特殊化。革命战争年代里，他亲手制定了正确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作人原则和服务宗旨。新中国成立后，他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领取了中南海出入证和中央人民政府徽章。他有严格的家庭开支账和伙食费专门账，也从不沾钱。家事国事，公私分明，清廉如水，大到中央全会的各项个人开支，小到一根香烟，一盒火柴，一杯清茶，毛泽东都带头交费，在各方面带好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头，自觉当好“班长”。他常常嘱咐工作人员，自己只能享受一个国家干部分内的待遇，不得揩公家分毫油水。他每次外巡喝地方上提供的茶水，但不忘叫工作人员付钱。当时中央有规定，即使是公务活动在人民大会堂、怀仁堂、钓鱼台等地喝茶，均须按一毛钱一杯茶付款。这些地方均有记录中央首长喝茶吸烟的登记本，每月结算一次。毛泽东很注意以身作则，从不破坏规定。
据毛泽民与王淑兰的养子毛华初、韩瑾行夫妇回忆，1960年10月，韩瑾行在北京看病期间拜见了主席伯伯，毛泽东节俭奉公、公私分明，令她至今难忘。那是国庆过后的10月8日下午3时左右，韩瑾行等人被毛泽东的秘书高智用小汽车接到中南海，毛泽东已在游泳池边的凉棚里等候她们。谈话间，韩瑾行回忆起上年（1959年）在湖南长沙，与毛泽东一同在交际处看京剧《三女抢板》的情形，说：“您老坐前排，我坐您后四排。休息时，我想到您面前来问候您，因为人多，所以没来……”
对侄媳妇的憨厚老实，毛泽东深表赞许，不禁笑道：“你是怕人家说你搞特殊化吧。”说完，他从桌上拿起一支烟，递给韩瑾行。韩瑾行摇摇头说：“伯伯，我不会吸烟。”
“你不会吸。”毛泽东仍旧把烟放回桌上，然后将手伸进自己的衣袋中摸来摸去。
“您抽烟吗？”韩瑾行见状从桌上递过去一支烟。毛泽东摆摆手，“我自己有烟。”手继续在袋里摸着。韩瑾行以为他想要摸打火机点烟，便拿起桌上的火柴问道：“伯伯要火柴点烟吗？”
“要。”毛泽东好不容易从口袋里掏出一截寸多长吸剩了的烟头，接上烟嘴。韩瑾行这才明白，毛泽东对于一个吸剩的烟头还没舍得丢掉哩。她连忙划燃火柴，给伯伯点上火。
毛泽东得意地抽着那截烟头，指着桌上的烟盒，说：“那烟是公家用来招待客人的。”
60年代初，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全国正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毛泽东定下规矩，带头不吃肉，如此勤俭节约，一支香烟分两次抽，而且公私分明，不吸公家一支烟，使韩瑾行深受感动。
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决定和全国人民一样定量，不吃肉，不吃蛋，粮食不超定量。工作人员不可改变，卫士和医护人员担心毛泽东的身体，有时变着法子将肉食端上桌，毛泽东必定罢餐，叫来工作人员严厉批评，讲清道理后，一定叫撤下重来。
毛泽东烟瘾特大，原来抽烟从不用烟嘴。但由于保健人员的反复劝告，后来慢慢习惯地用上了烟嘴。1961年7月，工作人员委托外交部从国外买回了两打烟嘴，这种烟嘴可装过滤药物，大大减少了尼古丁等有害物质的吸入。外交部派专人将烟嘴送至中南海，同时交给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一张《往来款项结算通知书》。管理员想在招待费中报销这笔开支（合人民币94.23元），但毛泽东坚决反对，表示自掏腰包为好。管理员将事情上报中央办公厅，中央领导再三考虑，认为还是从毛泽东稿费中开支为妥。
除烟之外，毛泽东每月的茶叶费也是笔不小的开支。每月三四斤是很正常的。毛泽东从不让公家给掏茶叶钱，吩咐工作人员一切按规矩办，即从生活费中开支。另外，毛泽东看病都是自己掏钱，他办有北京医院发的医疗证。
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家中是清廉如水，公私分明，他在各地巡视期间也是一样提倡勤俭节约，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更不大吃大喝，讲究排扬。每到一地，临走前都吩咐工作人员到招待所结清钱、粮。
1965年5月，毛泽东38年后重上井冈山。22日住进了茨坪宾馆一楼115房间。此前，负责此次外巡工作的汪东兴、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先来宾馆打了招呼，交代井冈山管理局交际处的工作人员：首长来井冈山，在宾馆食宿，一切按规定办。每天按两元伍角的伙食标准。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井冈山人太高兴了。他们心想，我们第一顿饭一定得使主席高兴。为了接风洗尘，消除主席长途跋涉的疲劳，他们盛情地摆上了茅台、香烟、苹果及丰富的菜肴。汪东兴发现后，立即找到管理员，说首长每餐四菜一汤，每天两元伍角伙食费标准，一路上都没喝酒，你们快将烟、酒、水果都收进去吧。结果餐桌上只有四个小碟和一个瓷碗装菜和汤。厨师做好饭菜后，由服务员用竹篮将装有菜、汤的小碟、瓷碗送过去，等他吃光又将碟碗提回厨房。
5月29日，离开茨坪前，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带着钱和粮票找宾馆会计雷良钊结算伙食账。雷会计是年轻人，说什么也不肯收下钱粮。他说，38年前，毛主席在井冈山吃红米饭、喝南瓜汤，为穷人打天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天主席故地重游，是对井冈山人的最大关怀。我们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主席，只按你们的规定为他做点普通饭菜，才十几块钱，怎么能忍心收下钱、粮？
管理员承认雷会计说的句句在理，但他仍耐心地解释说：“首长和我们工作人员外出有严格的约法和开支规定，这是纪律，我必须遵守。”管理员还向雷会计介绍了约法的具体规定，请他务必收下钱和粮票。
但雷会计还是摇着头，不肯收。
管理员没法，又向雷会计讲了毛泽东最反对特殊化的事例，说曾有个别工作人员随毛泽东外巡时向一些地方索要东西，毛泽东不但将这样的工作人员调离中南海，并派人到各地一一退赔道歉，以自己的稿费补交，以挽回造成的不良影响。他说，我能不交清钱、粮离开井冈山吗？
听了生活管理员这番话，雷良钊还能说什么呢？他噙着热泪，开具发票两张：井冈山管理局交际处1965年5月29日00006482号发票上填写：首长伙食费，7天，每天2.5元，合计17.5元；00006484号发票上写着：首长交粮票23斤，收款人为雷良钊。这就是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交钱交粮的收据。
毛泽东公务抽烟、喝茶以及治病自掏腰包的感人事例，以及井冈山管理局交际处开具的伙食发票，等等，都叙述着毛泽东无论在家在外都身体力行不搞特殊化的清正廉洁篇章。这与充斥报端的巨贪巨腐形成鲜明对照，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天壤之别。
我们从来肯定地说，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是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每个党的优秀干部都能挺着胸脯说亮话：在廉政拒腐、不搞特殊化方面，我们都是毛泽东的合格学生。但我们也不可否定，确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处理好党群关系，不会用好手中的权力，他们忘记了面对党旗的宣誓，自己在思想上放松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被庸俗、腐朽的资产阶级落后思想侵蚀了自己的灵魂，经不住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诱惑，歪用、滥用人民赋予的神圣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甚至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最后腐化堕落，沦为巨贪巨腐分子，沦为阶下囚。
实践证明，搞特殊化，权力腐败是会祸国殃民的。前面是悬崖绝壁和万丈深渊，领导者应当牢记毛泽东的教导，悬崖勒马，要学会做官，先学会做人。领导干部均要学习毛泽东，做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人民公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