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经常挨父亲的毒打。我的父亲是个性情暴躁、害痔疮的文官，鼻子很大，脖颈灰黄。不过还是谈谈您吧。您这一辈子，谁也没有用指头碰过您一下，谁也没有吓唬过您，折磨过您，您健壮得像头牛。您在父亲的庇护下长大，他供您上学读书，后来又找了一个高薪而清闲的肥缺。二十多年来您住着不花钱的公房，供暖、照明、仆役，一应俱全，而且有权爱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爱干几小时就干几小时，哪怕什么事不做也行。您生来就是个懒散、疲沓的人，所以您竭力把生活安排得不让任何事情来打扰您，免得您动一动位子。您把工作交给医生和其他混蛋去做，自己坐在温暖安静的书房里，积攒钱财，读书看报。您自得其乐，思考着各种各样高尚的胡言乱语，而且还，”伊凡·德米特里看一眼医生的红鼻子，“爱喝酒。总而言之，您没有见过生活，根本不了解生活，您只是在理论上认识现实。至于您蔑视痛苦、对什么都不表示惊奇，其原因很简单：人世的空虚，身外之物和内心世界，蔑视生活、痛苦、死亡，探明生活的意义，真正的幸福——凡此种种是最适合俄国懒汉的哲学。比如说，您看见一个农民在打他的妻子。何必抱不平呢？由他打去吧，反正两人迟早都要死的，再说他打人侮辱的不是被打的人，而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的，不成体统的，可是喝酒的要死，不喝酒的也要死。有个村妇来找您，她牙疼……嘿，那算什么？疼痛是人对病痛的一种观念，再说这世界上没有不生病的人，大家都要死的，所以你这婆娘，去你的吧，别妨碍我思考和喝酒。年轻人来讨教怎样生活，该做什么。换了别人回答前一定会认真考虑，可是您的答案是现成的：努力去探明生活的意义，或者努力去寻找真正的幸福。可是这种神话中的‘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呢？当然，答案是没有的。我们这些人被关在铁牢里，浑身脓疮，受尽煎熬，可是这很好，合情合理，因为在这个病室和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其实毫无差异。好方便的哲学：无所事事，良心清白，自以为是个智者……不，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考，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是巫师显灵，是痴人说梦……是的！”伊凡·德米特里又勃然大怒，“您蔑视痛苦，可是，如果您的手指叫房门夹一下，恐怕您就要扯开嗓门大喊大叫了！”
“也许我不大喊大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微笑着说。
“是吗！哪能呢！假定说，您突然中风，咚地一声栽倒了，或者有个混蛋和无耻小人，利用他的地位和官势当众侮辱您，您明知他这样做可以不受惩罚——嘿，到那时您就会明白叫别人去探明生活的意义、追求真正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了。”
“独到的见解，”安德烈·叶菲梅奇满意地笑着、搓着手说，“您爱好概括，这使我感到又愉快，又吃惊。您刚才对我的性格特征作了一番评定，简直精彩之极。说真的，同您交谈给了我极大的乐趣。好吧，我已经听完了您的话，现在请听我说……”
十一
这次谈话又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显然对安德烈·叶菲梅奇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从此他开始每天都到这间屋子里去。他早晨去，下午去，黄昏时也能看到他跟伊凡·德米特里在交谈。起先伊凡·德米特里见着他就躲开，怀疑他居心不良，公开表示不悦，后来跟他处熟了，他的生硬态度变成了宽容的嘲讽。
不久医院传遍流言，说医师安德烈·叶菲梅奇经常去第六病室。医士也好，尼基塔也好，护士们也好，谁都弄不明白他去那里干吗，为什么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他谈什么呢，怎么也不开药方。他的行为太古怪了，连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去他家时也常常见不到他，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达留什卡更是纳闷儿，怎么医生不在规定的时间喝啤酒，有时甚至迟迟不来吃饭。
有一天，那已经是六月底了，医生霍博托夫有事来找安德烈·叶菲梅奇，发现他不在家就到院子里找他。这时有人告诉他，说老医生去看精神病人了。霍博托夫走进偏屋，站在外屋里，听见了这样的谈话：“我们永远谈不到一起，您也休想让我相信您的那一套，”伊凡·德米特里气愤地说，“您根本不了解现实生活，您向来没有受过苦，您只是像条水蛭那样专靠别人的痛苦而生活。我呢，从出生到现在，天天在受苦受难。固此我要坦率地说：我认为我在各方面都比您高明，比您在行。您不配来教训我。”
“我完全无意要您认同我的信仰，”安德烈·叶菲梅奇平静地说，他很遗憾对方不想理解他，“问题不在这里，我的朋友。问题不在于您受苦而我没有受过苦。
痛苦和欢乐都是暂时的，我们别谈这些，由它们去。问题在于您和我都在思考，我们彼此认为我们是善于思考和推理的人，不管我们的观点多么不同，但这一点把我们联系起来了。您若能知道，我的朋友，我是多么厌恶无所不在的狂妄、平庸和愚昧，而每次跟您交谈我又是多么愉快！您是有头脑的人，我欣赏您。”
霍博托夫把门推开一点，往病室里看。伊凡·德米侍里戴着尖顶帽和医师安德烈·叶菲梅奇并排坐在床边。疯子做着怪相，直打哆噱，不时神经质地裹紧病人服。医师低着头，一动不动地坐着，他的脸通红，一副无奈和忧伤的表情。霍博托夫耸耸肩膀，冷冷一笑，跟尼基塔对看一眼，尼基塔也耸耸肩膀。
第二天，霍博托夫跟医士一起来到偏屋。两人站在前室里偷听。
“看来我们的老爷子变得昏头昏脑了！”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庄重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叹了一口气，小心绕过水洼，免得弄脏擦得锃亮的鞋子，“老实说，尊敬的叶夫根尼·费多雷奇，我早就料到会这样！”
十二
此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发觉周围有一种神秘气氛。医院里的勤杂工、护士和病人遇见他时总用疑问的目光看他几眼，然后私下里议论什么。往日他喜欢在医院的花园里遇见总务长的女儿小姑娘玛莎，现在每当他微笑着走到她跟前想摸摸她的小脑袋时，不知为什么她总跑开了。邮政局长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听他说话，不再总是“完全正确”，却令人不解地惶惶不安地嘟哝：“是的，是的，是的……”同时若有所思地忧伤地看着他。不知为什么他开始劝自己的朋友戒掉伏特加和啤酒，但他是一个讲究礼貌的人，不便直说，总是旁敲侧击暗示他，时而讲到一个营长，一个出色的人，时而讲到团里的神父，一个可爱的年轻人，说他们经常喝酒，经常生病，可是戒酒之后，什么病都好了。他的同事霍博托夫来过两三次，他也建议戒酒，而且无缘无故推荐他服用溴化钾药水。
八月间，安德烈·叶菲梅奇收到市长来信，请他来商量一件重要的事。他在约定的时间来到市政府，在那里安德烈·叶菲梅奇还遇到了军事长官，政府委派的县立学校的学监，市参议员，霍博托夫，另外还有一位肥胖的浅发的先生，经介绍，这是一位医师。这位医师有一个很难上口的波兰人的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的养马场，现在是顺路来到这里。
“这里有一份你们医院的报告，”大家互相打过招呼围桌坐下后，市参议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叶夫根尼·费多雷奇说，医院主楼里的药房大小，应当把它搬到侧屋去。当然啦，搬是可以的，这不成问题。关键是侧屋需要整修一番。”
“是的，不整修恐怕不行，”安德烈·叶菲梅奇考虑一下说，“比如说，拿院子角上的侧屋充当药房，那么这笔费用我认为至少需要五百来卢布。这是一笔非生产的开支。”
大家沉默片刻。
“十年前我有幸呈报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继续道，“若要保持这个医院的现状，那么它将是城市的一个不堪负担的奢侈品。医院是在40年代建成的，可是要知道那时的条件跟今天的不一样。现在城市把过多的钱花费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的职位上。我认为，采用别的办法，这笔钱完全可以维持两所模范的医院。”
“那就让我们采用别的办法吧！”市参议员赶忙说。
“我已经有幸呈报：把医疗机构移交地方自治局管理。”
“是啊，您把钱交给地方自治局，它可就中饱私囊了。”浅发医生笑了起来。“历来如此，”市参议员表示同意，也笑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垂头丧气地用阴沉的目光看着浅发医生说：“说话要公道。”
又是一阵沉默。茶端上来了。那个军事长官不知怎么很不好意思，他隔着桌子碰碰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手，说：“您完全把我们忘了，大夫。不过您是修士：既不玩牌，也不爱女人。跟我们在一起您一定觉得无聊吧。”
大家谈起，在这个城市里，上流人士的生活是多么沉闷。没有剧院，没有音乐，近来在俱乐部的舞会上，二十来位女士才有两名男舞伴。年轻人不跳舞，老是挤在小吃部旁边，不然就打牌。安德烈·叶菲梅奇谁也不看，慢慢地平静地开始讲到，城里人把他们的精力、心灵和智慧都耗费在打牌和播弄是非上，不会也不想把时间用在有趣的交谈和读书上，不愿意享受智慧带来的乐趣，这真是可惜，太可惜了。只有智慧才是有意思的、值得注意的，其余的一切都是低微的不值一提的。霍博托夫一直用心听着自己同事的话，突然问道：“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几号？”
听到回答以后，他和浅发医生用一种自己也觉得不高明的主考官的口气开始向安德烈·叶菲梅奇发问：今天是星期几，一年有多少天，第六病室里是否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先知。
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安德烈·叶菲梅奇红着脸说：“是的，这是一个病人，不过他是个有趣的年轻人。”
此后再没有人向他提任何问题。
当他在前厅里穿大衣的时候，军事长官一手按住他的肩头，叹口气说：“我们这些老头子都该退休啦！”
离开了市政府，安德烈·叶菲梅奇这才明白，这是个奉命来考查他的智能的委员会。他想起对他提的那些问题，不禁脸红起来，不知为什么现在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医学感到惋惜和悲哀。
“我的天哪，”他想，又记起两名医生刚才怎么考查他，“要知道他们不久前还在听精神病学的课程，参加考试，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无知呢？他们连精神病学的概念都没有。”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受了侮辱，感到气愤。
当天晚上，邮政局长来看他。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没打招呼，走到他跟前，抓住他的两只手，激动地说：“亲爱的，我的朋友，请向我表明您相信我的一片好意，并把我当作您的朋友……亲爱的！”他不容安德烈·叶菲梅奇分说，激动地继续道，“我因为您有教养、灵魂高尚而爱您。请听我说，我亲爱的朋友。医学守则要求医生向您隐瞒真相，而我作为军人只说实话：您病了！原谅我，亲爱的朋友，但这是真的，您周围的人早已觉察到了。刚才叶夫根尼·费多雷奇大夫对我说，为了有利于您的健康，您必须休息，散散心。完全正确！太好了！过几天我去请假，我也想外出换换空气。请表明您是我的朋友，我们一道走！仍旧照往日那样一道走。”
“我觉得我完全健康，”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想说，“我不能去。请允许我用别的方式来表明我们的友谊。”
出门远行，不知去哪儿，有何必要，没有书，没有达留什卡，没有啤酒，完全改变了二十年来养成的生活方式——这种主意他起先觉得毫无道理十分荒唐。可是他想起了在市政府的谈话，想起了离开市政府回家路上那份沉重的心情，他又觉得暂时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这些把他当成疯子的蠢人，也未尝不可。
“那么您本人打算去哪儿呢？”
“去莫斯科，去彼得堡，去华沙……我在华沙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
多么美丽的城市啊！我们一道去，亲爱的朋友！”
十三
过了一个星期，医院建议安德烈·叶菲梅奇休息，也就是要他提出辞职，对此他表现得相当冷淡。又过了一个星期，他和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已经坐上邮车，动身去最近的火车站。天气凉爽晴朗，蓝湛湛的天空，一望无际的原野，去那里有二百俄里路程，得走两天，沿途歇两夜。每到一个驿站，总有人端来茶水，杯子很脏，或者套马的时间长了，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便气得涨红了脸，浑身哆嗦，大声喝斥：“闭嘴！别说废话！”坐进远程马车之后，他就一刻不停他讲起昔日去高加索和波兰王国旅行的事。多少惊险的经历，多么热情的接待！他说话的声音很大，同时做出一副惊讶的神色，让人以为他是在吹牛。另外，他讲话时总是冲着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脸呵气，在他耳畔哈哈大笑，弄得医师很不自在，也妨碍他思考和集中精力。
到了火车站，他们为了节省开支，买了三等车厢的票，坐进一节不准抽烟的车厢里。半数乘客是上流人士。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很快就跟他们搞熟，从一张座椅挪到另一张座椅，大声说，真不该在这种糟糕的铁路上旅行。简直上当受骗！骑马走就完全不同啦，一天赶上一百俄里，过后仍然觉得精力充沛，舒服得很。至于讲到我们收成不好，那是因为平斯克沼泽地的水都叫人排干了。总而言之，到处都糟透了。他慷慨激昂，高声谈笑，不准别人插嘴。这种无休止的吩叨，哈哈大笑和富于表情的手势，使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厌倦。
“我们两人到底谁是疯子？”他懊丧地想，“是我这个竭力不打搅乘客的人，还是这个自以为比谁都聪明有趣因而不让人安静的利己主义者呢？”
在莫斯科，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穿上没有肩章的军服和带红镶条的军裤。外出时再戴上军帽，穿上军大衣，所以走在大街上不断有士兵向他立正敬礼。安德烈·叶菲梅奇现在才感到，这个出身贵族的人原有的良好素养已经丧失殆尽，只留下一些恶习。他喜欢别人伺候他，甚至在完全不必要的时候也是这样。火柴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也看见了，但他还是向仆役嚷嚷，要他拿火柴来。在女仆面前他穿着内衣裤走来走去也不觉得难为情。他对所有的仆人，哪怕是老人，一律以“你”称呼，发火的时候，就骂他们是蠢货和混账。照安德烈·叶菲梅奇看来，这些都是老爷派头，但令人讨厌。
首先，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把他的朋友领到伊维尔教堂里。他热烈地祈祷，不住地磕头，流下眼泪。做完祈祷，他叹口气说：“即使你不信教，可是祷告一下就会感到安心些。吻圣像呀，亲爱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有些尴尬地吻了吻圣像。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则嘬起嘴唇，晃着脑袋，嘴里念着祷词，又热泪盈眶。随后两人去了克里姆林宫，在那里观看了炮王和钟王，还用手去摸一摸，欣赏了莫斯科河南岸的景色，参观了救世主教堂和鲁缅采夫博物馆。
他们在捷斯托夫饭店用餐。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看了半天菜单，抚摸着络腮胡子，用那种到了餐馆就像到家里那样的美食家的口气说：“我们倒要看看你们今天拿什么来招待我们，亲爱的！”
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