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静，”安德烈·叶菲梅奇抱歉地微笑着说，“我向您保证，我从来没有偷过任何东西，至于其余的，您恐怕过甚其词了。我看得出来，您生我的气。请安静，我盾您，如果可以的话，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气？”
“您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因为您有病。”
“是的，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百上千的疯子行动自由，因为你这蠢才分不清谁是疯子，谁是健康人。为什么该我和这几个不幸的人，像替罪羊似的代人受过，被关在这里？您、医士、总务长，以及你们医院里所有的坏蛋，在道德方面，比我们这里的任何人都要卑鄙得多，为什么我们被关起来，而不是你们呢？什么逻辑？”
“这跟道德和逻辑全不相干。一切取决于偶然。谁被关起来，他就得待在这里；谁没有被关起来，他就可以自由行动。就这么回事。至于我是医生，您是精神病思者，这其中既与道德无关，也无逻辑可言，这纯粹是一种毫无道理的偶然性。”
“这种胡扯我不懂……”伊凡·德米特里闷声说着，坐到自己床上。
莫谢伊卡因为尼基塔当着医生的面不好意思搜查他，便把不少面包、纸币和果核摊在床上。他还是冻得发抖，用悦耳的声音很快地说着犹太话。大概他以为他又在开铺子了。
“放我出去，”伊凡·德米特里说，他的声音发颤。
“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为什么？”
“因为这不取决于我。您想一想，即使我放了您，您会有什么好处？您出去吧，可是城里人或者警察还会捉住您，再送回来的。”
“对，对，这倒是真的……”伊凡·德米特里说着，擦一下额头，“这真可怕！那么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伊凡·德米特里的声音，他那张年轻聪明的脸和愁苦的面容，都让安德烈·叶菲梅奇喜欢。他想对这个年轻人亲热些，安慰他一下。他挨着他坐到床上，想了想说：“您刚才问怎么办，像您的这种处境，最好是从这里逃出去。可是，很遗憾，这徒劳无益。您会叫人抓住的。一旦社会对罪犯、精神病人和一般的不合时宜的人严加防范，把他们隔离起来，这个社会是不可战胜的。您只有一种办法：安下心来，并且认定您待在这里是必要的。”
“这对谁都没有必要。”
“既然存在监狱和疯人院，那就总得有人住进去。不是您就是我，不是我就是别的什么人。您等着吧，在遥远的未来，监狱和疯人院不再存在，到那时也就不会再有这些铁窗和疯人衣。毫无疑问，这样的时代迟早要来到的。”
伊凡·德米特里冷冷一笑。
“您开玩笑，”他眯起眼睛说，“像您和您的助手尼基塔这样的老爷们跟未来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您可以相信，体谅下情的先生，美好的时代一定会到来的！纵使我说得平淡无奇，您取笑吧，但是，新生活的曙光将普照大地，真理必胜，而且在我们的大街上将举行盛大的庆典！我等不到那一天，早死了，然而我们的后代会等到的。我衷心地祝贺他们，我高兴，为他们高兴！前进！愿上帝保佑你们，朋友们！”
伊凡·德米特里眼睛发亮，站了起来，朝窗子方向伸出双手，用激动的声音继续道：“为了这些铁窗我祝福你们！真理万岁！我高兴！”
“我不认为有特别的理由值得高兴，”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觉得伊凡·德米特里的动作像在演戏，这同样让他喜欢，“监狱和疯人院即使没有了，真理如您刚才讲的胜利了，然而事情的本质不会改变，自然规律依然如故。人们还会生病，衰老，死亡，跟现在一样。不管将来有多么灿烂的曙光照耀你们的生活，到头来人还得被钉进棺材，扔进墓穴。”
“那么永生呢？”
“哎，哪儿的话！”
“您不相信，嘿，可是我相信。不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伏尔泰的书里说的，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人们也会把他造出来的。我深信，如果没有永生，那么伟大的人类智慧迟早也会把它造出来的。”
“说得好，”安德烈·叶菲梅奇愉快地微笑着说，“您有信念，这很好。有信念的人哪怕被砌在墙里面也会生活得快乐的。请问您在什么地方受过教育？”
“是的，我上过大学，不过没有读完。”
“您是个有思想、爱思考的人。在任何环境中您都能找到内心的平静。旨在探明生活意义的那种自由而深刻的思考，对尘世浮华的全然蔑视——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高的两种幸福。哪怕您生活在三道铁栏里面，您也能拥有这种幸福。第欧根尼住在木桶里，然而他比人间所有的帝王更幸福。”
“您的第欧根尼是呆子，”伊凡·德米特里阴沉地说，“您为什么要对我谈起第欧根尼，谈起什么探明生活的意义？”他突然大为生气，跳了起来，“我爱生活，我热爱生活！我得了被害妄想症，经常恐惧万分，然而有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这时我就害怕发疯。我渴望生活，渴望生活！”
他激动地在病室里走来走去，压低声音又说：“当我幻想的时候，我便生出种种幻觉。有人向我走来，我听到说话声和音乐，我似乎觉得，我是在树林里散步，在海边徘徊，我是多么渴望奔忙、操劳的生活……请告诉我外面有什么新闻？”伊凡·德米特里问，“外面怎么样了？”
“您是想知道城里的新闻呢，还是一般的新闻？”
“那就先跟我讲讲城里的新闻，再讲讲一般的新闻。”
“好吧。城里沉闷得令人厌倦……没有人可以交谈，听不到一句有意思的话。
没有新来的人。不过，前不久倒是来了一个年轻的医生霍博托夫。”
“他总算在我活着的时候来了。怎么样，是个卑鄙小人吧？”
“是的，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您知道吗，这很奇怪……从各方面看，我们的许多省城挺活跃，思想并不停滞——这就是说，省城应当有真正的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一次那边给我们派来的人都叫人看不上眼。真是个不幸的城市！”
“是的，真是个不幸的城市！”伊凡·德米特里叹了一口气，又笑起来，“那么一般的新闻呢？报纸和杂志上有什么文章？”
病室里已经很暗。医生站起来，开始讲起国内外的一些重要文章，讲起当前出现的思想潮流。伊凡·德米特里仔细听着，不时提个问题，可是突然间，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赶紧抱住头，在床上躺下，背对着医生。
“您怎么啦？”安德烈·叶菲梅奇问道。
“您别想听见我再说一句话，”伊凡·德米特里粗鲁地说，“别管我！”
“那是为什么？”
“我对您说：别管我！真见鬼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耸了耸肩膀，叹口气，走了出去。经过外屋时他说：“这里最好收拾一下，尼基塔……气味真难闻！”
“是，老爷。”
“多么可爱的年轻人！”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回寓所时想道，“我在此地住了那么久，他恐怕是头一个可以交谈的人。他善于思考，关心着应该关心的事。”
他又坐下看书，后来上床睡觉，一直想着伊凡·德米特里。第二天早晨醒来，他记起昨天结识了一个聪明有趣的人，决定有空时再去看他一次。
十
伊凡·德米特里还像昨天那样抱着头、缩着腿躺在床上。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有睡着吧？”
“首先，我不是您的朋友，”伊凡·德米特里对着枕头说，“其次，您这是白费心思：您休想从我嘴里掏出一句话来。”
“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发窘地嘟哝说，“昨天我们本来谈得很融洽，可是不知为什么您突然生气了，立即住口不谈了……恐怕我说得不太恰当，或者是有的想法不符合您的信念……”
“哼，要我这么相信您的活！”伊凡·德米特里抬起身子，嘲讽地又恐惧地望着医生说，他的眼睛是红的。“您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刺探和拷问，在这里您办不到。我还在昨天就明白您来干什么了。”
“奇怪的幻想！”医生淡淡一笑，“这么说，您把我当成密探了？”
“是的，是这样……我认为，密探也罢，医生也罢，都是一回事，反正是派来试探我的。”
“唉，您这个人，请原谅我直说……真是个怪人！”
医生坐到床前的凳子上，责备地摇着头。
“不过就算您是对的，”他说，“就算我背信弃义想抓住您的错话告到警察局去，您被捕了，后来受审了。可是难道您在法庭上在监狱里就一定比在这里更糟？
如果判您终生流放甚至服苦刑，难道就一定比关在这间病室里更糟？我以为不会更糟……那又有什么可怕的？”
显然这番话对伊凡·德米特里起了作用。他安心地坐下了。
那是下午四点多钟。平常这个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总在寓所的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达留什卡便问他是不是该喝啤酒了。这一天外面无风，天气晴和。
“我饭后出来散步，您瞧，顺路就上这儿来了，”医生说，“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凡·德米特里问道。
“是的，三月底。”
“外面到处是烂泥吧？”
“不，不完全是这样。花园里已经有路可走了。”
“现在若能坐上四轮马车去郊游就好了，”伊凡·德米特里像刚醒来似的一边擦着红眼睛一边说，“然后回到家里温暖舒适的书房……再找个像样的大夫治治头疼……这种非人的生活我已经过了很久了。这里真糟糕！糟糕得叫人受不了！”
经历了昨天的激奋之后，此刻他神情疲倦，无精打采，懒得说话。他的手指不住地颤抖，看他的脸色可知他头疼得厉害。
“在温暖舒适的书房和这个病室之间没有任何差异，”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他身外，而在他内心。”
“这话什么意思？”
“普通人以身外之物，如马车和书房，来衡量命运的好坏，而有思想的人以自身来衡量。”
“您到希腊去宣传这套哲学吧，那里气候温暖，橙子芳香，可是您那套哲学跟这里的气候不相适应。我跟谁谈起过第欧根尼来了？跟您是吗？”
“是的，昨天您跟我谈起过他。”
“第欧根尼不需要书房和温暖的住所，那边天气炎热，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住他的木桶，吃橙子和橄榄就够了。如果他生活在俄罗斯，那么别说十二月，在五月份他就会要求搬进房间里住，恐怕他早冷得缩成一团了。”
“不，对寒冷，以及一般说来对所有的痛苦，人可以做到没有感觉。马可·奥勒留说过：‘痛苦是人对病痛的一种生动观念，如果你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种观念，抛开它，不再诉苦，痛苦就会消失。’这是对的。智者或者一般的有思想、爱思考的人，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他蔑视痛苦，他总感到满足，对什么都不表惊奇。”
“这么说来我是白痴，因为我痛苦，不满，对人的卑鄙感到吃惊。”
“您用不着这样。如果您能经常地深入思考一番，您就会明白，那些使我们激动不安的身外之物是多么微不足道。竭力去探明生活的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探明生活的意义……”伊凡·德米特里皱起眉头说，“什么身外之物，内心世界……对不起，这些我不懂。我只知道，”他站起来，生气地看着医生说，“我只知道上帝创造了我这个有血有肉有神经的人，是这样，先生！人的机体组织既然富于生命力，那么它对外界的一切刺激就应当有所反应。我就有这种反应。我疼痛，我就喊叫，流泪；看到卑鄙行为，我就愤怒；看到丑陋龌龊，我就厌恶。在我看来，这本身就叫生活。机体越是低下，它的敏感性就越差，它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能力就越弱；机体越高级，它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就越强烈。怎么连这个也不懂呢？身为医生，居然不知道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了能蔑视痛苦、任何时候都心满意足、对什么都不表惊奇，瞧，就得修炼到这般地步，”伊凡·德米特里指着一身肥肉的胖农民说，“或者让痛苦把你磨练得麻木不仁，对痛苦丧失了任何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变成了活死人。对不起，我不是智者，也不是哲学家，”伊凡·德米特里气愤地继续道，“您的话我一点也不懂。我不善于争议。”
“刚好相反，您的争议很出色。”
“您刚才讲到的斯多葛派哲学家，是一些出色的人，但他们的学说早在两千年前就停滞不前了，当时没有丝毫进展，后来也不会发展，因为它不切实际，脱离生活。它只是在少数终生都在研究、玩味各种学说的人中间获得成功，而大多数的人并不理解它。那种宣扬漠视财富，漠视生活的舒适，蔑视痛苦和死亡的学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因为大多数人生来就不知道什么是财富，什么是生活的舒适；而蔑视痛苦对他来说也就是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寒冷、饥饿、屈辱、损失以及对死亡的哈姆莱特式的恐惧等等感觉构成的。全部生活就在于这些感觉中。人可以因生活而苦恼，憎恨它，但不能蔑视它。是这样。我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不可能有前途，从世纪初直到今天，您也知道，不断进展的是斗争，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能力……”
伊凡·德米特里的思路突然中断，他停下来，苦恼地擦着额头。
“我有一句重要的话要说，可是我的思路乱了，”他说，“我刚才说什么啦？哦，对了！我想说的是，有个斯多葛派的人为了替亲人赎身，自己卖身为奴。您瞧，可见连斯多葛派的人对刺激也是有反应的，因为要做出舍己为人这种壮举，需要有一颗义愤填膺、悲天悯人的心灵。在这个牢房里，我把学过的东西都忘光了，否则我还会记起什么的，拿基督来说，怎么样？基督对现实的回答是哭泣、微笑、忧愁、愤怒，甚至苦恼。他不是面带微笑去迎接痛苦，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天父叫这苦难离开他。”
伊凡·德米特里笑起来，坐下了。
“不妨假定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他身外，而在他的内心，”他又说，“不妨假定人应当蔑视痛苦，对什么都不表示惊奇。可是您根据什么理由宣扬这种观点呢？
您是智者？哲学家？”
“不，我不是哲学家，可是每个人都应当宣扬它，因为这是合乎情理的。”
“不，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您认为自己有资格来宣扬探明生活意义、蔑视痛苦等等这类观点？难道您以前受过苦？您知道什么叫痛苦？请问：您小时候挨过打吗？”
“不，我的父母痛恨体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