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日，天气温暖无风，但是天色阴沉。一清早，伏尔加河上升起薄雾，九点钟以后又稀稀拉拉地下起雨来。看上去完全没有转晴的希望。喝茶的时候，里亚博夫斯基对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绘画是一门最难见成效又最枯燥无味的艺术，说他算不得画家，说只有傻瓜才认为他有才华。突然间，无缘无故，他抓起一把刀子，把他的一幅最好的画稿划破了。早茶后，他脸色阴沉地坐在窗前，默默地望着伏尔加河。可是伏尔加河已失去了刮谢波光，变得浑浊灰暗，看上去冷冰冰的。所有的一切都使人想到，阴雨绵绵、令人烦问的秋天即将来临。似乎是，伏尔加河两岸一块块美丽的绿毯，河上一串串宝石般的反光，透明的蓝色远方，以及大自然所有别致而华丽的眼饰，此刻都已让造物主收了起来，藏进箱笼里，以备明春再用。
群鸦在伏尔加上空盘旋，讥笑它：“光啦！光啦！”。里亚博夫斯基默默想道：他的才华已经枯竭；这世上的一切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愚蠢的；他不该让这个女人束缚自己……总之，他心绪不佳，苦闷得很。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坐在隔板后面的床上，用手指梳理着自己美丽的亚麻色头发，时而想象自己在客厅里，时而在卧室里，时而又在丈夫的书房里。想象又把她带到剧院里，带到女裁缝那里，带到那些名流朋友家里。这阵子他们都在干什么呢？他们还想起她吗？演出季节已经开始，应该考虑一下晚会的事了。戴莫夫呢？
啊，可爱的戴莫夫！他在每封信里都多么温存地、像孩子般苦苦央求她早点回家！每月他都给她寄来七十五卢布。有一次她写信告诉他，她欠了画家们一百卢布，不久他真的把这笔钱寄来了。多么善良、慷慨的人啊！旅行生活搞得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筋疲力尽，她厌烦了，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些乡民，这河上的潮气，甩掉那种浑身不干净的感觉，这种不干不净是她从一个村子搬到另一个村子，住在农家小屋里时时刻刻都感觉到的。要不是里亚博夫斯基已经保证，他要跟那些画家在此地一直住到九月二十日，她本可以今天就离开这里。要真能这样，那该多好啊！“天哪！”里亚博夫斯基埋怨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太阳呢？没有太阳，我那幅阳光明媚的风景画就无法接着画下去！”
“可是你还有一幅画稿画的是多云的天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从隔间走出来，说，“记得吗，在前景的右侧是树林，左侧是一群母牛和鹅。趁现在你可以把它画完。”
“哼！”画家皱起眉头，“把它画完！难道您以为我这人就那么笨，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你对我的态度变得多么厉害！”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叹了一口气。
“嘿，那才好。”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脸上一阵抽搐，她走到炉子旁边，哭了起来。
“对，现在只差眼泪了。算了吧！我有成千上万种理由哭，但就是不哭。”
“成千上万的理由！”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呜咽着说，“最根本的理由就是您已经把我当成了累赘。是的！”她说完，放声大哭起来，“说实话，您现在已经为我们的爱情感到羞耻。您想方设法提防着那几个画家，其实这是瞒不过去的，他们早就知道了。”
“奥莉加，我只求您一件事，”画家央求道，一手按着胸口，“只求一件事：别再折磨我！除此之外，我对您没有任何要求！”
“但您得起誓，说您现在仍然爱我！”
“这是折磨人！”画家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他跳了起来，“到头来我只好去跳伏尔加河，要不然去发疯！你饶了我吧！”
“好啊，您打死我吧，打死我吧！”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嚷起来，“打呀！”
她又放声大哭，跑回隔间去了。在农舍的干草顶上，响起刷刷的雨声。里亚博夫斯基抱着头，在小屋里踱来踱去。后来他一脸果断的神色，似乎想对谁证明什么，戴上帽子，把猎枪往背上一搭，走出了农舍。
他走后，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躺在床上哭了很久。她首先想到，最好服毒自尽，让回来的里亚博夫斯基发现她已经死了。后来想象又把她带回自家的客厅，带回丈夫的书房。她想象着自己一动不动地坐在戴莫夫身旁，享受着身心的安宁和洁净，到了晚间坐在剧院里，听马西尼演唱。她想念文明，想念城市的繁华，想念那些名人，想得她满心愁闷。有个农妇走进屋来，开始不慌不忙地生炉子做饭。烟熏火燎，满屋子都是焦糊味。画家们回来厂，高统靴上沾满了烂泥，脸上挂着雨水。他们分析画稿，聊以自慰地说：伏尔加河即使遇上恶劣天气，也自有它的魅力。那只便宜的挂钟在墙上滴答作响……冻僵的苍蝇聚在放圣像的屋角里嗡嗡地叫，可以听到长凳底下那些厚纸板中间有蟑螂爬来爬去……里亚博夫斯基直到太阳西下才回到农舍。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扔，也没有脱下脏靴，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地落坐在长凳上，立即闭上眼睛。
“我累了……”他说，他动动眉头，竭力想抬起眼皮。
奥莉加·伊凡诺大娜为了对他表示亲热，表明她没有生气，就坐到他的身边，默默地吻了他一下，把小木梳插进他的浅色头发里。她想给他梳头。
“这是干什么？”他问，猛地一哆嗦，好像有个冰凉的东西碰到他的身体，他睁开眼睛，“这是干什么？您让我安静一会儿，求您了！”
他把她推开，自己走掉了。她觉得他的脸上显出憎恶和恼火的神情。这时候，农妇小心翼翼地捧着一盆菜汤给他送来，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看到，她的两个大拇指都泡在汤里了。勒紧肚子的农妇，里亚博夫斯基吃得津津有味的菜汤，小屋以及这整个生活，此刻都让她感到十分可怕，虽说刚来的时候她很喜欢这种生活的简朴和颇有艺术趣味的杂乱。她突然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便冷冷地说：“我们需要分开一段时间，要不然由于无聊我们当真会吵翻的，我讨厌这样。
今天我就走。”
“怎么走？骑棍子吗？”
“今天星期四，所以九点半钟有一班轮船经过这里。”
“是吗？对，对……那有什么，你走吧……”里亚博夫斯基温和地说，他用毛巾代替餐巾擦了擦嘴，“你在这里很烦闷，没事可做，想把您留下的人，必定是个十足的利己主义者。你走吧，二十号以后我们又会见面的。”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高高兴兴地收拾东西，快活得脸都红了。“难道这是真的，”她暗自问自己，“难道很快就能在客厅里画画，在卧室里睡觉，在铺着桌布的餐桌上吃饭？”她心情轻松愉快，已经不生画家的气了。
“我把颜料和画笔全给你留下，里亚布沙，”她说，“我留下的东西，将来你都给我带回去……注意了，我走以后你别偷懒，别闷闷不乐，你要工作。你是我的好样的，里亚布沙。”
九点钟，里亚博夫斯基跟她吻别，她立即想到，他这样做是免得当着画家们的面在轮船上吻她，他把她送到码头。轮船不久就来了，把她带走了。
过了两天半她才回到家里。来不及脱掉帽子和雨衣，她激动得喘着粗气跑进了客厅，又从那儿来到了餐室。戴莫夫没穿上衣，只穿着敞开的坎肩，坐在餐桌后面，在叉子上磨刀子。他面前的盘子上摆着一只松鸡。当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走进住宅的一刹那，她确信，这一切必须瞒过丈夫，对此她有足够的能力和本事。可是现在，当她看到他那开朗、温和、幸福的微笑和那双发亮的、快活的眼睛时，她立即感到，要瞒过这个人是卑鄙丑恶的，同时也不可能，她做不到，诚如要她去诽谤、偷窃、杀人一样。刹那间，她决定把发生的事和盘托出。她让他吻她，拥抱她，随后她跪在他脚前，双手蒙住了脸。
“怎么啦，怎么啦，亲爱的？”他柔声问道，“是想家了吧？”
她抬起羞得通红的脸，用负罪的恳求的目光望着他，但是恐惧和羞愧阻止她说出真情。
“没什么，”她说，“我这是太……”
“我们坐下吧，”他说着把她搀起来，扶她坐到餐桌后，“这就好了……吃松鸡吧。小可怜，你一定饿坏了。”
她贪婪地吸进家里温馨的空气，吃着松鸡；他呢，温存地瞧着她，快活得笑了。
六
大约直到冬季过了一半的时候，戴莫夫开始怀疑他受骗了。他好像自己做了亏心事似的，遇见她时已经不能正视她的眼睛，脸上再也没有愉快的笑容了。为了减少跟她相处的时间，他常常把他的同事科罗斯捷列夫带回家吃午饭。这个身材矮小的人留着短发，面容憔悴，为人腼腆，每当他跟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谈话的时候，总是尴尬地把自己坎肩上的全部纽扣先解开再扣上，然后用右手去捻左侧的唇髭。
吃饭的时候，两位医生谈的都是医学问题，如横膈膜一旦升高有可能导致心律不齐，如最近一个时期经常遇到许多神经炎患者。有一次戴莫夫谈到，他昨天解剖了一具尸体，诊断书上写着“恶性贫血”，他却在胰腺上发现了癌变。两人所以这样做，似乎只是为了让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可以沉默，也就是可以不必撒谎。饭后，科罗斯捷列夫坐到钢琴旁，戴莫夫叹口气，对他说：“唉，老兄！算了吧，这有什么！你给弹个忧伤的曲子吧。”
耸起肩膀，伸开十指，科罗斯捷列夫在钢琴上奏出几个和音，然后用男高音唱起来：“请你告诉我，在什么地方俄罗斯的农民不呻吟？”戴莫夫又长叹一声，一手支着下颊，沉思起来。
近来，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行为举止并不检点。每天早晨她醒来后心绪总是很坏。她想到，她已经不爱里亚博夫斯基，谢天谢地，这事已经结束了。可是喝完咖啡，她又想到，里亚博夫斯基夺走了她的丈夫，现在她既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里亚博夫斯基。后来她回想起一些熟人的谈话，说里亚博夫斯基正准备在画展上展出一幅惊人之作，是风景画和风俗画的混合体，带有波列诺夫的风格。据说，凡是去过他的画室的人，都为此感到欣喜若狂。不过她又想，他是在她的影响下才创作出这幅画的，总之，多亏她的影响他才发生很大变化，达到艺术的高峰。她的影响十分有益，十分重要，一旦她丢下他不管，那么看来他就要毁了前程。她又回想起，上次他来看她的时候，穿一件带小花点的灰上衣，系着新领带，懒洋洋地问她：“我漂亮吗？”是的，凭他那翩翩的风度，长长的鬓发和蓝蓝的眼睛，他的确很漂亮(也许，这是最初的印象)，而且他对她很温柔。
就这样胡思乱想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迟迟才穿上衣服，随后万分激动地去画室找里亚博夫斯基。她来到那儿时，他心情很好，正自我陶醉于那幅真正出色的画。他跳跳蹦蹦，嘻嘻哈哈，对严肃的问题总是开个玩笑了事。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嫉妒里亚博夫斯基，痛恨他的那幅画，不过出于礼貌，还是在画前默默站了五分钟，最后，她像人们在圣物前叹息那样，叹了一口气，小声说：“是的，你还从来没有画过这样的画。你知道，简直大惊人了！”
后来她开始苦苦哀求，要他爱她，不要抛弃她，要他怜悯她这个可怜而不幸的人。她哭泣，吻他的手，要求他对她起誓，说他爱她，而且一再向他表明，离开她良好的影响，他将走上歧途，毁了前程。她败坏了画家的好兴致，心里感到深深的屈辱，最后只好去找女裁缝，或者找熟悉的女演员弄几张戏票。
如果她在画室里找不到他，她就给他留下一封信，信上赌咒说：要是今天不来看她，她一定服毒自尽。他害怕了，就来找她，还留下来吃饭。他并不顾忌她的丈夫在场，对她说话粗鲁无礼，她也照样回敬他。两人都感到对方束缚了自己，都觉得对方是暴君是仇敌。他们大发脾气，在气愤中全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举动不成体统，连科罗斯捷列夫也全看明白了。饭后，里亚博夫斯基匆匆告辞，走了。
“您去哪儿？”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在前室问他，那目光是仇恨的。
他皱起眉头，眯着眼，随口说出一个女人的名字——这人她也认识。显然他这是嘲笑她的嫉妒，故意惹她生气。她回到自己的卧室，倒在床上。由于嫉妒，懊丧，屈辱和羞耻，她咬着枕头，放声大哭起来。戴莫夫撇下客厅里的科罗斯捷列夫，来到卧室，局促不安地、心慌意乱地小声说：“别哭得这么响，亲爱的，……何苦呢？这种事不可外扬……要不露声色……你知道，已经发生的事就无法挽回了。”
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平息心中的妒火，猜忌折磨着她，她甚至感到太阳穴疼痛起来。她转而又想，事情还可以挽回，于是她洗过脸，朝哭肿的脸上扑点粉，飞一般去找那个熟悉的女人。她在那个女人家没有找到里亚博夫斯基，就坐上车找第二家，然后找第三家……起先她还觉得这样乱找一起有点难为情，可是后来她也习惯了，常常是，一个晚上她跑遍了她认得的所有女人的家，为的是找到里亚博夫斯基。大家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有一天，她对里亚博夫斯基说到她的丈夫：“这个人拿他的宽宏大量来压我。”
她很喜欢这句话，所以遇到别的画家时，只要对方知道她和里亚博夫斯基的风流韵事，每一回她总是把手用力一挥，这样说她的丈夫：“这个人拿他的宽宏大量来压我。”
他们的生活方式倒还跟去年一样。每逢星期三总要举行晚会。演员朗诵，画家作画，大提琴手演奏，歌唱家唱歌，而且一到十一点半，通往餐室的门打开了，戴莫夫面带微笑说：“请吧，先生们，请吃点东西。”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照旧寻找伟人，找到了不满意，又重找。跟从前一样，她每天深夜才回家，这时候戴莫夫却不像去年那样已经睡觉，而是坐在他的书房里，在写什么东西。他要到三点才躺下，八点钟就起床了。
一天傍晚，她正准备去剧院，站在卧室的穿衣镜前，这时戴莫夫穿着礼服、系着白领带走了进来。他温和地微笑着，而且像过去一样，高高兴兴地瞧着妻子的眼睛。他的脸上喜气洋洋。
“我刚才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他说着，坐下来揉他的膝盖。
“通过了？”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问。
“啊哈！”他笑起来，伸长脖子想看看镜子里妻子的脸，她却始终背对着他，站在那里梳理头发，“啊哈！”他又说了一遍，“你知道，他们很可能给我一个病理学概论方面的编外副教授职称。有这方面的迹象。”
从他那张容光焕发、无比幸福的脸上可以看出，此刻只要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能分享他的喜悦和成功，那他会原谅她的一切，包括现在的和将来的，他会把一切都忘掉，可是她不懂什么叫编外副教授，什么叫病理学概论，再说她担心看戏迟到了，所以什么话也没有说。
他坐了两分钟，抱歉地微微一笑，走了出去。
七
这是最不安宁的一天。
戴莫夫头痛得厉害。早上，他没有喝茶，也没去医院，一直躺在书房里的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像平时一样十二点多钟又去找里亚博夫斯基，想让他看看自己的静物写生，再问问他昨天为什么不来找她。她觉得这幅画毫无意思，她之所以画它只是为了找个无谓的借口可以去找画家。
她没拉门铃就走了进去。当她在前室脱套鞋时，听到好像画室里有人轻轻地跑过去，还有女人衣裙的蟋蟋声。她赶紧往画室里张望，只看到棕色的裙角一闪而过，消失在一幅大画后面。这幅画连同画架，从顶端一直到地板，都蒙着黑布。毫无疑问，有个女人躲起来了。想当初，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也常常在这幅画后面避难呢！里亚博夫斯基显然很窘，他对她的到来似乎感到吃惊，向她伸出两只手，不自然地笑着说：“哎呀哎呀！见到您真高兴。有什么好消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