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巴音布鲁克的天空下，放眼四周，一切都那么遥远，那么空旷，可一切又都在你的眼前，远处的雪山，脚下的草地，那些野花，那些奔腾的骏马，那些吃草的牛羊。那些永远走近不了，永远远离不了的山脉，围成一个自成的世界，白云覆盖在上面，蓝天覆盖在上面，阳光覆盖在上面，这是真正的大自然，回归到这样的自然当中，能不心旷神怡吗？然而，我却怀疑是否在梦中？因为巴音布鲁克草原自然得有些过头，有些失真。
巴音布鲁克草原坐落在天山腹地的珠勒图斯盆地，这是天山山脉中段、南天山中的一个高原盆地。盆地周围多为海拔四千米以上终年积雪的群峰，盆地底部海拔两千四百米至两千五百米为高山草原。
这里天高云淡，气候凉爽，河流纵横，沼泽、湖泊、山泉分布甚广。肥沃的土地上密密麻麻生长着一层茂盛的酥油草，草丛间夹杂着许多营养丰富多姿多彩的植物，而且大都是些中草药，盛开的野花赤橙黄绿青蓝紫，非常艳丽，美得简直无与伦比。
阳光倾斜在深秋的牧草里，碧绿的牧草顺着风儿的方向直指蔚蓝的天空，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成群的骏马、牦牛和黑头羊在曲线柔美的草原上吃草，这些游动的精灵，给沉寂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带来了生机。
草原，是游牧民族赖依生息繁衍的命脉根基。蒙古族以游牧文化经营了几千年的草原，并且在草原上留下了许多神奇的传说和英雄史诗。也许，只有游牧文化才是惟一适合草原特殊生态环境的文化方式。
然而，在巴音布鲁克区政府所在地的乌兰恩根镇、在绿色无边的大草原上，我们时不时地会看到一些生活垃圾，这些东西就像一个个不和谐的音符，深深地灼痛了我忧虑的眼睛。我在想，如此发展下去，我们将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巴音布鲁克呢？
辽阔的草原养育了游牧民族，游牧文明庇护着常青的草原。然而，当牧民不再需要马，由游牧变成定居，草原就失去了游牧文明的庇护，那么它将如何继续千年的绿意呢？
现在生活在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蒙古人，即土尔扈特南路四旗，是我国历史上卫拉特蒙古的一支，历史悠久，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称谓。元代称“斡亦剌惕”，明代称“瓦剌”，清代称卫拉特，亦称厄鲁特、额鲁特或漠西蒙古、西蒙古、准噶尔。国外则称之为卡尔梅克。
卫拉特蒙古内部又分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准噶尔四大部落，统称卫拉特四部。
卫拉特部是元代斡亦剌惕蒙古著名的王罕后裔。王罕作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长辈，对成吉思汗的兴起和他统一蒙古各部，发挥了重要作用。
斡亦剌惕出现在政治历史舞台，最早见于我国史籍《元朝秘史》。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在斡亦剌惕地区建立千户制，编为四个千户，因忽都合别乞首先诚服，并在西征“林木中百姓”诸部中立下汗马功劳，旋将斡亦剌惕归忽都合别乞管辖。成吉思汗遂与斡亦剌惕部建立了世袭姻亲关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忽都合别乞的儿子脱劣勒赤，忽都合别乞将女儿斡兀立海迷失嫁给成吉思汗的孙子贵由，定宗元年（1246）贵由继帝位，斡兀立海迷失作了皇后，地位显赫，两年后定宗去世，她临朝称制，暂摄国事。
这种在成吉思汗时开始的姻亲关系，不仅在斡亦剌惕与元皇室子孙间世代相传，也存在于斡亦剌惕与各宗王术赤系、察合台系、拖雷系之间。
斡亦剌惕贵族的子弟，差不多都是元朝历代驸马，享有“亲视诸王”的崇高政治地位，多次受元廷派遣，征战四方，成为元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是元朝政治舞台上一支非常活跃的力量。
土尔扈特蒙古原本游牧于我国新疆塔城西北的雅尔地区，后来随着准噶尔部日益强大势力的威胁，以及政治、经济、环境等原因，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期，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本部人马，离开了原来的牧地，经过哈萨克草原，越过乌拉尔河，来到伏尔加河下游放牧。
和鄂尔勒克率部西迁后，在异域异乡创立汗国，给卫拉特各部的发展带来了有益的影响。伏尔加河下游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水草丰美，气候温和，对以游牧为业的土尔扈特蒙古民族来说确实是良好的牧场与生存条件。大约到1630年左右，卫拉特各部纷纷步他们的后尘而来。
他们有着和成吉思汗同样的疆土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显示了典型的“沙文主义”思想。
然而，伏尔加河下游并不是土尔扈特蒙古的理想乐园，自从他们到了那里以后，就不断受到北邻的沙皇俄国的威胁。哥萨克人、诺盖人、日耳曼移民等在沙俄的支持和指使下，不断的闯入土尔扈特人的牧地地恣意烧杀掳掠。和鄂尔勒克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率部奋起还击，壮烈地战死在阿斯特拉罕城下。后来他的儿子书库尔岱青、孙子朋楚克、曾孙子阿玉奇经历千难万险，始终没有割断与祖国的关系。他们一方与沙俄周旋，另一方面则主动加强了与清政府的联系。
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阿玉奇派使团“寻根”面圣，表露心迹。康熙也派出使团对土尔扈特汗国进行了回访。
阿玉奇去世后，土尔扈特汗国内部陷入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内乱。1761年，他的曾孙子，年仅17岁的渥巴锡，在土尔扈特汗国逐渐衰落的情况下继承了汗位。他无法忍受沙俄叶卡特琳娜女皇的种族灭绝政策，经过数年准备，于1771年1月5日，毅然率部武装起义，在人类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出举世闻名的“东归”征程。
1771年7月中旬，当土尔扈特人冲破沙俄及其帮凶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回到祖国怀抱时，当初参加起义的17万之众，仅剩下了7万来人。
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亲自主持接见了渥巴锡等“东归”组织领导者，并逐一论功赏赐，还就土尔扈特人的回归与安置问题，御笔书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分别在避暑山庄和伊犁两地勒石立碑，以志永垂之功。
从成吉思汗到渥巴锡，蒙古民族演绎了多少波澜壮阔的远征传奇？他们以那冷兵器时代的“铁马金戈”诠释了英勇与悲壮，在人类历史上被公认为一个英雄的民族。
蒙古族崇拜英雄，所以许多家庭都以英雄——“巴特尔”给男孩子起名字。巴特尔在蒙语里是“英雄”的意思。在巴音布鲁克草原，我遇上了好多个巴特尔。年长的八九十岁，小的出生才几个月。他们不是徒有“英雄”的虚名。据说，有一位老巴特尔曾经赤手空拳打死过一窝狼，没点英雄胆气能有这等英雄之举？再说另一位年仅七岁的小巴特尔，马上功夫好生了得，他骑在马背上身轻似燕，驾驭自如，看他的骑术，就像看马术表演，让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难怪这小小的年纪，就能够在“东归那达慕节”赛马中一举夺冠，还有几位中青年巴特尔，全都堪称放牧能手，他们少则哺育着几百只马牛羊，多则牧养着几千只牲畜。
在蓝天白云下，碧绿的草原上，洁白的蒙古包好像一朵朵白莲花。古老的民歌唱道：“圣主时代将其革新，古老的习惯使它形成；英雄的民族宝贵的殿堂，草原牧人雪白的毡房……。”
辽阔的草原造就了蒙古族的游牧文化，游牧文化又成了草原牧民的精神依托。生态系统的天然性和多样性，古老、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才是土尔扈特蒙古真正的两大优势。保护住这两大优势，不但是为我们的现在考虑，也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着想，为世界环境着想；保护住这两大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朋友们来巴音布鲁克观光旅游，接受纯净的大自然的馈赠，饱尝草原牧民的恩惠和亲人般的款待。
洁白美丽的天鹅呦，
在那湖面上徜徉漫游；
远方的客人来到我的家，
设宴摆酒将你挽留。
捧上洁白的哈达献上真诚，
斟上醇香的奶酒斟满深情，
草原展开博大的心胸，
热情欢迎四海宾朋……
去年秋天，内蒙古著名的民俗文化研究专家郭雨桥来巴州采风之后，十分感慨地对我说，巴州是全国蒙古族民俗文化传统保留最好的地方。他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后来我也找到认同的依据。
蒙古法典对破坏草原的行为制定了严厉的刑罚，成吉思汗把“草生而属地者，遗火而瑞火芮草者，诛其家”作为国禁。元朝期间，忽必烈屡下诏令，“禁牧地纵火”。在许多法规中还明确划定禁猎区、禁猎期、禁杀和保护的动物，如《卫拉特法典》第52条规定：“犯圣山林者微微顶替性命，罚三岁驼两峰。”
为了切实保护草原和合理地利用草原，蒙古族先民选择了游牧生活方式，这是人类适应大自然的科学方法。那洒在辽阔草原上的一座座蒙古包和行进的车辙记载着草原民族悠久的游牧史，也是草原游牧民族为我们留下蓝天绿地的经卷法典。
蒙古人视天为父亲，大地为母亲，水为血液，草木为神灵。蒙古人对家的概念是那样广阔，家即是整个草原。山水花鸟、野兽家畜都是家里的成员。当一个孩子问他的母亲，我们蒙古人为什么是游牧和迁徙的，就不能定居在一个地方吗？他的母亲就会告诉他，如果在一个地方定居，那么地母神——额托格会很疼的，只有当蒙古人游牧和迁徙时，地母神身上的血液才能够流动……
这是一个十分睿智的答案，这是一个非常明了的解释，它给一代又一代蒙古人以启蒙与教化。
但是，时代的变迁正在改变着巴音布鲁克牧民的生活，如今草原上实行牧民定居和半定居的生活方式，逐水草而居正在逐渐成为往日的童话。草原上传统的蒙古包明显地少多了，可以肯定的说，将来还会越来越少的。
为了鼓励牧民定居，政府每年都为牧民定居给予一定的补贴。如今草原上盖起了砖房，太阳能发电装置，充实着牧民的生活，牧民家里用上了电器，洗衣机、电视机、移动电话、互联网，维系这一切的是大自然的无私奉献，大自然的伟大正在于此，它毫无所求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然而，物质生活富裕起来的人们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坏着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近年来，巴音布鲁克草原草场退化，天灾不断，时而大雪成灾、时而遭受蝗虫祸害、时而干旱导致牧草萎缩。
虽说天灾不可抗拒，那么人为的灾害总是可以避免的吧？巴音布鲁克草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乌兰恩根镇，垃圾遍布，到处是塑料袋造成的“白色污染”和丢弃的各种空酒瓶等生活垃圾。难道说，这些不是造成草场退化的某种因素吗？还有，辽阔草原上留下的一道道车辙以及修路、搞建筑等挖掘土石方留下的累累“伤痕”。
人们似乎看不到这些人为的因素，只是认为牧民为了追求近期利益，盲目扩大牲畜的饲养数量，草场长期超载过牧导致草原退化。也有人认为是全球的气候变暧和“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当然，也许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问题绝不会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