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川有一种面食，在陕北非常有名气。干炉好比镇川的一张名片，在陕西、山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提起镇川，人们就会想到干炉。说到干炉，人们就会想到镇川。
干炉是镇川人用心血和智慧创造来的一种美食，干炉为镇川人赢得了名气和荣耀。
干炉其实就是镇川人手工制作的一种外观像车轮的烤饼，它边厚心薄，中心用食色点缀一方印章似的红点，放入烤炉内烤熟，色泽金黄，香味扑鼻。干炉的中间夹一层拌了盐的干面，所以烤熟之后会膨胀鼓起，吃起来酥脆爽口。
干炉在制作方法上又有硬干炉和油干炉之分。硬干炉是用死面（即不发酵的麦面）烤制而成，油干炉是用清油（即植物油）和面烤制的。虽然仅仅这么一点区别，吃起来口感却大不相同。硬干炉，吃起来嘎巴脆，油干炉，吃起来香酥脆。这种美食特别耐放，无论春夏秋冬，储存两三个月都不会变质，尤其便于旅途携带，食之口味纯正，结实耐饱。
传说干炉在镇川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而且它的名字还是由康熙皇帝起的。但是，无据可考。
陕北有不少地方也制作干炉，虽然制作方法没啥区别，但是都比不上镇川干炉好吃，都弄不懂镇川干炉有啥秘诀。
镇川人走亲访友拿干炉当礼品。镇川有许多在北京、上海、天津、成都、广州、兰州等的高级干部，那些人走南闯北什么好东西没吃过？然而，却都念念不忘故乡的干炉，总要托人辗转捎带几个品尝。
据《镇川志》记载：“1958年－1962年，陕西省人民政府专门把镇川打干炉能手申旺等人，调进西安人民大厦，制作镇川干炉招待中外贵宾。从封建皇帝、大臣，到共产党的总书记、中央首长，凡来过陕西、榆林的头面人物，大都品尝过镇川干炉。”
陕北人把制作干炉叫做“打干炉”，打干炉有许多讲究，从选料、和面、上压杆、分剂子、放盐面、手托、点红、上鏊、画线、入炉、翻烤、出炉等工序一点也马虎不得。比如说上鏊前的摔面坯子，打干炉的好把式，能将手工制作出来还尚未上鏊烘烤的面坯子，拿起来，摔打得手叭叭作响，但是面坯子一点也不会走样、变形。
我算是生不逢时的镇川人。从小就赶上了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的主要精力没放在发展生产上，全都在瞎胡闹。
生产搞不上去，许多农户每年粮食不够吃。我小时候就经常要忍饥挨饿。
那年月，吃干炉是我和许多同龄人的一种奢望。“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少能见到油干炉。然而，一毛五分钱一个的干干炉人们也吃不起啊。
当时我经常和父亲到炭窑上去拉炭，那是一个重苦力活，人力车装载着300多公斤的煤炭在崎岖的山道上走20多里，许多拉炭的人都要买上一个干炉犒劳自己。
我父亲过日子很仔细，从来都舍不得花钱买干炉吃，饿了就吃从家里带的窝窝头充饥。
我吃干炉最多的是近几年的事。每次我探家回去，父母和二弟都会给我买几个干炉回来让我吃，尤其是我要离开家乡上路的时候，家里总是要给我买上一二十个干炉当干粮。
2000年8月，我到东北、北京、延安出差，三弟听说我要到延安来，特意赶到延安机场来接我，并且为我联系了小姑父的车，专程接我顺便回家看看。
当晚，等我们回到家里全家人都在等待着我们。二弟和四弟为我们买了许多干炉、碗托、煎饼和卤鸡爪等菜肴，这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多最香记忆最深的一次干炉。
那天晚上我们嫌窑洞里热，就把饭桌摆在院子里，我们边吃边聊，亲人团聚其乐融融。
初到家里我觉得院里的一切都很新鲜，酒过三巡，看着满院的春色，听了二老让我再不要操心家里，儿个（陕北方言“现在”）家里吃喝不用发愁，什么东西都有，我打心眼里高兴，情不自禁地唱起信天游：
这一串紫来那一串红，
还有一串蓝格英英爱死人。
看不完的好花唱不完的曲儿，
摘上一朵拿手里。
上坡坡葫芦下坡坡瓜，
出远门的游子无牵挂。
红艳艳的辣子窑面上吊，
如今的生活实在是好。
长长的杂面软软的糕，
想吃什么你随便挑！
这次回去我仅在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临走时，家里又为我买了二十个油干炉。三弟又陪着姑夫把我送到了延安，临别时我硬是给三弟分了一半。
改革开放以后，我家兄弟几人都长大了，家里的日子也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了，能吃得起干炉了。或许，在外地人看来，干炉不就是一种普通的烤饼吗，还值得你这么看重吗？其实不然，我更看重的是故乡的变化，是今天幸福的生活，是家里年迈的父母能安度晚年、兄弟姊妹和睦相处的手足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