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山水田园诗人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因此也称王孟诗派。这些诗人用开朗宽阔的博大胸怀，深细敏感的审美嗅觉，来描绘山水风景的优美壮丽，歌咏田园生活的闲适静谧，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盛唐时期社会的稳定、农民的安居乐业和时代精神的开朗乐观。以前对山水田园诗评价定位过低，认为是远离了时代和生活的，其实不然。“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也是山水诗，只因为是在乱世年间，诗人才那么心情沉重。那么，在太平时期，王维歌咏“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不也正符合时代的要求么！为了进一步了解王维，我们不妨走进他的生活轨迹。
王维是太原王氏，名门之后，籍贯为蒲州，即河东人。王维的母亲，史书上明确交代是博陵崔氏，也属当时五大姓之一，而五大姓之间，多是内部通婚，这也证明王维确属血统纯正。五姓，指清河或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或陇西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他们是天下最尊贵的五大家族。在唐朝，中了进士只是意味着事业的成功，但是如果要得到上流社会的认可，还要在婚姻上取得成功，这婚姻上成功的标准就是娶五姓女，唐朝如能娶五姓女比招驸马还荣耀。《隋唐嘉话》中说，唐高宗时的宰相薛元超平生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晚年时不无感慨地说，我一辈子富贵已极，没有什么别的追求，但有三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遗憾，那就是没有进士及第，没有机会修国史，没有能够娶到五姓女。他娶的是李渊的孙女，太宗的侄女和静公主，娶了这样的皇亲国戚、金枝玉叶还不满意，觉得比不上娶五姓女，可见这五姓女在当时社会上是何等荣耀的身份。前两件事情经过努力或许可能实现，只是娶五姓女比较麻烦。因为李、王、郑、卢、崔氏这五姓自恃身份高贵、血统纯正，对皇帝的女儿都没有太大的兴趣，估计对寻常的宰相也不会中意。唐文宗嫁女儿的时候，发现贵族们你推我让，十分谦虚，就大发雷霆，说我老李家当了二百年的天子，还比不上崔、卢这些所谓的家族吗？大唐皇帝也在“五姓”之列，为什么还得不到关中士族的认可呢？可见五姓家族当时在社会上地位之尊贵。
王维自幼聪颖，九岁时就能做诗写文章，像那首脍炙人口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是王维十七岁时写的。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十七岁时的诗作，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家上乘，广为人们传诵，可见王维初露头角，已是出手不凡。王维弟兄共五人，他居长，另有两个妹妹。作这首诗时，他初次离开家乡，诗中表达了他思念亲人的深情。“独在异乡”，一句是说到了孤独寂寞的环境，对于初次离家的少年来说，遇到这种环境特别敏感。“异客”则更强调了游子在异乡举目无亲的生疏清冷感受。第二句“每逢佳节倍思亲”是前面情绪的合理发展，说明平常已有思亲之苦，到了节日，这种思念就愈加增强了。“倍”字用得极妙，是联系上下两句情绪之间的关键。这两句构成全诗的一个层次，是从抒情主人公自我的主观感受来表现思亲之情的。“遥知”以下全是想象，揣想这重阳佳节到来之时，亲人们定同往年一样登高饮酒。作者料定，当亲人团聚一起欢度重阳节而“遍插茱萸”之时，会记起他这个客处异乡游子的。结尾一句将全诗的情感推向高潮，没有再去直言思亲，而其情自见，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
九岁就能舞文弄墨的神童很多，但长大后能够成为成功人士的却很少，因为神童可以靠天分，但成功则需要良好的素质，素质则要靠教育和培养。出身名门，好处甚多，首先能接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王维之所以后来成为开元、天宝间著名诗人，而且工于草书隶书，娴于丝竹音律，擅长绘画，是个不可多得的通才，在青年时代便已名动京师，得到皇族诸王的敬重，宁王、薛王待他就像师友一样，这与他童年和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教育有着密切联系。关于王维应举，有一本书叫《集异记》的曾有一段有趣的记载，当时有一个叫张九皋的人，使人走通了公主的门路，公主曾授意京兆试官，要将张九皋列为状元。王维也将应举，同岐王商量，希望得到歧王推荐。但歧王权势哪里比得上公主，不敢与公主争锋，于是，只好让王维通过自己的才华去争取公主的支持，并如此这般地安排了一番。过了几日，王维经过一番精心包装，衣着锦绣，光彩鲜艳，无疑是一个亮丽照人的帅哥。然后带着琵琶，被歧王领着去见公主，他们到了公主府上，说是带酒乐来为公主侍奉宴会的。王维为人皮肤白净，正当少年，气质高雅，风姿俊美，他的闪亮登场，立刻吸引了到场的所有客人的眼球，公主也将兴奋点集中到王维身上，她问岐王：“这是何人？”岐王回答说：“是个懂音乐的小伙子。”接着便让王维给公主独奏新曲。王维弹奏琵琶，声调哀切，满座为之动容。公主急切地问王维道：“这是什么曲子？”王维起身答道：“是《郁轮袍》。”公主甚感惊奇，非常高兴，岐王趁机对公主说：“这个年轻人不仅精通音律，还是个少有的才子，尤其诗做的出神入化，鲜有人超过他。”公主更感惊异，问王维是否有写成的诗作，王维从怀中拿出数卷诗作献给公主。公主看过之后，不禁赞叹道：“这些诗歌都是我常常诵读的，从前以为是古人之作，原来就是你写的！”于是让王维更衣，不作伶人看，而让他坐在客人的座位上。王维，不仅人长得风流蕴藉，而且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幽默风趣，很快以高雅的谈吐、卓绝的风姿与广博的学识征服了在场的听众，大家对他无不产生钦敬之意。岐王见时机成熟，便说：“若教京兆府今年能以此人为头名状元，诚为国家的荣光。”公主说：“那为什么不教他去应举？”岐王说：“听说您已经嘱托，状元不是要给一个叫张九皋的人吗？”公主笑道：“那也是因为他人求情，哪里是我要给张九皋。”随即回头对王维说：“你如果要取头名状元，我当全力推荐。”就这样，公主又改推荐王维做了头名状元。这个故事未必完全属实，或者纯属虚构，但从中可知王维少年时代便成为引人注目的名人，已经很走红的，当然，他的走红除了个人的才气外，与公主王爷的炒作是分不开的。王维中状元，却属事实，据考证，乃是开元九年即721年中的状元，时年21岁。
状元及第的王维，被任命为太乐丞，这也算是与精通音律的王维专业对口。太乐署专管邦国祭祀专用的乐舞，丞是个副职。可惜没过多久，王维就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原因是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享用了不能享用的乐舞。《集异记》中说，王维担任太乐丞时，利用职权之便，让伶人为他舞黄狮子，触犯律法被贬官。黄狮子舞，只允许一个人欣赏观看，那就是九五之尊的皇上。王维利用职权之便，坐享了黄狮子舞，那就是僭越行为，自然是大罪，王维被贬到济州去担任参军，当年秋天便离开京城，赶赴济州上任。王维在那里度过了四年多的光阴，这段时间王维非常苦闷，一个才华横溢的热血青年，刚刚步入仕途，对未来饱含期待，有无限的憧憬，然而他却被朝廷遗忘在偏僻的角落，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漫漫长夜中，黎明迟迟未到，诗人无法忍受寂寞，四年之后他辞去了司法参军一职，离开济州隐居于淇上。两年后又回到长安，闲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此时的王维还没有体现出天性淡逸、超然物外的一面，他对入仕有着强烈的向往。
王维是开元十四年即726年春天辞去司法参军之职，离开济州的。于开元十七年即729年到达长安，在长安又闲居了几年。到了长安，他就开始跟从大荐福寺的道光禅师学习顿教，结识了诗人孟浩然。孟浩然于开元十六年即728年赴长安应试，落第后一直滞留在长安，第二年冬却怅然而归，写了一首诗留别王维：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
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
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靡。
孟浩然在这首诗中说，偌大一个京城，没有一个做高官的知音，自己苦苦等待了这么长的时间，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看来自己只能回到襄阳老家，在寂寞中度过此生了。传说孟浩然的失意，是因为他面试失败。当时他正与王维聊天，唐玄宗突然驾到，他无处躲避，只好藏在床底下。后来玄宗知道了，让他出来吟诵诗歌，他有许多好诗，偏偏选择了一首《岁晚归南山》，当他吟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两句时，唐玄宗听了非常生气，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说：“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于是就把孟浩然放还南山了。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当时王维自己都还没有找到出路，玄宗皇帝怎么会去看望他呢？看看他写给孟浩然的诗：“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王维在诗中劝孟浩然回乡隐居，不必辛辛苦苦地来长安参加举试，求取功名，这是因自己中状元后仍不得意，所以才有这样的话。作为一个才子，一代名人，王维这个时期不太得意，青年时期赋闲，心中当然不是滋味。虽然王维劝孟浩然归乡隐居，但他自己的求仕之心并未完全泯灭，或者因名臣执政，复又求仕。闲居长安时，即在他34岁那年，赴洛阳，献诗中书令张九龄，希求荐引，随后便隐于嵩山，嵩山地近东都洛阳，隐于此处正可待机而出。次年他被朝廷任命为右拾遗，在朝为官，做了两年右拾遗，升迁为监察御史，40岁时，迁殿中传御史。就在闲居和这样的官职变换中，他度过了许多年的时光，不觉进入了中壮年，总不得意。开元末年，口蜜腹剑的奸臣李林甫开始得势，把兢兢业业治理国家的著名宰相张九龄挤出朝廷，这意味着政治局势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因为张九龄是宰相中的诗人，诗人中的高手，艺术气质太浓，自然看不起政治手腕，很快在与李林甫的争斗中败北，黯然离开首都。据说他的离去，标志着大唐盛世开始从高峰回落。王维的心情也从高峰跌落到谷底，此后几年虽然也在朝为官，但日子过得不咸不淡。他为了逃避可能会有的意外，就开始过一种半隐半仕的生活，这是政治局势对他的影响。其实，王维在封闭状态的生活中越陷越深，更主要的还是他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造成的。他母亲长期奉佛，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他来说自然是不可抗拒的。中年丧妻以后，他就没有再娶，一直过着长斋奉佛的独身生活，这时正是后来对祖国诗歌有深刻影响的禅宗蓬勃发展的时期，他对禅宗的哲理兴趣越来越大。
对于诗歌与禅宗，我有过这样的思考：诗教与禅宗在净化人们的心灵方面有着相同点，它们的普世精神都体现在普及善良，救赎灵魂，为人类的生存构建一个和谐宁静的人文环境。诗歌是一种高尚的精神活动，尽管它不能直接解决任何社会问题，但却能使这些问题成为审美的关照对象，人们正是在这种审美的关照中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诗歌会以美的形式把人们带入一种品味人生奥秘的境界，一种超越物质实利和庸常得失的境界，在这一点上它与禅宗有相同之处。禅宗是教诲人们找到安顿身心之处，要安顿身心，就必须懂得共生，即人类要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就必须有智慧的勇敢、忍耐的功夫、慈悲的宁静。诗歌与禅宗的初衷都是引领人们走向善良。禅宗是维系中国民间精神的重要一脉，也是现代精神拯救的重要力量。在今天，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物质的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越来越躁动不安，倡导禅宗也许能改善快速富裕的中国人的精神沉沦。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沉沦已非常严重，光靠文化呼吁难以唤醒民族的良知，社会需要重新培植和弘扬禅宗文明，重新开启民众的宗教生活，让失落信仰的中国人成为有多种信仰选择的族群，这样才有可能使这片土地由躁动走向安静，由恶斗走向和谐，由利欲走向人文。
回头我们看王维的诗歌，由于礼事禅宗，他的诗歌风格也发生了变化，早年那种意气风发的诗情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融诗歌与画意、诗情与禅理为一体的山水诗。这种小诗像一幅画，诗情清淡，却又蕴涵着无法捉摸的禅理。他的这类诗作创作成就极高，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终南别业》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这首诗是写王维归隐生活的乐趣。王维说自己到了中年以后，就很注意养生之道了，后来又把家安在终南山边，生活更加悠闲了。兴致来了，就独自漫游，随意而行，走到哪里算哪里，不知不觉来到流水的尽头，无路可走了，索性就地坐了下来看行云变幻，碰到山间老人，就说说笑笑，把回家的时间也忘了。这样的生活，看起来很美，真正过起来还需要莫大的勇气与毅力，很多人都说，这样的诗歌充分表现了诗人那种天性淡逸、超然物外的风采。王维说自己“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只说中晚年以后他的生活很平静，可见青年时期他的心情未必宁静。
我们来看他青年时期的诗作。王维曾赴河西节度使幕，在边塞生活了一段时间，留下了不少好诗，三十七岁时，王维曾出使凉州——今天甘肃中部，途中做了一首《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开元二十五年即737年，王维奉命赴西河节度使府慰问将士，此诗就是诗人赴西河途中所作。这是一首纪行诗，诗人身负朝廷使命前往边塞。诗歌记述了这次出使途中所见所感。首二句是说轻车要前往哪里去呢？是要出使地在西北的边塞。交代此行的目的和到达的地点，诗于记事写景之中微露失意情绪。三四两句是说自己像随风而去的蓬草一样飞出塞外，像振翅北飞的归雁一样进入边境。它包含了多重信息。由“归雁”一语知道，这次出使边塞的时间是秋天，已是蓬草成熟，枝叶干枯，离开大地，随风飘卷，故称“征蓬”。是诗人以蓬草自喻，写自己的飘零之感。当一个人去国离乡时，感情总是复杂万端的。大约诗人这次出使，由于心境不佳，或者同朝廷政治斗争有关。一向器重诗人的宰相张九龄即于本年四月贬为荆州长史，张九龄的被贬对王维的打击很大，这使王维看到的政治理想破灭了，也是他个人仕途的一个转折点。五六句描绘出塞外雄奇壮观的独特风光，烽火台上燃起的一道孤烟，在广阔的沙漠上冲天而起，蜿蜒曲折的黄河，映衬着落日的残红。以十分工整的对仗将塞外开阔鲜明、气势雄伟的景象描绘的入木三分。七八句是说诗人到了边塞，只遇到留守部队，原来守将们正在前线的燕然。
我们再来看他的《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首诗在当时就有人谱了曲，称为《阳关三叠》，成为流传广远的送别歌词，用最普通的词组成最普通的句子，一看就懂。但是情意又那么深长，音调又那么响亮，使人感到正是自己要说的话，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置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龟兹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元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人，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
前两句写送别的时间、地点、环境气氛。清晨，环绕客舍四周刚刚放叶的柳树，经春雨洗过，益发显得青翠嫩绿。古有折柳送行的习俗，汉代长安城东郊有一条河叫灞水，河上有一座桥名“灞桥”，人们在这座桥上送别亲友，要折下桥头的柳枝送给行人，这就是所谓折柳赠别。从汉魏到隋唐，这一习俗相沿下来。所以古人看到柳，即生离别之意。这种异乎寻常的心理反应，是长期文化积淀的结果。因此，作为文化标志的一事一物写人诗中，就使诗具有十分丰厚的情感意蕴。
后二句直接写离别之情，全部感情都倾注在一杯酒中。此时主客彼此可能有许多话要说，由于离别在即，心情复杂，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因而，饮酒便成了最好的交流感情的方式。离别饮酒，自不同于久别重逢那样的痛快酣畅，总不免有些苦涩的味道。但是，就在这一斟一酌中，显示出来的情意却格外深重。诗中“劝君更尽一杯酒”一句写出了主客依依惜别的心情。第四句“西出阳关无故人”，使这杯酒具有极重的分量，那是故人的一段心肠。唐代由于国力强盛，对外的交流往来也空前频繁，因此经常有人“西出阳关”，或出使，或经商。出阳关向西，面对异域山川，风俗不同，语言有别，而且要涉足杳无人烟的大漠，所以将出阳关的人，内心无限凄凉，前来送客的亲友自然也怀有同样的心情。
在这期间他还写了《少年行》：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诗人在这首诗中描绘了少年游侠的日常生活，从日常生活的描写中显示出少年游侠的精神风貌。诗人精心选择了高楼纵饮这一典型场景，游侠讲义气，重然诺，而这种性格又总是和“使酒”密不可分。前两句分写“新丰美酒”与“咸阳游侠”。新丰美酒，似乎天生就为少年游侠增色而设；少年游侠，没有新丰美酒也显不出他们的豪纵风流。吟诵之间，少年游侠顾盼自如、风流自赏的神情也宛然在目了。第三句“相逢意气为君饮”把二者联结在一起。“意气”包含的内容很丰富，轻生报国的壮烈情怀，重义疏财的侠义性格，豪纵不羁的气质，使酒任性的作风等等，都是少年侠客的共同特点，都可以包含在这似乎无所不包的“意气”之中。而这一切，对侠客们来说，无须经过长期交往，只要相逢片刻，攀谈数语，就可以彼此倾心，见如故。这就是所谓“相逢意气”。“系马高楼垂柳边”，这一句是由马、高楼、垂柳组成的一幅画面。马是侠客不可分的伴侣，写马，正所以衬托侠客的英武豪迈。高楼则正是在繁华街市上那所备有新丰美酒的华美酒楼了。高楼旁的垂柳，则与之相映成趣，它点缀了酒楼风光，使之在华美、热闹中显出雅致、飘逸，不流于市井的鄙俗。而这一切，又都是为了创造一种富于浪漫气息的生活情调，为突出游侠的精神风貌而服务的。
让王维彻底沉默寡言的，是他有过做“伪官”的经历。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六月，安禄山攻陷潼关，随即进军长安。《新唐书》说玄宗“西狩”，而事实是玄宗仓皇出逃，狂奔至四川。四川真是个好地方，尤其是战乱之时，皇帝都很喜欢它，这与四川的地理形势有关。后来的唐僖宗、民国的蒋总统都曾“出幸”或“西狩”至此。四川人民也非常欢迎这些皇帝的到来，在特殊时刻皇上能够选择四川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信任，更何况很多风景区、名胜古迹都是由于皇帝“到此一游”而身价百倍。玄宗出逃时，当时朝廷百官分成好几派，有忠心耿耿追随皇帝出逃的，有积极主动与新君安禄山合作的，有自谋出路避往山间乡野的，也有摇摆不定静观其变的。王维应该是属于忠心耿耿那一类。《旧唐书》说他是“扈从不及，为贼所得”，意思是还没有来得及逃跑便作了俘虏，也就是说他有逃跑之心，只不过还没有付诸行动。王维见势头不对，马上吃药取痢，假称患病，这是一种什么策略，未免太拙劣了些，安禄山能放过他吗。《旧唐书》云：“禄山素知其才，遣人迎置洛阳，拘留在菩提寺，迫以伪署。”乱世有才名，也会带来烦恼。《新唐书》也说安禄山因为爱惜人才，让王维做了他的给事中。王维自己宣称是在刀剑的威逼下作伪官的。后来，他在给同样做过“伪官”的韦斌撰写墓志铭时，他描述了自己这段经历，他说，安禄山进入两京的时候，大臣们像关在笼子里的猴子，自己这类小官就像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后来自己吃药称病，准备潜逃，结果引起叛军警惕，被抓了起来，十多天没怎么吃饭，大小便都在关押的房间里，外面的守卫拿着刀枪棍棒，架在他的脖子上，将诗人捆成粽子形状送到安禄山他们办公的地方。这样看来，安禄山并没有因为王维有才而怜惜他。王维声称他是在饱受折磨与屈辱之后，才迫不得已做了伪官。直接而有力的证据，是王维在此期间所写的一首诗，诗题很长，大概意思是，当时他被拘禁在菩提寺，老朋友裴迪来看望他，说起逆贼安禄山在凝碧池旁大宴宾客，并让唐玄宗的皇家乐团在旁伴奏一事，王维一时泪下，偷偷写下这首诗给裴迪看：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这首诗可谓一字千金。至德二年十月，大唐的军队收复东京洛阳，投降的“伪官”三百多人都被押往西京长安受审。大头目如陈希烈等都被关押在大理寺、京兆狱，王维这类文官或小头目被关押在宣阳里的杨国忠旧宅。两个月后，惩处“汉奸”的条例公布出来，按罪行大小分为六等：罪大恶极者处死于菜市场；次一等赐其自尽；次二等重杖一百；次三等流放、贬谪。王维的罪行，最低也当流放，但最后不仅得到唐肃宗的谅解，而且还给了个太子中允之职。为什么呢？据专家推测，理由有三：一、写过前面所说的这首表忠心的诗；二、他的兄弟王缙提出削减自己的官职来营救兄长；三、当时的宰相崔圆伸出了援助之手。据说，王维与当时的大画家郑虔、张通还被关押在杨国忠的老房子里的时候，崔圆从大山沟回到京城，有了豪宅要装修一番，经常把这三人捞出来为自己的房子画壁画。倘若在开元、天宝的盛世，这些画家无论如何都会维护自己的身份，维护艺术的尊严，但现在把给宰相画壁画当作救命的稻草紧紧抓住，拼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书上说是“运思精巧，颇绝其艺”。这样卖力，崔圆宰相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关键时刻拉了他们一把。大唐皇帝爱惜人才，原谅了王维，但后世的文人却不愿轻易放过他。元代有位名人叫吴师道，看到王维留存的《辋川图》这幅画，写了如下一段文字，说“（王）维文词清雅，风度高胜，超然山林间，疑其非世之人。而居位显荣，污贼不能死，适累是图，惜哉”。意思是王维诗歌写得好，气度高雅，有神仙的风姿。但身居高位，当了俘虏却没有一死了之，使他的图画的价值也受到影响。王维失节后，没有选择自尽，吴师道认为，这种没有节气的文人，他的画再好，我们也不应该喜欢。还有人说王维诗歌写得不好，根本不值得去读，大理学家朱熹说：“王维以诗名开元间，遭禄山乱，陷贼中不能死，事平复幸不诛。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
王维早年在仕途算不上得意，但自从有了做“伪官”的“污点”后，反而官做得越来越大。由集贤殿学士升迁为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转给事中，最后官至尚书右丞。这些官职都是他在有污点前所不敢想象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奇怪的现象呢？我们不得而知。晚年的王维，官做得越来越大，心却越来越冷。妻子十三年前就死了，这么多年他一直独处，好像也习惯了。他在蓝田买到了宋之问的别墅，整天与裴迪、崔兴宗等人弹琴赋诗，嘯吟终日。拿着朝廷的俸禄，他也很少去处理具体的政务，大家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王维还在忙于文学创作。还是看看王维在辋川写的那些好诗吧，我们先来看他的《鹿砦》：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只见山岩叠嶂，看去空无一人。可是有时会突然听得朗朗笑语，但由于回声的多重反射，一时间很难判断人声究竟是从何处起来。表明诗人的视野比较开阔，可以一视无碍；如果置身于遮蔽天日的原始森林中，就得不到“空山”的意象。对句的“响”字与“空山”相呼应，只有在没有太多障碍物的情况下，声音才能在山谷中往复回荡，方才可以说“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山中景色会因朝夕而晦暝，风雨会因时而变化。此诗则选取傍晚时分的景色作为描写对象。斜阳返景，照进深林，映在青苔上，给幽暗的深林带来一线光亮，给林间的青苔添上一丝暖意，也给整个深林带来一点生机。但细加体味，就会感到，大自然的客观效果与诗人所要表现的主观情绪是决然相反的，一味的幽暗有时反倒使人不觉其幽暗，而当一抹余晖射入幽暗的深林，斑斑驳驳的树影照映在树下的青苔上时，那一小片光景和大片的无边的幽暗所构成的强烈对比，反而使深林的幽暗更加突出了。
我们来看他的《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月夜，作者独自一人坐在幽静的竹林里，或者弹弹琴，或者吹吹口哨。竹林里僻静幽深，无人知晓，但却有明月陪伴相照，这是多么恬淡惬意的人生境界。这是一首描写隐者的闲适生活情趣的诗。诗在用字、造语、写景、写人诸方面都极平淡无奇。然而它的妙处也就在于以自然平淡的笔调，描绘出的是在清新诱人的月夜，诗人独坐幽林弹琴长啸的意境，融情景为一体，蕴含着一种特殊的审美艺术魅力，使其成为千古佳品。以弹琴长啸，反衬月夜竹林的幽静，以明月的光影，反衬出深林的昏暗，表面看来平平淡淡，似乎信手拈来，随意写去，其实却是匠心独运，妙手回天的大手笔。
接着看他的《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淀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这首诗写诗人山居时所见秋山雨后黄昏的迷人景色和融融陶醉的心境，大约是诗人隐居终南的辋川别墅时所作。诗的境界清澈透明，玲珑剔透，恰似一泓秋水，其中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诗歌于诗情画意中，寄托了诗人的高洁情怀和对理想生活的执著追求。
首联写山居环境的静谧，新雨过后的清新，秋日天气的飒爽，白日向晚的安宁，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清幽明洁之气。“空山”包含以下四层意思，一指山中林木繁茂，翠绿成荫，遮掩了人们活动的痕迹；二是指此处远离尘嚣，人迹罕至，有如世外桃源，遗世独立，又如洞天福地，快乐怡人；三是指山雨初霁，万物一新，银辉四射，天地生辉，呈现在诗人眼前的是一派空明洁净、熠熠生辉的灿烂图景；四是指“空而不虚”，静而不寂，活力无限，意趣万千，因为山中有欢歌笑语，渔舟晚唱，有明月朗照，清泉潺潺。可见，雨后空山带给人们的不是孤独、寂寞，不是沉寂、死灭，而是生机活力，妙趣横生。
颔联小处着眼，工笔细描，营造出一个雅致脱俗、明媚空灵的迷人世界。皓月当空，朗照万物；苍松如盖，亭亭净植；松叶如针，青翠欲滴；水珠点点，闪闪发光；树影斑驳，月光辉映，洒下一地的星星点点，有如细碎银子铺满山林，给人以如梦似幻，飘飘欲仙之感。王维写月光，光色兼备，状态逼真，活现月照松林、闪烁不定、迷离恍惚的特点。也引导读者去留意空山松林，沐浴月华的恬静光洁和明亮空灵。
颈联拓展一步，写人事生活，而这种生活出现在山中黄昏这一特有的情境中，便显现出迷人的色彩。上句写一群天真无邪的农家少女浣衣归来，结伴同行，她们嬉戏玩闹，笑逐颜开，吵醒沉睡的山林，激活了寂静的生机，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空旷幽深的竹林中。下句写渔人，几艘小船满载星辉，尽兴而归，满眼荷叶纷纷倒向两边，掀翻了无数晶莹剔透的水珠。此情此景，让人心生羡慕，他们摇一船沉甸甸的丰收喜悦，迎接一个又一个静谧幽美的夜晚；他们唱一池脆生生的渔舟小调，去欢送一个又一个余晖掩映的黄昏。姑娘也好，渔人也罢，诗人只听见竹林中的喧闹而不见其人，只见到莲株的摇动而不见行舟，人们竟是深藏在这样一个郁郁葱葱的绿色世界里，这是何等动人的景象啊！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想，生活在这样一个世外桃源的人们，勤劳纯朴，心性高洁；安居乐业，幸福快乐；率性真诚，一派天然。难怪末联诗人要由衷地倾吐出“王孙”可留的感叹了。
尾联巧用《楚辞·招隐士》之典，“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春芳虽然自然而然的消歇了，但秋光一样美丽迷人，“王孙”自可不必离去了。貌似劝人，实则自勉。“山中比朝中好”，洁净纯朴，可以远离官场污浊而洁身自好；山中比尘世好，纯洁空灵，可以远离世俗庸碌而修养性情。诗人对山中生活的迷恋之情，跃然纸上。另外，从全诗所用意象也可看出作者的思想情趣。
王维晚年好静，因为他事佛。《旧唐书》说王维奉佛吃斋，晚年愈盛，每天请数十个僧人和他一起吃饭，以玄谈为荣。房间中没有其他东西，唯有茶具、药臼、经案、木床而已。每天退朝之后，他焚香独坐，以诵经为事。临死之前，忽然索笔写诀别书给远在凤翔的弟弟王缙，又与平生亲故，写了很多告别的书信，都是敦促他们要奉佛修心。王维一家都在虔心礼佛。他的母亲崔氏尊大照禅师为师，虔诚奉佛30余年。弟弟王缙崇拜心空三藏，是密教信徒。王维自号“摩诘”，就是根据《维摩诘经》而取的。他所撰写《能法师碑》，全篇皆用佛语缀成。佛家教义钻研得深透，自然会在诗歌中流露出来。大家都称赞王维的画非常精妙，王维自我解嘲说自己前生是画师。虽然是玩笑之语，但王维对轮回之说还是深信不疑，尤其到了老年，病、死等问题无法逃避，如何解脱由此带来的不安和恐惧呢？他自己说“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所谓学“无生”，就是领悟不生不灭的实相。王维领悟了多少，我们无法考证，只是他终究没有做到不生不灭，大约六十一岁那年，他就往生了。不过，作为禅宗的宗教信仰，它决不是封建迷信，它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生存状态，一种人生境界，它追求的是善，是对人们心灵的告慰，我们无须去追问它的真实与有无，更无须用尘世的经验去证明和推翻天国的存在。它只是一种心灵的寄托，灵魂的安慰。这就好比我们去看望一位弥留之际的老人，如果客观地讲，既无天堂，也无来世，历史上多少人用科学和逻辑证明了天堂和来世的虚无，但他们在关注真实的同时，忘记了人的另外一种需要和向往，有时需要比真实更重要，人需要善意的谎言。当牧师告诉弥留之际的人，他即将在天堂——他来人世前的家，和先去的亲人相会时，比我们说他将化为土，还原为分子、原子，是不是更体面，更善良，更给人以尊严呢？人不能没有希望，虽然向死而生就是人生，虽然生活就是劳累，我们还是甘愿存在，就是因为我们心中充满了希望。希望需要表达，表达需要形式，西方人用人世的宗教来表达，我们没有入世的宗教，就用诗歌来表达，表达我们对生命的希望，表达我们的悲天悯人的意识。虽然我们没有牧师，没有礼拜和弥撒，但我们却有诗歌，诗歌就是我们的入世宗教，我们从诗歌中找到了只有宗教才能带来的那种活跃的情绪。也许我们今天读唐诗，读王维的诗，就是从中找到了我们的那种活跃的情绪。这也就是王维的“诗佛”的形象从此矗立起来，和他众多的诗歌一样永不消逝的原因吧！
诗人走出繁华的都市，透过尘世的喧嚣，徜徉于山水之间，坐观桃红宿雨、柳绿朝烟，静听桂花落地、鸟鸣春涧，这种静听天籁、细数落花的人生境界，只有淡漠了功名利禄，拂去了滚滚红尘，心绪归于宁静的人才能拥有。王维诗作中优雅精妙的诗情画意能给我们荒芜枯寂的心田，注入清泉般的滋润，从而产生了一种超凡脱尘的出世情怀和心底坦然的欢快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