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山西民俗文化，有两个生于清末的山西籍名人可作为生动的注解：一个是人民作家，中国文学“山药蛋流派”的旗手，描写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铁笔圣手”赵树理；一个是人称“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他们都成长于山西农村，熟悉乡里生活，接受过现代文化教育，都是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虽然他们的革命立场不同，但他们在对山西民俗文化的记录、体现、扬弃上都是有所贡献的。对山西民俗生活的描写是赵树理文学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地揭示了民俗文化在形成过程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而阎锡山的私人生活却证明了民俗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超越经济、政治条件的惯性力量，它使每个人无不打上故乡的烙印，让人终生因循厮守，难以割舍。
赵树理（1906—1970），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人，贫农家庭出身，少年时期在家乡上过村塾和小学，同时参加农副业劳动，备尝躲债的辛酸苦楚。在农村社会生活中，他获得对农民生活、习俗、情趣、语言的深刻了解。曾任乡村小学教师，青年时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开始了文学创作。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担任了多种职务，在北京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到山西家乡生活与创作。在近4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他以卓越的艺术才能为世人记录和描绘了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农村中发生的伟大变革的庄严美妙的图画”（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成为人们认识当时社会的经典。
经典的作品总是有着全面而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赵树理的作品多是反映农村农民，有着农村历史和农民生活的广阔背景，有着对家乡民间习俗风情的细腻描绘。在他的众多作品中，1943年10月写于太行山的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是一部具有现实社会缩影和高度抽象寓意的代表作。无论是反映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演义，还是叙述中国式“民主政治”与“独裁统治”的博弈，它都是以寓言式的简练笔法，给人们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山西农村社会风俗长卷。
《李有才板话》中的故事，就发生在坐落于太行山麓的阎家山村。这是一个东西长形结构的山村，阎姓人家是村里的大户，由此而得村名。村落的布局有街巷、庙宇、院落、房屋、田地、谷场、祖坟等，是一个结构功能完善的典型山西乡村。其村民的居住条件、建筑样式有砖楼房、平房、土窑洞三种。小说的主人公李有才是贫农光棍汉，50多岁，没有地，给村里人放牛，夏秋两季捎带看守村里的庄稼，全部产业就是一孔土窑。李有才的土窑结构和功能是“门朝南开，靠西墙正中有个炕，炕的两头还都留着五尺长短的地面。前边靠门这一头，盘了个小灶，还摆着些水缸、菜瓮、锅、匙、碗、碟；靠后墙摆着些筐子、箩头，里面装的是村里人送给他的核桃、柿子（因为他是看庄稼的，大家才给他送这些）；正炕后墙上，就炕那么高，打了个半截套窑，可以铺半条席子。因此你要一进门看正面，好像个小山果店；扭转头看西边，好像石菩萨的神龛；回头来看窗下，又好像小村子里的小饭铺”。
该村是山地条件下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间或少许畜牧生产。山坡上放牛，山野地、洼地里种田，山坡和地堰上野生荆条、酸枣树等。农田规制零碎分散，一亩地常由七八块田组成，“每块地不够二分，可是东伸一个角西打一个弯，不得不分成四五块来算”，须采用“飞田归亩”的估摸法来丈量，经常是“自此以下至崖根共几亩几分”。生产力落后，粮食产量低下，打谷“场子就在窑顶上，是好几家公用的。各家的谷子都不多，这天一场共摊了四家的谷子，中间用谷草隔开了界”。
当地生产小麦、玉米、谷子、豆子、山药蛋、南瓜等，村民的主要饮食方法是吃干粮、喝稀饭、缺副食，或饭、菜、汤混一。干粮以“个”论，有烙饼、馍馍、黍米糕、糠窝窝、“谷子面干粮”等；稀饭论“碗”论“锅”，有汤面条、炒面、豆面条汤、煮糠、“大锅里煮得了山药蛋南瓜”等。
阎家山百姓生活艰难、克勤克俭，但接人待客热忱，节日里要改善生活，调剂饮食。县农会的老杨来村里检查督促秋收工作，到贫农老秦家吃饭，老秦家便“到东家借盐，到西家借面，老两口忙了一大会，才算做了两三碗汤面条”，用小锅做饭给客人吃，自家人则在大锅里煮些山药蛋南瓜吃。“添仓节”讲究吃黍米糕，小顺拿着两个黍米糕让李有才尝尝，李有才一边接着一边谦让：“你们自己吃吧！今年煮得都不多！”然后，议论启昌家过节只给了长工两个糕，“雇不起长工不雇吧，雇得起管不起吃？”大伙儿一致挖苦启昌老婆不是个东西。
当地的民间文娱生活是串村看戏，一些有文艺特长者有时也台上台下客串演唱。土生土长的文娱形式是即兴编演“圪溜嘴”，官话叫“快板”，属不打乐器的清唱，也叫“干梆戏”。
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故事中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太行山一隅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还深刻地描述了公平正义与邪恶自私的抗争、文明进步与野蛮倒退的较量、民主政治与独裁统治的博弈。《李有才板话》中的乡井风俗描写，绝不仅仅是故事场景，也不只是对人物外部生活风貌的点缀：
阎家山这地方有点古怪，村西头是砖楼房，中间是平房，东头的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窑。地势看来也还平，可是从房顶上看起来，从西到东却是一道斜坡。西头住的都是姓阎的；中间也有姓阎的也有杂姓，不过都是些在地户；只有东头特别，外来的开荒的占一半，日子过倒霉了的本村的杂姓，也差不多占一半，姓阎的只有三家，也是破了产卖了房子才搬来的。
这里描述的既是当地民居风貌，更是要借助一道从西到东的建筑斜坡风景线说明农村不同阶级成分人物的变迁经过和生活现状，姓氏也不是随便能姓“阎”的，和鲁迅小说中的“赵”姓一样，是阔人或曾经阔过的人的权力，分明是一幅反映阶级社会生活的曲线示意图和坐标说明书。
在赵树理的笔下，民间饮食状况，甚至对一种食品的质量和形状的描述，都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寓意的。李有才“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的板话诗，戳穿了“模范村”的真相；攀高附贵、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盘剥农民的农会主席张得贵，被群众称为“是我们村里有名的吃烙饼干部”。这里的“烙饼”、“稀饭”是不同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即如村落建筑中的“庙”，是祭祀、行政、集会、议事、讼诉、社戏的场所，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人物相处的地方，一些人当了干部就“坐在庙上不下来”了，形象地寓意“居庙堂之高”隔阂“处江湖之远”，异化的力量背叛了老百姓；村东头的老槐树下，则是老百姓饭后相聚议论时人时事的场所，何尝不是古代乡民评论善恶的乡校、当代群众臧否人事的“民主角”！
赵树理在创作时，是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宏大的理想追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深刻领悟，对民间生活的熟稔经验，通过自己精微的洞察认识，用娴熟的艺术技巧和自觉的扬弃创新精神，来分析看待民情风俗，然后撷取乡井民情，生动巧妙地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传统的民俗强化了新人物的大众真实可感性，又为新思想的生发提供了沃土和空间，也正应了鲁迅所说的“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鲁迅书信集》，第528页）。这些使得赵树理的作品既有浓郁的乡土气、通俗的大众化、生动的民族性，又有高度的抽象性、深邃的寓意性、广泛的概括性，实在而灵秀地成为中国当时社会的寓言之作。难怪远在大上海的郭沫若被《李有才板话》完全陶醉了，一下子就看到了“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并且从出自太行山窝的李有才身上，看到了讽刺揭露中华民国黑暗的马凡陀（袁水拍）、陶行知、冯玉祥的影子（郭沫若《〈板话〉及其他》）。
实际上，赵树理的创作就是要以小搏大、以粒砂见世界。一方水土阎家山，村西头却出了个年年选举都能连任村长、“一手遮住天”、“独霸乾坤”的阎恒元，经营出所谓的“模范村”……若说《李有才板话》影射出了某些真实的社会人物，那首先影射出的就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
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人，出生于农商兼营的家庭。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太原解放，他统辖山西达38年，是旧中国唯一的不离乡土、任期最长的一省军政长官，又曾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等要职，是民国的阁揆大老。他既接收了不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推崇孔孟儒学，尊奉纲常名教；既想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摸索苏联经验，又学日本军国民教育。他出国留学又回乡守土，出身行伍又深谙理学，思想开化又圆滑守成，善创新范又总走老路，既有爱国进步之举又有害国反共之为。他也孤芳自赏以为百川纳海，形成了一套关于中国和世界的理论，国民政府还曾把他统辖下的山西誉为“模范省”。
如果从民俗生活看人物，阎锡山可算是一生不离晋味的人物。生下即被父母起名万喜（当地讲究生男婴为大喜，其表兄弟叫官喜、环喜）。农商兼营的家庭有守本逐末的家教，阎锡山自幼谨从家教，一生两次婚姻皆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15岁时与徐竹青结婚，因妻子不能生育，便从父母家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压力，32岁时与14岁的徐兰森结婚。他在家务过农，出省经过商，省城做过工，求学留过洋，从28岁开始做省长以上的高官一直到死，历时半个世纪，但在衣食住行上却万变不离其宗。
穿戴方面。阎锡山平时戴瓜皮帽，穿长袍马褂，有一套上将礼服，却只在检阅部队或大典时穿戴。他从不穿洋线袜，最喜欢穿家乡白细布做的纳底布袜，很少穿皮鞋，通常都穿松紧口布底青呢帮鞋。深秋季节以后，披一件黄呢斗篷，他的衣服均由副官处负责缝制，鞋袜衬衣的洗换由侍从长料理负责，并由其五妹子阎惠卿操持穿戴，其他家人亲属从不过问。
饮食方面。阎锡山一般不饮酒、不喝茶，只喝橘子皮泡水。曾每天吸一支炮台烟，一支截成三段，吸完为止。曾有一段时间为防止下湿病，用长杆烟袋吸旱烟，烟叶内配有苍术、沉香。膳食组有迎宾待客的中西高级厨师，由本家侄孙担任组长，阎锡山一般不喜欢吃大菜，爱吃家乡饭。一日分6时、12时、18时三餐，每餐4菜1汤，早餐和晚餐都有一碗山药蛋、白菜、豆腐、粉条、肉片做的烩菜，另有咸菜等小菜。主食是蒸馍和面条，他最爱吃荷包鸡蛋面，滴点醋，炝点葱，撒上一些芫荽，其他调剂花样有花卷、烙饼、油饼、千层饼、麦卷、油糕、莜面窝窝、猫耳朵、豆面抿圪蚪、高粱面擦圪蚪等。厨师们私下里编了首顺口溜：“司令长官的饭好做，河边（村）的馍馍大兴（村）的糕，山药蛋烩菜把豆腐烧，莜面栲栳栳麦转转，拌汤里加个鸡蛋蛋……”（参见《山西文史资料》第47、66辑，山西省政协编辑出版）
行居方面。阎锡山喜欢窑洞穴居，抗日战争时期，他“黄河两岸度春秋”，在晋西南吉县克难坡只住石头门面的土窑洞、土炕头，窑内挖有长长的秘道。每夜10时睡觉，每日5点起床，由侍卫长帮助穿戴后开始办公，6时早餐后向军政官员训话。中午要睡个“子午觉”，自称只要这样，一天就有精神健旺的“两个早晨”。平时爱散步行走，抗战时期的交通工具主要是毛驴，不坐车轿。阎锡山骑驴时，由两三个卫士半抱半抬把他放在驴背上，而他却手不绾缰，脚不踩镫，全凭两旁卫士扶持着走。他在驴背上讲话、指挥，秘书则要跟着驴边跑边做记录。时人有歇后语“阎锡山骑毛驴——不负责任”。他还印有诗集《骑驴吟》，外国记者笑称他是“骑驴将军”。
语言就更别说了，山西因他而有了“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前台后台不如五台”的民谚。据他自己回忆，除了早年对袁项城（袁世凯）感到有点儿紧张局促外，不管是对孙中山、朱德还是对蒋介石、李宗仁，不管是对中国人还是对外国人，不管你爱听不爱听还是听懂听不懂，阎锡山都是用一口“们（意‘我’）五台”的河边村话，一板三眼自信地宣讲“做甚务甚，做甚会甚，做甚成甚”之类的山西经验训条。
抗日战争时期，阎锡山率山西省政府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到黄河岸边的吉县克难坡，部属1万多人全是依山挖窑居住，致使当时有“不抗战，只挖洞”之说。整个克难坡层层叠叠全是窑洞，如蜂窝一般，至夜晚则灯火明亮，如夜重庆。阎锡山要人们尊崇他的意志，希望这些窑洞是“能使人能，不教人不”的“种能洞”。当时亲临其地采访的爱泼斯坦称那里是阎锡山的“香格里拉”。
曾宣称“即使我降为保甲长，我也不会离开山西”的阎锡山（爱泼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第122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最终还是被人民解放军的炮火赶到了台湾岛。在大海的那一边，年近古稀的阎锡山念念不忘在家乡住过的“种能洞”，说道：“我到台湾因不耐炎热，与暴风雨的侵袭，建茅屋于菁山山麓，移居以来，想起内地冬暖夏凉，不怕风雨的窑洞。我问台湾同胞，台湾为什么没有窑洞？他们说：窑洞有三个缺点，一潮湿，二空气不流通，三怕地震，适合于北方，不适合于台湾。这三个缺点经研究全可补救。使用洋灰就防住了潮湿，开前后窗户就能使空气流通，至于地震，窑洞与楼房性质一样，是看建筑上设计如何，我遂决定建筑一所窑洞。台湾房屋，中国式、西洋式、日本式均有，特取三式之长，融合为一，为台湾同胞作试验。”（阎锡山《“种能洞”名记》）在“种能洞”里，阎锡山开始了10年山居著述生活，一直到死。
在赵树理的笔下和阎锡山的身上，他们既反映出山西民俗生活的共性，又体现出晋东南、晋东北民俗生活的特色。如果说，赵树理是以“铁笔圣手”描绘出一幅绚丽多彩的山西民情风俗的长卷，那么，阎锡山则是“政海浮沉”，终其一生活画出个衣食住行不离其宗的“老西儿”形象。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屈原《九章·哀郢》）厚德载物、生生不息的民俗风习就是有着这样一种永恒的力量，教人与岁月俱老，使生活和艺术常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