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值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白居易从买花处发现了一位别人视而不见的“田舍翁”,触发了他的心灵,才有了这一独创性的艺术构思。诗人先对京城贵游亮相买牡丹花的场面进行刻画描写,而此时一位偶来卖花市场的“田舍翁”看到此情此景,只是在“低头”,并听见他在“长叹”,这一特摄镜头十分生动形象,这里作者摒弃了讲道理、发议论,而是用“田舍翁”这一形象,与买花的男女贵人挥金如土的行为形成强烈对比,“田舍翁”不忍看这些贵少们拿自己的赋税挥霍,为此而“低头”,“田舍翁”因自己勒紧腰带省吃俭用而来的赋税被人糟贱而“长叹”,这一“长叹”揭露了社会的本质矛盾,鞭挞了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而只图自己享乐的行为。
《新乐府》五十首,是在元和四年至元和七年改就。这一组诗政治目的明确、较有严密的构建体系,内容极为广泛,凡王化、治乱、礼乐、任贤、边事、时风、宫女等无所不包。就艺术性上而言,仍为反映民生疾苦,挞伐弊政和权贵丑恶的篇章。它的成就远远高于同时代的诗人。其突出贡献在于新乐府诗发展了乐府诗的体制,具有推陈出新的形制:
首先,“一吟咏一事”,主题集中,人物事件高度典型化。往往都是篇题即所咏之事,篇下小序就是该篇主旨。如《上阳白发人》“愍怒旷也”;《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秦吉了》“哀冤民也”;《缭绫》“念女工之劳”;《杜陵叟》“伤农夫之困”;《卖炭翁》“苦宫市也”……这种结构诗体,使诗歌中心突出,意旨明确,使诗歌一题数意及头绪繁杂的弊病得到了避免,让人一目了然。《卖炭翁》、《井底引银瓶》等叙述完整,对人物外貌,心理活动等细节刻画很到位,更显个性化。诸如卖炭翁、贫妇人、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都刻画的栩栩如生,是对传统叙事手法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白居易不少诗篇形式灵活多变,大多以三字句开头,后接七字句,中间又穿插三字、五字句,以至于八字、十字不等,这种变化富有民歌咏叹情调。这是因为白居易以常人自待,表达接近世俗的思想情感,常常采用日常题材和家常化的写法,大量吸取口语和民歌成分。那些心灵扭曲、情感不能理顺,变怪不测的结构,与白居易的心性难以吻合。通达平易的个性,放逸的情趣,只有用顺适惬当的语言,、流畅的音节,任其自然的结构来表现,诗人内心的一切尽可能向人袒开。这样,真实而毫无隐匿的情感,自然就显得洞彻表里,平平易易,正所谓“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赵翼:《瓯北诗话》。,内心意念即刻倾情倒意地毫不掩饰保留。这与作者委运任化的精神,自适随俗,信笔抒写有关,与白居易从众随俗,人与人间的平等相待有关。如果像韩愈那样,以儒家学说为一尊,教化他人为己任,那就高人一等,与众不同了。袁枚说:“韩子以知命之君子望天下之常人,而白傅又甘以常人自待。”《小仓山房文集》。,正因为白居易甘心以常人自待,从众随俗的面目出现,所以诗歌的形式就比较自由开放,随机入趣,敢言别人不敢言,敢写别人不敢写之事,敢做别人不敢做之举,这就是白居易的个性。为了诗吟之通达,白居易的诗歌善于叙述,曲尽情态,如常人之话家常,免掉了客套,从而更贴近生活;当其所言及身心产生内外矛盾时,就以常人世俗的情理去对待,客观通达、平静从容,井井有条,委婉详尽,以平易而近乎人情的方式叙述出来,令人感到真实,诚挚,可信,有人情味。在语言运用上,尽量规避典雅的书面语,而是用口头语,俗语穿插其间,使诗语活泼通灵。如《秦吉了》开篇先用两个三字句,接着是七字句,浅显流畅,琅琅上口。后半部分以秦吉了比喻谏官,以鸡燕比喻百姓,以凤凰比喻国君:“秦吉了,人云尔是能言鸟,岂不见鸡燕之冤苦?吾闻凤凰百鸟主,尔竟不为凤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闲言语!”形式自由灵活,畅达通脱,民歌情味浓郁,通俗易懂,亲切可感,气象新颖,富于独创性。
第三,白居易一些优秀的《新乐府》诗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在叙议结合上对人物形象的描绘有独特之处,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大多为叙事诗,在叙述的同时,把自己强烈的情感灌输其中,造成诗歌浓重的情感色彩。在表达情感的同时,往往通过具体形象的刻画与描绘,加重其情感度,在叙述中,为达到讽刺批判的强度。往往加以议论,具有叙述、议论描写相结合的特点。如《上阳白发人》、《陵园妾》、《母别子》及《井底引银瓶》、《议婚》等诗对妇女命运的凄惨的讴歌即是如此。《上阳白发人》开篇先交待一生被幽禁的老宫女的绝望,接着简洁勾勒她生活的环境和身世。表达了无限的悲情。紧接着作者对其形象、矛盾心理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和刻画:
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转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秋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诗人从“秋夜长”、“春日迟”两个场景写被幽禁宫女的凄凉生活。以情景交融写“秋夜长”、秋风、暗雨、残灯、空房、长夜不寐,身单影只,这些环境的凄凉、冷落与宫女内心的寂寞、孤苦融合一体,景与情交织,渲染出浓郁的悲剧氛围。接着以情景映衬写“春日迟”:春光明媚时,梁燕双飞,黄莺鸣啭,衬托了宫女愁苦孤寂之情,燕同飞同栖引起年轻女子的羡慕、嫉妒,再也引不起老宫女的感情了。此处十分含蓄婉转的刻画了宫女的心理变化。“休妒”二字把宫女日思夜盼,从希望到失望到绝望,直至对生活、爱情都失去了信心和情趣,心灰意冷,麻木度日,在痛苦中煎熬的憔悴形象描绘的十分出彩。作者对老宫女寂寞苦闷心情进行淋漓尽致的描写之后,突然来了一个主人公的自嘲。因为“年最老”,所以得到皇帝的恩典,赐给一个“尚书”的虚名,自己垂垂老矣,给个虚衔又有何用,难道自己一生青春仅换此空衔吗?可见皇恩的虚伪。接着再对自己的装束进行一番嘲讽,让人见笑的“小头鞋”、“窄衣裳”、“眉细长”,这都是血泪的控诉,用自嘲的口吻,表现自己沉痛的心情,细致入微的刻画了主人公悲痛欲绝的变态心理。又如《井底引银瓶》中女主人对少女时生活情景的回忆也是如此:
忆昔在家为女时,人言举动有殊姿:婵娟两鬓秋蝉翼,宛转双蛾远山色。笑随戏伴后园中,此时与君未相识。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
该诗描写了一个天真活泼,真诚热烈的少女形象,洋溢着青春气息。因这一对青年男女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所以导致自由恋爱的不幸,酿成爱情悲剧。引发出人们深切的同情。总的看来,《新乐府》的优秀篇章通过叙事,表达出浓浓的情意饱含了作者的思想倾向性。通过对形象的塑造,突出了主题,增强了诗歌的生活情趣。还通过人物的外貌、服饰、心理活动等细节刻画人物,刻画了众多形象,大多栩栩如生。如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卖炭翁、贫妇人等刻画的有血有肉,这种叙事诗中融入小说手法是对传统叙事诗的发展。
另外,在叙议结合的结构上有其独创性,也能看出白居易不满诗歌的板滞诗风,追求开放尚俗的灵活诗风的特点。他的《新乐府》较多优秀诗篇即是如此:有的诗全篇没有议论,但字里行间褒贬自现,如《卖炭翁》,借卖炭翁由“伐薪烧炭”到进城“卖炭”再到炭被抢,痛斥了宫市扰民害民,宦官强取豪夺的野蛮行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可怜”二字表达了同情之心,“忧”、“愿”真切的描写了卖炭人的艰难处境和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全篇没有一句议论,全用形象说话,却发人深省。有的夹叙夹议,如《重赋》、《杜陵叟》等,有的“卒章显其志”,即篇末点题,这类诗作最多,如《上阳白发人》、《轻肥》、《缭绫》、《红线毯》等。在叙议结合上往往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诗人直接发论,渲泄感情,如《红线毯》“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二是将自己的优裕生活与老百姓的贫苦生活相对比,如《村居苦寒》、《观刈麦》结尾的对比,表达了诗人自责内疚的心情,深化了诗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悲悯。在《新制布裘》中,诗人推己及人,抒发了民胞物与的情怀:“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温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同样是在对比中实现的。三是将百姓的饥寒困苦与权贵的花天酒地相对比,如《轻肥》“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桔,鲙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苦,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买花》“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是在事件的大小、程度的轻重、生活的贫富、境况的苦乐的内外对比中,深化了诗歌的主旨,增强了讽谕的力度。诗人往往借助形象描写,亮明观点及倾向,新丰折臂翁,杜陵叟,“戎人”、田舍翁等都是借形象说话的。这是作者新乐府诗的独特之处。
第四,在直赋其事时,还采用了寓言托物的手法。诗人借自然物象寄托对社会的见解和感慨。采用拟人化、比喻等手法形象地揭示贪官污吏狐假虎威、鱼肉百姓的罪恶,在这些寓言诗中,用赢骏、涧底松、秦吉了的人格化,比喻某类人或某类现象,扬善贬恶,同情弱者和不幸,如用秦吉了比喻谏官,以鸡燕比喻老百姓,以凤凰比喻君主,这种用寓言形式结构成诗,含蓄而生动,通过形象化的拟人手段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性,这种手法蕴藉含蓄婉约,是对比兴手法的进一步发展,创新明显。
总之,不管怎么说,白居易新乐府诗是对诗歌形式的探索,并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造成了一定之势,形成了一定的风气,得到了广大下层民众的认可和拥戴,在唐诗坛中占有重要的艺术地位,他的艺术个性是通过其作品体现出来的,为此,他的创新功绩是不可没的。
叙事绝唱与音声胜场
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从内容上说是一吟咏一事,人物事件高度典型化,从形式上看,题目都是自拟新题,尽管有些诗题冠以“歌”或“行”,但内容的时代性很强;从表达方式上看大多诗篇皆以叙事为主,辅以抒情议论。鉴于此特点,我认为,《长恨歌》和《琵琶行》为乐府诗,《长恨歌》虽写历史,但已不完全囿于历史,而是依据历史,又有民间传说的成份,史实、想象、虚构有机结合,所以所写已不再是历史了。《琵琶行》是诗人的亲身经历,将自己的不幸与琵琶女的遭遇相比拼,感伤自己生平的坎坷。由写历史到现实,两首不朽之作都是一吟咏一事,是“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吟者。”(《与元九书》)都是在继承汉代乐府《孔雀东南飞》的基础上别创的新调,作者虽标以感伤,但为新乐府之作。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与朋友陈鸿、王质夫三人同游仙游寺,并受到陈鸿《长恨歌传》的启发,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诗人从历史想开去,吸纳时人的传说与传唱,加以艺术想象和虚构,经过重新构思、组合,形成了李扬的爱情故事的悲剧性,它已不再是历史,而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只因作者将历史与传说相揉,将写实与想象结合,天上与人间相照应,历史事件与人物态度相谐和,既有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又有深化的同情和叹婉。把李扬的悲剧描绘的凄恻动人,如泣如诉,千百年来感动着一代又一代善男信女,被人评为“千古绝唱”。这就说明《长恨歌》写的已不再是昔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了,而是高度艺术化了的、并饱含作者情怀的艺术品了。
《长恨歌》从结构而言,可分前后两部分,作者先交待唐玄宗因重色误国,造成安史之乱,这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悲剧的根源所在,也可说是悲剧的基础。因迷色而轻国,因娇媚而恃宠,实际上已为他的爱情悲剧种下了祸根。为此,安史之乱暴发,皇帝仓皇逃向西南,途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这就是他们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正说明唐玄宗沉于女色的祸国殃民已引起了人们的共愤。这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此前都是从二人如胶似漆的欢乐气氛入手的。杨玉环一死,气氛陡转,爱情悲剧上演。接着的环境描写渲染了唐玄宗的悲凉心情。从“黄埃散漫风萧索”,到“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从“恨”入手,从人物精神世界遭打击的“恨”中,描写唐玄宗内心的酸楚,在行宫中的悲凉寂寞、孤苦,还都途中的追忆,回宫中睹物思人,触景生情,根据季节变化,物是人非事事休的多维感触。这种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梦绕魂牵的相思之泪,实乃回肠荡气,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正因为把人物的复杂感情渲染到了极致,所以后半的浪漫主义情调才落到了实处,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从“临邛道士鸿都客”为唐玄宗寻找杨贵妃开始,诗人采用浪漫主义手段,忽天上,忽地下,上天入地的寻找。“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最后在海中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的“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虚无缥缈的仙山上再现,并让她殷勤迎接汉使,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就是为了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日思夜想,对渲染、深化“长恨”主题更推进了一步。诗歌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清音有余”中,给人以回味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