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诗人承绪了魏晋六朝诗风，所有的宫廷诗人在艺术上仍追求繁缛绮错、形式技巧、语言词藻的华美。最终把对偶技巧和声韵技术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在形式上推进了律诗的完善和定型。他们大力写作，实践这些理论，从而逐渐使五、七言律诗完全成熟。这些宫廷诗人确实为诗歌形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在这种华美的形式掩盖下的内容却显得狭窄单调，情调上显得苍白平庸，了无生气。此时，真正为诗坛带来清新刚健之气象，把人们引向广阔的时代生活，焕发出新颖的蓬勃生机，使诗歌内容具有开拓性创造精神的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他们志同道合、互通信息、切磋技艺，共同向上官体提出挑战，使诗歌重新回到歌唱人生，反映民病的轨道上，反映社会中、下层一般士人的精神风貌和创作追求。这与唐代开放的精神和政治宽松的环境不无关系。他们的出现，使初唐诗坛文风获得了真正的转机，四人诗文齐名，被后人誉为“初唐四杰”。
思想理论激进而高扬
“初唐四杰”横空出世，给初唐诗坛带来了巨大的振动。他们都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极富文学才华，逞才傲物，加上时值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举国上下彰显了大一统的朝气蓬勃的景象。这些人都有宏图大志，企望步入仕途，为国为民为社会做出贡献，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他们出身寒微，机遇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少。因此，他们的仕途都非常坎坷不顺，鹏程万里之志受到压制，怀才不遇之情时有流露。如“客书同十奏，臣剑已三奔。”（王勃《示知己》，《韵雨阳秋》引）；“美人今何在？灵芝徒自芳。山空夜猿啸，征客泪沾裳”（杨炯《巫峡》）；“丁年游蜀道，斑鬓向长安。徒费周王粟，空弹汉吏冠。马蹄穿欲尽，貂裘敝转寒”（卢照邻《早度分水岭》）；“素服三川化，乌裘十上还。莫言无皓齿，时俗薄朱颜”（骆宾王《途中有怀》）。造成了他们理想与现实的不相称，个人胸襟与政治地位的矛盾，人人不免都有一种失落感。然而，他们郁积着不甘居人下的雄杰之气，于是有力的促使他们文学才能的充分发挥，他们都创作了不少富有个性特征又有时代气息的诗篇，给初唐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的诗歌创新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概括。“四杰”思想激愤，高扬扫荡绮错婉媚的大旗，给诗坛上带来了崭新的气象。他们初登诗坛，就表现出睥睨古今的勇气，其锋芒毕露，盛气凌人。卢照邻说：“圣人方士之行，亦各异时而并宜；讴歌玉帛之书，何必同条而共贯？”《南阳公集序》。，“其有发挥新题，孤飞百代之前，开凿古人，独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粤在此乎！”《乐府杂诗序》。王勃说：“孔夫子何须频删其诗书，焉知来者不如今；郑康成何须浪注其经史，岂觉今之不如古。”《感兴奉送王少府序》。这种强烈的自信心，是大唐帝国一统后的时代气息，正是这种时代气息的激发，他们看到“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才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师相”卢照邻：《南阳公集序》。，从而激起他们敢作敢为的热情和豪气。“莫言贫贱无人重，莫言富贵应需种”（骆宾王《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这充分表现了身处社会下层、个性长期受门阀制度压抑的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强化，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和自我期待，这在先朝是不可想象的。
正是在这种激越思想的催促之下，他们能认识到绮错婉媚的宫体诗风必须革除，以一种自觉的改革意识荡涤绮靡文风。以“开辟翰苑，扫荡文场”王勃：《山亭思友人序》。为己任，他们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错，提倡刚健骨气。正如杨炯在《王勃集序》中所言：“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竟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强调作诗要有刚健骨气，实际是针对争构纤巧，绮靡当时的上官体而言的。在龙朔年间的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体现出来的特点是“绮错婉媚”《旧唐书》本传。，他们致力于修辞性、装饰性之美，缺乏诗歌所拥有的激情和生气。他们所写诗歌的内容不外歌功颂德，宫苑游宴，围绕着皇帝和皇宫内狭小圈子里的生活及贵妇宫女，完全脱离了现实社会多姿多彩的生活世界，虽然形式华美而绮丽，但内容太过单一薄弱；四杰们对此文风极为不满，积极探索，以崭新的思想，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极大的丰富和壮大了唐代诗坛的内容，为诗歌吹来了一股清新而强健的气息。四杰不仅思想理论超前，为印证这些理论，他们都投身到创作实践当中，创作了大量的极富生活情趣和思想个性的诗篇。同时，他们的创作实践侧重于文学的抒情感发作用，追求壮美的审美境界；“思飞情逸，风云坐宅于笔端；兴洽神清，明自安于调下”王勃：《山亭思友人序》。，要求文章“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杨炯：《王勃集序》。，他们以刚健壮大的情思及审美意识，荡涤着当时诗坛的柔靡之音和形式主义文风。他们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姿态昂奋，意气风发，情绪张扬，歌颂新时代，书写现实生活中的人生艰辛和人生感悟，他们的诗无论歌颂豪侠，咏怀壮志，描写羁旅，抒发友情，都有着丰富多彩的时代内涵，具有国富民强，风气雄放的时代精神。大多诗歌内容健康而充实，感情真实而激烈，丰富和加深了诗歌内蕴。如杨炯《骢马》写得气势超迈，激情澎湃，心胸旷达，展示了诗人宽广的胸襟和高扬自负的精神风貌。另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卢照邻《刘生》中的“刘生气不平，抱剑欲专征。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骆宾王《送郑少府入辽共赋侠客远从戍》中的“意气一言合，封期为里亲。”，如此等等。表现的都是感情真挚明快，慷慨激越的情调。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虽然才华出众而不被重用，但从不气馁、颓唐、沮丧，一如既往的对人生旅途充满了希望和信心，情绪高扬，感情纯洁而真挚，以豪迈之声高唱时代与人生，打破了上官体垄断诗坛的局面，诗歌内容由重臣转为平民，由台阁转为市井化和塞漠化，使诗歌朝着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为唐诗的发展与繁荣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杰作诗，重视抒发真情实感，面对社会不公，他们嫉恶如仇，面对不平，他们敢怒敢言，勇于表达自己的心声，诗中壮大的气势，给人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正如王勃《游冀州韩家园序》所说：“高情壮思，有抑扬天地之心，雄笔奇才，有鼓怒风云之气。”这种壮思和气势，在他们不受严格格律束缚的古体和歌行中表现得尤为显著。特别是卢照邻、骆宾王的七言歌行，气势雄壮宏大，视野开阔，写得跌宕流畅，神采飞扬，性情高蹈，表现出前朝少有的洪钟大吕之调，开启了七言歌行的一代诗风：如卢照邻的《行路难》：
君不见，长安城北渭桥边，枯木横槎卧古田。
昔日含红复含紫，常时留雾亦留烟。
春景春风花似雪，香车玉舆恒阗咽。
若个游人不竞攀，若个倡家不来折。
倡家宝袜蛟龙帔，公子银鞍千万骑。
黄莺一向花娇春，两两三三将子戏。
千尺长条百尺枝，丹桂青榆相蔽亏。
珊瑚叶上鸳鸯鸟，凤凰巢里雏鹓儿。
巢倾枝折凤归去，条枯叶落狂风吹。
一朝零落无人问，万古摧残君讵知？
……
诗人从渭桥边枯木横槎的萧索景象引发的联想生发开去，昔日繁华一去不返，代之而来的是苍凉的历史之感。极言世事艰辛和离别伤悲，蕴含着强烈的历史兴亡之感。其目光已不局限于宫廷而走向了市井，其情怀已不局限于个人生活的狭小圈子而是令人进入宇宙变迁的苍茫世界，透露出个人的渺小，世界之大的人生哲理。所以此诗的后半部分以“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持”的议论为转折，跨越古今，思索历史和人生，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将世事无常和人生苦短的辩证关系，书写得酣畅淋漓，思路宏阔，气势壮大，一扫台阁诗人的柔弱。骆宾王也擅长七言歌行，他的《帝京篇》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题材内容，表现手法，篇章结构上皆有异曲同工之妙。虽是沿袭宫体形式而就，但又突破了宫体的体制内容，“当时以为绝唱”《旧唐书·骆宾王传》。。内容从当年的帝京长安的壮观豪华，形势、气势的恢弘无比，宫阙殿宇的壮伟独特；接下来叙述王侯、贵戚、游侠、倡家生活的奢侈无度；由物到人的转入议论抒情，评说古今，抒发感慨：诗中以浓烈的感情，极尽铺张排比之能事，虽吸收了齐梁以来的歌行特点，但思想情调以绝少柔靡之调，代之而来的是对于历史人生的思索，使抒情深化、细化，带有强烈的人格力量，壮大的气势自然形成。诗人抒发了自己沉沦下僚不能晋升及强烈的不满情绪，使诗的内在气势更显激越昂扬。宫廷诗人的应制咏物和颂美诗风，到此完全转向了独抒怀抱，贴近生活和人生况味的写照了。另有《畴昔篇》自叙身世，长达一千二百多字，是当时少见，后代也不多见的鸿篇巨制，抒情意味真实而贴切，激扬而锵然。可见其才华出众，当时非一般诗家可比。
初唐四杰以匡时济世，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和热情，为诗歌创作注入了高情壮思和洒脱倜傥之气。卢照邻在《咏史四首》中，赞颂了“处身孤且直”、“唯唯何足荣”的季布，“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的郭泰，“愿得斩马剑，先断佞臣头”的朱云，与左思《咏史》诗相较，更显得激昂慷慨。骆宾王屡屡以创建英雄功勋自许，如“勒功思比宪，决策暗期陈。若不犯霜雪，虚掷玉京春”（《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他在从徐敬业起兵后写的《咏怀》，诗中的“阮籍空长啸，刘琨独未欢”表现了情思飞动的气概。卢照邻《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等，有效的表现了他们的创作个性。他们二人通过七言歌行这一载体，抒发了浓郁的一己情怀，毫无矫揉造作之气。内容也壮大了许多，丰富多彩深厚了许多。他们在继承了齐梁及前人的创作经验的同时，特别是在沈佺期、宋之问对五言诗歌形式定型的基础上，七言古诗与南朝乐府及骈赋等问题互相渗透、融合，各取其所长，创造了这种新的诗体——七言歌行。语言形式上，以五、七言为主，杂以三言，语言结构上时有骈赋蝉联句式，使七言歌行更强化了流动感，气势更加宏大。他们往往反复铺叙抒情，叙述抒情中又加以议论；使诗歌具有了博大精深之特点，句式层次有致，更利于情感的抒发；篇幅长短有别，有利于内容的大小容量的取舍，反映社会生活更为宽广灵活，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流宕的气势，显现出壮大无比的气势和力量，可说是实现他们刚健骨气理论最佳的抒情载体，有着不可低估的创造精神和开拓精神。
创作实践充实而丰赡
四杰的创作个性有同有异，同者为都充满了雄杰之气，充满了英雄主义精神，敢字当头的实干主义精神，提倡刚健骨气之风，不同者为卢照邻、骆宾王长于七言歌行创作，王勃、杨炯长于五言律诗创作。他们都能吸取前人经验，创制出属于自己的新诗体。卢、骆在创制了七言歌行体为主的同时，又试着写七言绝句，王、杨在创制五言律诗为主的同时，又写了五言排律，五言绝句，其实，王、杨、卢、骆五言、七言均有创作，只是各有侧重，以显个性罢了。正如前人所论，卢、骆七言歌行雄奇奔放，王勃、杨炯的五言律诗整练工丽，同样也表现出十分自负的雄浑之气和激昂情怀，他们的个性主要是通过羁旅和送别、边塞诗等载体表现出来的。这些送别诗在伤情离别的同时，能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在沉闷不平中有一种对生活的热切愿望，表达了不断求索的人生态度，从而使诗作格调为之昂扬而壮大。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此诗首联极为壮阔和精整。第一句写长安城垣，宫阙被辽阔的“三秦”拱卫，气势雄伟，不同凡响，先点送别之地；第二句指出岷江上的五大渡口，并非实写，泛指“蜀川”，点明杜少府游宦之地；“风烟”、“望”把千里相隔的秦、蜀紧密相连，身处长安遥望蜀川，迷蒙的云烟遮住了视线，已显离别之意，由此统摄下文“离别”、“天涯”。颔联文情跌宕，紧承首联惜别之感。虽为分别，但你我“同为宦游人”，劝慰宽解对方，同样为宦游秦蜀，远离家乡，仅是暂时分别，何必感伤！颈联奇峰突起，表现出博大的情怀和胸襟，此联从构思上论，深受曹植《赠白马王彪》“丈夫志四海，万里尤比邻”之影响，高度概括，精警凝练，一唱而为千古名句。尾联紧承以上三联，以劝慰杜少府收束全诗。作者在临别时劝慰杜少府说，只要我们彼此心心相印，即使远隔天涯海角，而情感交流息息相通，不正如邻人一样吗？何必像一般儿女情长那样哀伤呢？一扫前朝送别诗的哀伤情调。意境极为开阔，音调极为爽朗明快，独有一格，所以在四杰送别诗中最为著名。胡应麟《诗薮》，评此诗曰“终篇不著景物，而兴象宛生，气骨苍然”，这里所说的“兴象”和“气骨”，正是四杰对唐诗的最重要的贡献所在。他的其他送别诗也是如此，“无论去与往，俱是梦中人。”（《别薛华》）“还伤北园里，重见落花飞”（《羁春》）“自然堪下泪，谁人望征尘。”（《别人四首》之一）“复阁重楼向浦开，秋风明月度江来。故人故情怀故宴，相望相思不相见。”（王勃《寒夜怀友》二首之二）。“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山中》）。这些诗体验深刻，情意浓厚，真切感人，但均显出悲凉沉闷之气，远没有高扬情调。但哀而不伤。骆宾王、卢照邻也有不少送别诗写的气象扩大，如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写得景象如在目前，境界高远，气势超人，令人有跨时距的空间感、历史感。具有悲壮激昂的情味，哀婉凄伤的情调为之一扫。他的《送吴七游蜀》、《别李峤得胜字》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这些送别之作虽意识到羁旅的艰辛和分别的孤独，但很少伤感和惆怅，有的是真挚的友情和劝勉，境界明晰，情怀壮阔，大有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英雄气概和豪壮之声。大有有才就有路，有才就有人识的理想色彩。同样显示了刚健骨气的神韵。
